《鲁迅日记》中关涉人物众多，其中提及李世军、昝健行和王熙之三个甘肃人。李世军只是点到，未有书信往还。后二人则有书信来往，交往较深，尤其是王熙之，将所作诗词及收集的儿歌寄达鲁迅，希望推荐发表，鲁迅也为之尽心尽力，但终未成功，不过鲁迅提掖后进，关注西北人士发展仍值得一提。

　　李世军（1901-？），甘肃静宁人，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学生，国民党北京市城南区党部工作人员。“三·一八”惨案后因遭北洋政府通缉，被调往甘肃工作，行前来向鲁迅辞别。1926年5月25日日记记载：“李世军来。” 只此一句，此后未发现交往记载。

　　1924年7月7日，鲁迅一行十余人前往西安西北大学暑期学校讲学，14日抵西安，21日开讲，共给暑期学校讲学12小时，又给讲武堂陆军学生讲演半小时，讲授内容为中国小说历史变迁。在西北大学讲演时，昝健行时为西北大学国文专修科的学生，被选派为鲁迅讲演的记录人之一。鲁迅于8月4日离开西安，12日抵北京。23日，给昝等寄书并回信，日记写到：“上午以《中国小说史略》及《呐喊》各五部寄长安，分赠蔡江澄、段绍岩、王翰芳、昝健行、薛效宽……寄昝健行信。” 29日：“得昝健行、薛效宽信。” 9月9日，“上午寄昝健行、薛效宽信。” 笔者翻阅资料，未见双方书信的具体内容。

　　王熙之（1904年—1960年），甘肃临洮人，1933年前后为甘肃临洮师范学校教员，与鲁迅有几次书信交流。鲁迅1933年10月21日日记这样记载：“得王熙之信。复王熙之信。” 鲁迅给王的回信如下：“熙之先生：九月十六日惠函收到，今天是十月二十一日，一个多月了，我们住得真远。儿歌当代投杂志，别一册俟寄到时，去问北新或别的书局试试看。《自由谈》并非我所编辑，投稿是有的，诚然是用何家干之名，但现在此名又被压迫，在另用种种假名了。至六月为止的短评，已集成一书，日内当寄奉。” 王熙之的信内容无从得知，但通过鲁迅的回信可知是请求鲁迅将收集的儿歌推荐发表，并征询鲁迅能否在《自由谈》杂志上发表文章。鲁迅表示当尽力帮忙，但也委婉地道出了自己的难处。随后在10月26日“下午寄王熙之《伪自由书》一本”。

　　当年12月22日，日记写道：“晚得王熙之信并诗稿一本，儿歌一本”。王寄来了收集的第二本儿歌及自己的诗文，请求鲁迅设法帮忙。鲁迅在26日将儿歌及诗文交给北新书局的负责人李小峰，并写信：“小峰兄：这是一个不相识者（指王熙之，笔者注）寄来的，因为来路远，故为介绍，不知北新刊物上，有发表的地方否？倘发表，就请将刊物给我一本，以便转寄。否则，务乞寄还原稿，因为倘一失少，我就不得了了。” 从给李小峰信中看出鲁迅对不相识者王熙之之事甚为热心，“因为来路远”，所以请李鼎力帮助。尤其后面强调如果不能发表，“务乞寄还原稿”，并在下面加上了着重号，可见鲁迅对此还是极为重视的。

　　当天也即12月26日，北新书局告知鲁迅王熙之的诗文及儿歌未能发表，鲁迅立刻给王熙之回信，日记写道：“复王熙之信并还诗稿，且赠《伪自由书》一本”。回信的具体内容则是说明未能发表的缘由，“熙之先生：惠函收到。儿歌曾绍介给北新书局，但似未发表。此次寄来的较多，也只好仍寄原处，因为我和书店很少往来。大作的诗，有几首是很可诵的，但内容似乎旧一点，此种感兴，在这里是已经过去了。现并我的一本杂感集（《伪自由书，笔者注》），一并挂号寄上。《自由谈》的编辑者黎烈文先生，我只投稿，但自十一月起，投稿也不能登载了。” 此处鲁迅给王指出儿歌不能发表的原因是“我和书店很少往来”，同时，含蓄的指出诗文“内容似乎旧一点”，发表已不合时宜，鲁迅又表明即便我的文章，也不能在《自由谈》随意登载，以此证明推荐实在困难。尤其令人心生敬意的是鲁迅给王熙之又赠了一本《伪自由书》，其中内涵颇堪玩味，大概是未能帮忙成功的歉疚之心。

　　此后直到1934年1月4日，鲁迅收到了王熙之的信件，日记记载：“得王熙之信”。但未回复，二人的交往也就画上了句号。

　　追随鲁迅，可以看出王熙之是一追求进步之人，在临洮师范期间，他为学校的发展与地方教育事业呕心沥血。抗日战争时期，师生组织各种团体，宣传抗日主张。该校学生王善卿、石凤玉、魏郁、陈仙洲和杨仪等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参与革命事业。解放军进军新疆之际，临洮师范就有百余名师生投笔从戎，随大军进入新疆，为边疆的开发和建设贡献了诸多力量。

　　民国时期，甘肃相较东南沿海，仍行闭塞，与外界的沟通交流无多。三个甘肃人分别向名满天下、誉满天下的鲁迅请益，应该说他们是跨出封闭世界的一批人。鲁迅对他们给予了不同程度的关照，尤其对王熙之点拨提携的点点滴滴，更使人看出鲁迅的可亲可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