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据《花随人圣庵摭忆》中说，咸丰年间的权臣肃顺在主政期间对旗下官员极为粗暴，视同奴隶般喝来唤去，但对汉员却很谦恭，他的口头禅是：“咱们旗人浑蛋多，懂得什么？汉人是得罪不得的，他们那枝笔利害得很。”

电影《火烧圆明园》里的肃顺（杨泽霖饰演） 资料图

本文由凤凰网历史频道专栏作者金满楼供稿

蒋梦麟在《西潮》中说，杭州城墙之内有一个满洲人住的小城，里面驻扎着监视汉人的“旗兵”，在两百多年前，政府特地划出这个城中之城做为驻扎“旗兵”的营房，这些旗兵的子子孙孙（名义上仍旧是军人）一直就住在这里，但太平军围城时，这些人全部被杀。之后，原驻扎湖北荆州的一部分旗兵移驻杭州填补空缺，这些人说的湖北话，虽然他们多数已经去世，但是他们的子女仍旧住在那里，而且说他们父辈所说的方言，但是从第三代开始，他们就说杭州的本地方言了。

杭州是八旗的驻防地之一，杭州的满城则是在原城内划定一片区域成为“城中之城”，从清初就奉命驻防于此的旗兵和家属们世世代代的居住在这里，尽管与汉人区域隔着一道矮矮的城墙，但多年以后，这些原为游牧民族的旗人们也“泯然汉人”矣，他们忘记了自己祖先的语言而都改用汉语，甚至说的是本地方言。太平天国期间，杭州被太平军攻破后，满城全部屠杀殆尽，但正如马尔萨斯说的，战乱也会带来另一个好处，那就是人口的下降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旗人的生计问题。

清朝是中国人口急剧上升的一个阶段，旗人也不例外。据清史专家王钟翰先生的推算，在皇太极入关时期的旗人人口约八十万，在经过康雍乾的一百多年后，旗人人口增至二百六七十万，道光初年进而增三四百万，二百余年间增加了三、四倍，这与全国人口的增长速度是大体相当的。

按清廷祖制，旗人除了当兵派差之外是不允许从事其他任何行业的，但国家的兵额与官缺终究有限，随着人口的急剧增长，原来的一份旗产要养数倍之人，一个人的兵额俸禄要养一家甚至数家之人，旗人也无可避免的陷入了经济窘困之中。

八旗是清廷的主要支持力量，历朝统治者对此当然不能掉以轻心。为了解决旗人的生计问题，早在1724年，雍正皇帝就曾下谕旨说：“承平既久，满洲户口滋盛，……因护军、马甲皆有定额，其不得披甲之闲散满洲，以无钱粮，至有窘迫不能养其妻子者，朕每思及此，恻然动念，……朕若不给与钱粮，俾为养赡，何以聊生？既不能养其家口，何由造就以成其材？令将旗下满洲、蒙古、汉军内共挑四千八百人为教养兵，训练艺业，所挑人等，只给三两钱粮。”

雍正所说的“教养兵”，后来一般称之为“养育兵”，其名义上虽然有“预备役”的意思，但真正的目的却是为解决旗人的生计问题。到乾隆年间，随着旗人人口的不断增加，养育兵的数额也逐年扩增，后来甚至“不论年岁”，从十岁以下的幼童到“犯轻罪黜革之人”及“无钱粮可支者”，都给予一份养育兵的钱粮，只是俸银从原来的二两减少为一两半。据统计，养育兵的数额一度达到26208名，接近于八旗总兵额的五分之一。

乾隆朝是清朝相对富足的时段，解决八旗生计问题尚有余力，但朝廷的兵额俸禄终究有限，八旗人口却不断滋长，当“一甲之粮不足以赡此数十百倍之人”的时候，满人在整体上便不可避免的陷入了不断衰弱与贫苦的进程。在封闭的农业社会里，八旗兵丁靠着朝廷的俸禄，生活还算过得去，但在鸦片战争之后，随着货币的贬值而物价的高涨，钱粮配给标准却始终没有大的变化，以“数十万”人的兵食去养活“数百万”的家口，旗人的生活也就越来越难以维持。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