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另一方面，在嘉庆道光年后，随着人口的进一步增长，旗人的俸禄竟占到朝廷财政支出的半壁江山，长此以往，清廷自然是不堪重负。更要命的是，承平岁月在乾隆朝后已近结束，原本富足的国库被蜂起的白莲教起义等乱事消耗大半，而在太平军起义之后，随着巨额军费开支的不断膨胀，陷入经济窘境的清廷实际上已无力全额支付旗人的俸禄。

为缓解极度紧张的财政压力，清廷在咸丰年后决定，旗兵俸银减为八成发放，禄米减为五成发放，减少的禄米按每石折银五钱发给旗人。咸丰三年，各省因战乱而不能按时解送钱粮至京，清廷在焦头烂额之下“滥发大钱”，但这种只能解一时之困的通货膨胀方法导致物价飞涨，民生凋敝，而那些完全靠俸禄维生的旗人们，生活也就每况愈下。


太平天国战争造成了大量人口的死亡，这其中也包括了各地驻防的旗人。人口的减少一度缓解了日益紧迫的八旗生计，但二三十年过去后，老问题又开始严重起来。庚子年间，京城八旗在抵御八国联军侵华时伤亡惨重，据事后的统计，旗人中鳏寡孤独者竟占到总户数的30%。但是，《辛丑条约》的巨额赔款和清末新政的次第铺开，清廷再次将俸银改为七成发放，禄米改为二成发放，并且停发折米钱。在一番七折八扣后，一个普通的旗丁每月大概只能领到一两多银子。

清朝末年，北京郊外的旗人中间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今晚月儿怎么那么高？骑白马，挎腰刀；腰刀快，剁白菜；白菜老，剁皮袄；皮袄厚，剁羊肉；羊肉肥，剁毛贼。光着脚丫儿上八旗，没马褂干着急，当了裤子买炕席，豆汁饭就萝卜皮，看你着急不着急？”据说，这首歌谣描述的是键锐营八旗兵丁的穷困情形。庚子年后因排外而被杀的原山西巡抚毓贤在做江宁将军时也曾上奏称：“察看各兵丁及其家口，多属蓝缕异常，情形窘苦”，有如“乞丐”。在穷困与窘迫的逼促下，旗人们原本令人羡慕的“铁杆庄稼”也就此失去了原先的光鲜与坚挺。

据杨绍权在《“清代广州驻防汉军旗的历史”一文的补充》中说，广州旗兵既是军队，又兼警察的职责，在下班休息时一段时间里，多数在附近的茶居饮茶。由于经济条件所限，他们只能长时间的在茶居“叹茶”，这里只有一些价廉糕点，如咸糕、油条、肠粉之类，不像本地街的茶楼那样大肆铺张。旗下满人不能兼营商业，所以家庭妇女只能做些“女红”来弥补家用。旗下妇女精于刺绣（她们称之为“做繃”），一直传统下来，成为她们的专长。有些旗兵的生活实在过不下去，只好把领到的官盐、禄米出卖，以换些更廉价的替代品来维持生活。更有甚者，旗兵们就在城门卡堆担任守卫时，因为穿的官衣肥大，容易隐藏货物，他们竟公然做起小买卖来。

事实上，广州的旗人们在生计逼迫下也只能或明或暗的违反“不得从事他业”的禁令，他们中稍有头脑的都在私下里学习做鞋或雕刻等营生，而妇女则刺绣或做纸花等。据《驻粤八旗志》中记载，“羊城灯市以旗人所制为最多，且又最工。人物禽鱼花卉器皿，无一不备，多绫绢或通草为之。五色鲜妍，璀灿夺目。盖封印后，兵有余闲，籍此稍获赢余，弥补家计。”

各省驻防八旗如此，人身限制最严、生计问题也最困难的京旗也无例外，《满族社会历史调查》中就屡有类似的记载：原居健锐营的屠世良，其同治年间的曾祖以教书为生，其祖、父为裱糊匠；居南营房的吕德来，从祖父开始，三辈均以贩陶器为生；新街口的傅茂其，其曾祖同治年间便在果子铺当工人；汉军镶蓝旗人田洪泰，一家三代卖菜90多年等等，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生于1899年的著名作家老舍先生出身于正红旗，其父阵亡于八国联军之役后，家境极为艰难，他曾这样描述当时的生活：“……夏天佐饭的‘菜’往往是盐拌小葱，冬天是腌白菜帮子，放点辣椒油。还有比我们更苦的，他们经常以酸豆汁度日，它是最便宜的东西。……把所能找到的一点粮或菜叶子掺在里面，熬成稀粥，全家分而食之。”在未完成的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中，老舍身临其境的记叙了清末旗人为生活而不得不从事其他职业的细节，如大舅家的二哥一面当差吃钱粮，一面做油漆匠；郊外三舅家的几个哥哥很早就种地、学手艺；辛酸中不免有一丝滑稽的是，这些昔日的“武士”阶层还放不下架子，“出外做工，早晨上工、晚上回家，仍然穿长袍，在半路上换上或脱下劳动的服装。当邻里中熟人问他时，只说上茶馆，从不说外出做工。”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