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７２年初，康生作体格检查发现患了癌症，上面指示马上成立医疗组，在钓鱼台８号楼康生家里为他治疗。

  康生患病后，精神面貌渐渐地萎靡，身体日益衰弱。康生平素性情孤僻、古怪，生性多疑，说话阴阳怪气，医护人员很难同他接近与相处。医疗组的工作常常遇到麻烦而不好处理，他们常把问题捅到周恩来处。周恩来到８号楼看望病重的康生，吩咐医生护士尽力做好工作，安慰和鼓励他们，对他们提出的一些难题表示理解，并尽量给予具体的指示。

  康生的病情发展较快，精神状况越来越差，不肯接受任何治疗。他整天不服药、不吃饭，甚至连水都不肯喝。这便造成严重的全身营养不良性浮肿。周恩来多次劝康生进食，但效果不大，均被拒绝。由于康生多疑，对医疗组人员不完全信任，因此常常要通过周恩来做医生们的工作，或是更换人员。

  有一次，医疗组忽然电话报告周恩来：康生拒绝一切治疗措施，大发脾气?选周恩来只得放下手头的工作赶往钓鱼台，同康生耐着性子讲道理，说服他接受治疗。这次，康生总算给周恩来面子吃了一次药。可是，周恩来不能每次都去陪他服药；所以，尔后康生在治疗中输液与服药，几乎都是断断续续地进行，搞得医疗组的专家们担惊受怕，苦不堪言”。

  事情的进一步发展出乎周恩来的预料，康生居然怀疑到周恩来的头上来了。对于周恩来经常去看望他感到不安、不满及恼怒。有一次，康生的—位保健医生向他报告：“总理要来看望您。”“总理怎么又来了他为什么常来看我啊?他想干什么……”康生听后大发雷霆，提出了一大堆叫医护人员听了害怕的问题。、康生的医生悄悄地将此情况告诉了我，待我随周恩来回到西花厅，便找机会将事情的经过向他作了详细的汇报，并建议他‘以后少去那里，有事可让纪登奎同志先处理。周恩来听后未作任何表示。但自此以后，周恩来去康生那里的次数明显地减少了。

  １９７５年初冬的一个深夜里，周恩来所患的癌症已到了晚期，他正躺在床上输液治疗。医院病房值班室的同志突然接到“康办”的通知：“康老马上要到医院去看望总理，请你们向总理报告一下。”

  我得知这个情况感到不可思议。大家明明知道康生久病卧床不起，且已病人膏盲，哪还有精力来看望周总理而且，此时的周恩来也处在重病阶段，身体非常虚弱，基本卧床。

  周恩来闻讯后，马上吩咐医护人员撤除身上的输液装置等一切管子，赶紧帮助他下床，坐到轮椅上，送他到客厅，扶他下了轮椅坐到沙发上，让他一个人静静地等待康生到来。

  不多一会儿，医院大门口的警卫人员报告说，康生的汽车到了。康生躺在救护车的担架上，身上盖着厚厚的被子，正在输液和吸氧气。灯光下，他的气色很不好，脸色灰暗，眼睛无神地向上凝视着。大家一起将平车推到救护车旁边，康生处的医生、护士等工作人员和我们一起帮助把担架抬到平车上；护士高举着输液瓶，有人负责照料其它管子，好几个人细心而平稳地推着平车送康生进周恩来的客厅。

  康生说话的声音非常轻微，他哆哆嗦嗦地想伸出右手来，跟周恩来打招呼，结果没有成功。周恩来在靠近康生担架右侧坐下，我们把电铃按钮放在总理手边。他用手示意屏退所有工作人员，我们把门关上，房间里只留下他们两人单独谈话。  

  他们的谈话大约进行了一个小时左右。就在他们这次谈话后大约两三周，康生便离开了人间。有关那次谈话的内容无人知晓。直至粉碎“四人帮”以后，才断断续续地听到一点传闻，据说是康生在临死前，—到解放军三零五医院去告诉周恩来，江青和张春桥在历史上曾有过政治变节行为。

  康生整人整了一辈子，无论是１９４２年的延安整风，还是建国后的“文化大革命”，周恩来都是被他整治的对象。康生行将就木之际，为什么要把江青、张春桥这两个“同一战壕里的战友”的老底抖落出来，且恰恰反映给政治对手周恩来这是一个迄今难解之谜。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