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７０年代中期，因中苏两国分歧严重，敏感问题很多，双方常因一些事情闹出或大或小的外交风波。

所谓鞠躬事件

　　在当时，根据国内指示，凡是所谓“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活动，一律不参加，对苏方组织的邀请所有使馆参加的活动，若苏方在讲话中指名反华，我外交人员要立即退场，以示抗议。苏方每逢十月革命节、国庆和列宁诞辰纪念，都要举行活动，我大使都应邀出席。这对我国大使刘新权来说实在是艰巨的任务，每次出席这类活动都十分紧张，如苏方指名攻击我国或我领导人而没有退场，这将是严重的政治错误；若苏方在讲话中只是对我进行影射并未指名攻击而贸然退场，也是政治错误；由于刘大使不懂俄语，是否退场，主要由翻译决定，事先决定该退场时，翻译只要向刘大使说一声“指名反华了”，刘大使便立即起身退场有一次苏方领导人在讲话中指名反华，刘大使当即退场，以示抗议，当众昂首走出会场。

    此事发生后，有一位西方记者发了一条新闻说：中国大使刘新权在１１月６日苏方举行的活动退场时，向大会主席团鞠躬。这件事一时闹得沸沸扬扬，外交部电询使馆：据外电报道，刘大使在退场时向苏修大会主席团鞠躬，是否属实。看到这份电报，刘大使非常激动地说：“我刘新权在战场上丢脑袋都不怕，怎么会向苏修鞠躬？”随即和使馆几位领导商量，电告外交部：所谓刘大使向苏修主席团鞠躬，“纯系造谣”。此事才算了结。

互逐外交官

　　１９７０年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苏一直是代办级关系。１９６９年９月１１日周恩来总理和柯西金总理在北京机场会面达成协议互相派出大使。继苏方向北京派出大使之后，我国大使刘新权于１９７０年１１月２１日到达莫斯科，从而结束了一段时间内中苏关系事实上降为代办级的局面。

　　刘大使到任后，拜访了苏方各部门领导。见面之际，对方向我表示一种愿望，希望改善两国关系，这当然也是我们的愿望。苏联外交部曾宴请刘大使，礼尚往来，我们也回请了外交部的官员。在这段时间两国之间未发生意外事件，两国关系虽寒乍暖，似乎出现了一线希望。

　　１９７４年１月，因间谍事件，两国关系又骤然紧张起来。我国外交部急电通知大使馆，苏联驻华大使馆有５名外交官从事间谍活动，被我公安部门拘捕。电报要求大使馆做好应急准备，防止报复。

　　果不出所料，当月１９日，我馆随员关恒广乘火车回国，途经伊尔库茨克时，突然上来几名苏联特工，直奔关恒广所乘车厢，以从事间谍活动为名，将关恒广绑架。我国外交部向苏联驻华大使宣布，苏联５名外交官为不受欢迎的人，将他们驱逐出境。

　　接着苏联把关恒广从伊市押送到莫斯科，宣布他是不受欢迎的人，限期离开莫斯科。关恒广离开莫斯科时，以刘大使为首的大使馆主要官员到机场送行，刘大使把一朵大红花戴在关恒广胸前，苏联和各国记者“啪啪”拍照，并把话筒对着刘大使，请他发表讲话。刘大使强烈抗议苏联特务对关恒广的迫害，赞扬他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