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英接到这个指示电后，立即召开中央分局紧急会议，决定“全部接受中央的指示”，彻底转变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并部署部队突围。2月19日，项英致电博古、朱德、周恩来，汇报了贯彻执行中央指示的情况；2月21日项英再次致电中央，报告了各路部队突围方向及中央分局的行动。2月23日，中央书记处再次致电中央分局，指出在突围中应注意的问题：“所有出发游击的部队，必须绝对轻装”，“每一部队不要拥挤很多干部，即分局的一个团。也不应把分局的人都集中在一起，除项英、潭秋、贺昌三人外，其他同志可在其他的部队内负责工作”。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项英和陈毅、陈潭秋、贺昌等中央分局领导人组织指挥被围困在于都南部地区的红军部队（红24师和一些独立团）和工作人员分九路陆续突围，这些部队分别由李才莲、陈潭秋、汪金祥、李天柱、龚楚、徐洪、蔡会文等率领突围，分别到各地开展游击战争。项英、陈毅、贺昌等率红24师第70团在赣南、闽西穿插游击，并与各苏区取得联系。

在各部队分路突围后，项英、陈毅、贺昌于3月9日率70团在于都南部地区向福建长汀方向突围。贺昌率部在会昌县天门嶂遭国民党军第89师包围，部队被打散，贺昌壮烈牺牲。项英、陈毅率部队在安远县天心圩也遭国民党军截击，部队冲散后转回于都上坪。随后，项英、陈毅再度突围，途中巧遇代英县原县委书记曾纪财，由曾带路，项英、陈毅向赣粤边游击区转移。

由于国民党军重兵包围与封锁，各部队突围中都相继遭到了很大损失。但是，它毕竟粉碎了国民党军队要在于都南部一举消灭中央分局和红军部队的企图，保存了一部分革命力量。突围出去的部队，分别转移到赣粤边、闽西、闽赣边和湘南等地区，会同当地武装转入游击战争。

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中央苏区军民遵照中央的指示，虽然英勇顽强地抗击敌人进犯，但仍遭到了严重损失与挫折。究其受挫原因，项英囿于中央赋予的任务，未能适时转变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是一个重要原因；但过去不少文章和回忆录把其完全归罪于项英，是不够客观，也是不公正的。我们认为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而首要原因则是中央的错误指导。其一，中央撤离中央苏区前没有对留下来的同志和部队如何坚持斗争作周详的考虑和认真的部署，“训令中央分局、中央军区保卫中央苏区”是不现实的。主力红军长征后，国民党军除两个纵队尾追主力红军外，国民党军20多个正规师加上地方部队几十万人加紧进攻中央苏区，敌情比主力红军长征前还严重。当时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仅有红24师和10余个独立团，其中相当部分是主力红军伤愈归队人员。8万多主力红军尚不能打破敌人“围剿”，红24师和10余个独立团又怎能保卫中央苏区？其二，中革军委划定“三角地区”为中央分局、中央军区最基本的地区和必须坚守的最后阵地，这就束缚了中央分局和苏区军民的手脚，使其难以跳出这“三角地区”去发动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其三，中央分局在严重的形势面前，感到难于执行中央和中革军委赋于的任务，屡次致电中央，报告情况和请示斗争方针，除1月7日中革军委向项英通报了野战军已占领遵义地区并准备在此赤化外，到2月5日前近一个月时间竟无一指示，这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央分局、中央军区的战略转变。当然，项英作为一个战略指挥员——中央分局书记兼中央军区司令员，对主力红军转移后的形势估计过于乐观，把希望寄托在主力红军回师反攻上，因此继续指挥部队进行大兵团作战，还提出“创造新的师、新的军团”的口号，也是有一定责任的。他后来为此在延安向党中央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


 

三、彻底转变斗争方式，组织部队分路突围

项英和中央分局在严重的形势面前认识到必须改变斗争方式，但同时感到“变动中央给予我们的任务，只有得到中央的批准，才能执行”。所以，项英于1935年1月30日、2月1日、2月4日、2月5日不断致电中央，报告中央苏区的严重形势，要求给予具体指示。1月30日致电中央提出：“任何紧张情况下应抽空讨论我们的问题”，“要求中央迅速给我们具体指示，适应情况执行”。2月1日又致电中央：“屡电谅达，无一指示，令人不解。中区环境日益紧急，迟延不决定是最有害的。”“目前问题是整个行动方针，关系全国与中区前途，因此必须中央决定与指示。”同时提出：“集中行动必有立足之处”，但“目前四周无此条件”，“分散目标，便于游击，但各自为战，领导困难”。2月4日，项英再次致电中央与军委：“目前行动方针必须确定，还是坚持现地，还是转移方向，分散游击，及整个部署如何，均应早定，以便准备。”“请中央及军委立即讨论，并盼于即日答复”。在此期间，项英主持召开中央分局会议，研究分兵突围问题。会上，一种意见是留下少数部队和机关人员在中央苏区活动，其余全部向西突围到湘赣边界另图发展；一种意见主张部队以团为单位，向湘赣边、闽赣边和福建平和、漳浦，广东饶平一带突围，中央分局率一部分部队继续留在中央苏区领导斗争。2月5日，项英将两种意见报告中央，“请立复”。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