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67年起，谢富治担任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北京军区政委、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1969年4月28日，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谢富治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成为中央军委的领导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1971年1月，谢富治又担任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据宋任穷回忆，康生曾经讲过这样的话：“大军区的政治委员中，只有两个人是好的，一个是南京军区的政委张春桥，一个是北京军区的政委谢富治。”康生的话反映了谢富治在林彪、江青两大反革命集团中的重要地位。

中国的报纸历来是很讲究排名顺序的。在1966年8月19日《人民日报》刊登的的报道中，谢富治在中央领导人的排名为第21位，一年后的1967年10月2日《人民日报》登载的报道中，谢富治的排名升至第16位，1968年10月2日《人民日报》登载的报道说：“同毛主席、林副主席一起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同志。”然后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朱德、李富春、陈云等人。谢富治的名次骤然上升到了第9位。

迫害刘少奇、王光美的元凶

新中国建立后最大的冤案，当属国家主席刘少奇被迫害至死案。在制造这一冤案的过程中，谢富治是主要元凶之一。1966年12月18日，中央举行碰头会，决定设立专案组对刘少奇、王光美“历史问题”进行审查。鉴于当时刘少奇还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不便直接审查，便先设立王光美专案组，对外叫“中央办公厅丙组”。谢富治担任了“王光美专案组”的组长。谢富治虽名为组长，但却一直将组员江青的意志奉为“旨意”，一切都听命于她。

自1967年3月起，刘少奇的“问题”明显升级。3月21日下午，毛泽东、林彪等中央政治局常委接见军队军以上干部会议与会人员时，正式决定将刘少奇所谓的历史问题材料交“王光美专案组”调查。此后的刘少奇完全落入了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的控制之中。

据戚本禹回忆，这项工作当时指定由康生分管。中央并没有明确规定成立刘少奇专案组，但江青、康生、谢富治在实际工作中却设立了一个相当庞大的“刘少奇专案组”。同年5月，他们口头宣布把“王光美专案组”改为“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但直到1968年4月中旬以前，关于审查刘少奇的各种文件和报告中，却从来不用“刘少奇专案组”或者“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仍署名“王光美专案组”。这种令人奇怪的现象，反映出江青、康生、谢富治一伙人的做贼心虚。

诬陷王光美，目的是陷害刘少奇。江青、康生、谢富治不止一次地交代专案组：刘、王是一案，“不可分割”。他们将王光美定成“美国特务”，刘少奇也就成了“美国特务”。

1968年2月22日，谢富治在“王光美专案组”的一份报告上批示道：“大叛徒刘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由江青同志亲自抓的。今后，一切重要情况的报告和请示都要直接先报告江青同志。”谢富治与江青、康生等人直接控制、指挥了刘少奇专案组，使它完全成为一个制造伪证、假证的机构。1967年10月23日，谢富治在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会议上说：“刘少奇自首叛变问题，有个八九成；陆定一叛变自首，也是八九成，可能还是内奸。”不重证据而仅凭推测，就是这位公安部部长的办案逻辑。

1968年9月，谢富治指挥刘少奇专案组整理出3份所谓的“罪证材料”，送到了住在钓鱼台11号的江青的手中。经过江、康、谢3人在钓鱼台的紧张策划，逼供而来的3份“罪证材料”被改写成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最后经张春桥修改定稿。10月13日至31日召开的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通过了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提交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反“二月逆流”的干将

从1967年2月8日开始，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议，研究“抓革命，促生产”问题，每两三天召开一次。在2月11日的会上，叶剑英拍案而起，怒斥中央文革一伙搞乱军队。徐向前也拍着桌子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你们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这个支柱？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谢富治插话说：“军队不是你徐向前的。”16日，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对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诬陷迫害老干部、乱党乱军的罪恶活动，进一步进行了大义凛然的斗争。这些老同志的正义抗争，被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诬陷为“二月逆流”。当时在会上只有谢富治为中央文革江青等人辩护，这得到了江青的欢心，她说：“谢富治是惟一站在‘正确路线’一边的人，很难得。”这也使谢得到了江青的好感。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