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上海师范学院专案组派出两个人前往青海某监狱提审一个案犯，了解姚文元的父亲、叛徒文人姚蓬子的历史。案犯详细地交代了姚蓬子叛变和加入特务组织的情况，并写了证明材料。材料交看守员盖章时，看守员发现是有关姚文元父亲的问题，便向青海省公安厅报告，青海公安厅便命人将两个调查人员禁闭了起来。谢富治接到青海来电，大发雷霆，立即把同意调查的公安部副部长李震叫来训了一通：“姚文元的父亲，你敢随便答应人家调查？你的胆量这样大！你这个副部长还想当不当，你的脑袋还要不要？”而后谢富治又具体指示：这是一件严重的政治问题，是反革命的恶毒阴谋。要把两个外调者抓起来，用飞机送到北京。后上海师范学院姚蓬子专案组被解散，有关人员被隔离审查。

7月，谢富治按照江青、康生的要求，抽调700多人在公安部清查历史档案。他对参加的工作人员说：“清档是从档案中查党内最大的一小撮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的反革命罪行。”他们先后整理出诬陷朱德等14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44位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人的材料400余件，制造出多起假案、错案。其中有一件即是“中国（马列）共产党”假案。

1967年10月8日，在北京出现一份不同寻常的传单《中国共产党非常中央委员会致全党的公开信》，它深刻地剖析了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指出这是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经济上、文化上对党和国家的大破坏，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中央文革的陈伯达、康生、江青在那里兴风作浪，指出陈伯达是叛徒，康生是托派，江青是野心家，为这些“左派”撑腰的是林彪。传单惟一称赞的人是周恩来，说现在局势所以还有一线挽救的希望，是因为有日夜操劳的总理在苦撑大局。

这份传单一在北京出现，立即惊动了中央文革小组和谢富治把持的公安部。谢富治如获至宝，立即调集了公安部的专家破案。很快，11月24日便在天津破获此案。写信者是天津一家煤球厂的一个工人。他承认从头到尾自始至终，都是他一人干的，没有任何其他人参加。经过公安人员对笔迹及油印机进行鉴定，确定的确是这人所为。这一案件本可以结案了，但事情并非如此。

1968年4月28日下午，陈伯达和谢富治在人民大会堂接待厅接见专案组人员。陈伯达说：“抓了几个煤球工人，煤球工人不熟悉党的情况。不行。我的意见你们不算破案。要像富治同志讲的，你们要追，要很严肃、很认真地穷追，追到哪个就是哪个。”追查了几个月，进展不大。8月19日、12月6日，陈伯达和谢富治又两次接见专案组，给他们打气。陈伯达很明确地说：“就是要往上追，总而言之，不管你三七二十一，搞到谁就是谁。”谢富治干脆挑明了：“根子就是刘、邓黑司令部的人！”

查到最后，12月间，竟查出一件“惊世奇案”---“中国（马列）共产党”案。在刑讯逼供下，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女实习研究员周慈敖，被迫按照专案组的意图交代说在北京有个“中国（马列）共产党”，“中央书记”是朱德，“中央副书记兼国防部长”是陈毅，“总理”是李富春，“常委”有朱德、陈毅、李富春、徐向前、叶剑英、贺龙、廖承志、杨成武等，“委员”有王震、萧华、余立金、伍修权、王炳南、刘伯承、谭震林等。而且，这个“中国（马列）共产党”在1967年7月，还曾秘密召开过“代表大会”。

谢富治看到供词后马上指示：“你们报告的情况很重要，不能不信，不能全信，要是准的话就是个大成绩。”第二天，他又迫不及待地指示：“要她写，要她写真的，明天就要她写，明天就要写好。”但因牵扯到的领导人太多，而朱德等领导人在中共九大之后又分别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谢富治不敢把这个荒唐的材料上报毛泽东，要求封存起来，暂不销毁。直到九大后，谢富治仍对专案人员说：“要对它进行坚决斗争，有的目前找不到证据，……案犯口供也算数，要防止暂时拿不到证据而把敌人放走，……不能轻易否定问题，不能不积极，不要消极，不要为敌人辩护，我担心你们出现这个错误。”最后，这个“惊世奇案”不了了之。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