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不我待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欧债危机、欧元问题、欧洲经济问题、欧洲一体化问题等一连串问题成为国际社会瞩目的焦点。欧债危机等种种问题的背后有其制度因素。

　　在当前的国际力量对比中，欧洲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冷战结束以来，以新兴大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整体力量地位提升，成为全球经济2/3增长的贡献者，中国和印度分别成为“世界工厂”和“世界办公室”，并大量持有美欧外债。

　　尽管包括欧洲在内的西方国家的经济地位还位居前几位，并且掌握着重要的技术创新能力和知识产权，但确实面临着经济空心化、债台高筑、失业率居高不下、财政和外贸长期巨额赤字、社会动荡等严峻挑战。由于在当前世界经济格局变化中处于相对不利地位，欧洲在新一轮国际权力再分配的历史进程中就要同新兴大国分享国际经济体系的主要成果，这一点对欧洲来说打击很大。

　　从欧洲国家自身来说，它们还有特殊的区域联合制度的困扰，欧洲此前面临的危机暴露出欧洲区域联合制度上的两个问题。

　　一是政治制度层面。欧盟在冷战结束以后急剧东扩，使得其政治需求和经济承担能力的缺口日益加大，欧盟很难依靠自身现有的机制加以解决。而欧盟主要国家德国、法国、英国又难以有政治意愿推动欧盟机制的完善。欧洲人士反复强调此次危机暴露的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意愿问题。拿中国的一句话来讲就是没有“坚强的领导”。

       二是经济制度层面。从制度上说，欧元区的问题是超主权国家的货币政策和主权国家的财政税收以及其他有关的经济政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笔者把这些问题归结为“成长中的烦恼”。欧盟南北部国家由于发展差距拉大，在认知和政策问题上存在分歧，德国、奥地利等国的经济发展情况较好，不愿为南欧一些国家因为不思进取和对纾困方案执行不力产生的问题埋单。德国人说，我们65岁退休还不够，要67岁甚至70岁才能退休，而希腊的工人55岁就退休了。现在希腊出了问题要德国出钱救他们，德国当然不愿意。更有一些极端的欧洲学者认为应该有一个退出机制，也就是把希腊逐出欧元区以维护整体利益。

　　从欧洲国家内部来看，西方特别是欧洲国家由选举驱动的政治体制很难从根本上治理国家内部综合征，也难以有效应对全球化时代挑战。因此，在解决经济困难、失业增加、福利削减等问题上，欧洲需要彻底的体制改革。

　　总之，从外部和内部两个因素来看，欧盟正处于痛苦的转型之中。但总的来说，在看到欧盟如此众多问题的同时，还要看到欧盟还是具有生命力的。欧洲国家具有相当的反弹能力和自我纠偏能力，欧洲国家对欧盟一体化进程大多抱有信心，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到现在的60多年时间里，欧洲一体化进程总的来说是进步的，欧洲经过了许多苦难和危机，也在克服困难和危机中有所进步。看问题要两分法，这样才看得全面。对于欧盟的问题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