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像奥威尔在《英国式谋杀的衰落》中所分析的那样：“对于《世界新闻报》的读者来说，完美无缺的谋杀案应该是这样的：凶手是一位矮小的专业人士——例如牙医或律师——住在郊区，过着极其体面的生活，最好是住在一栋连体别墅里，这样邻居能隔墙听到可疑的声音。他或是当地保守党的主席，或是新教派和禁酒派领袖。他因对女秘书或同行对手的妻子怀有非分的恋情而误入歧途，在同自己的良心进行了长期而可怕的斗争后，终于决定犯罪。决定谋杀之后，他进行了极其狡猾的计划，只是在某个细小的、没有预料到的细节上出了错。当然，他所选择的手段是毒药。归根结底，他之所以选择谋杀，是因为在他看来，被人觉察通奸比谋杀要更丢人，对他的事业更有害。在这样的背景下，这起谋杀案就充满了戏剧性和悲剧感，令人难忘，让人对被害者和凶手都感到同情。”

　　窃听那些富贵名人的电话，翻阅他们的垃圾，打探他们的私情，是一回事，那如同罗宾汉劫富济贫。足球明星、电影明星、政治明星、王室成员，用他们的隐私博大众一乐，无伤大雅。但是，窃听被谋杀的少女米莉·杜勒的电话，删除语音留言中的信息，以至于造成她仍可能活着的假象，折磨她父母的身心，妨碍警方的调查，还窃听了伦敦“七七”恐怖事件中的受害者以及阿富汗战死士兵家人的手机。这确实是太过分了。

　　英国人集体倒默，也是小报读者的内疚所致。这让人想到1997年戴安娜王妃去世后那段时间，英国人那种歇斯底里的悼念之疯狂，真比失去亲爹亲娘还要伤心。当时我认识的几位排了一宿队抱着鲜花去肯辛顿宫为戴安娜的纪念册签名的人，全是花边小报的最忠实的读者。一方面因为他们通过花边小报，对戴安娜的一切了如指掌，可能比对自己的兄弟姐妹都要更了解，所以，戴安娜去世，就真像他们失去了一位挚友一样；另一方面，戴安娜的悲剧是直接由小报狗仔队的追踪而导致的，狗仔队是为了满足读者的需求，所以，这些花边小报的读者虽然不愿意承认，但是他们知道，戴妃之死他们都有责任。所以，大家都争先恐后前去哭丧，更是为了安抚一下自己的歉疚之心。

　　窃听丑闻到底应该由谁来负最大的责任，布鲁克斯是否有罪，科尔森是否有罪，所有这些，还要等到警方的调查和法庭的审判之后才能定论。然而，新闻自由，道德约束，政府监管，这三把宝剑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平衡，这种讨论早已开始，而且可能会持续很长的时间。

　　无论如何，英国是不可能没有小报的，一个《世界新闻报》倒下了，不久就会有一个《星期日太阳报》站起来，就像烤牛肉和约克郡布丁，它们是永远不会在英国消失的。

　　(文中《英国式谋杀的衰落》的译文，引自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本，董乐山译，译文稍作修改；《英国人的言行潜规则》译文，引自三联书店2010年版本，姚芸竹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