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他碰到很多年轻朋友对日本友人说：“我觉得很感动，你们也是站在反日的立场上。”日本朋友就无奈地跟他们说：“我们不是为了反日。之所以追究战争中日本士兵的责任，不是反对日本，而是爱日本。因为我们认为，战后的日本只有承担起历史责任，才能更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

暗蓝的海底上方有潜艇隆隆开过，发青的头骨半沉在海沙中，深紫的穗子缠绕在大贝螺上。火红的海鱼游近一具小小的白色的女人身体，一只鹦鹉螺正要将她轻轻包裹。一只黑色的眼睛，眼角挂着一滴泪水。

日本女画家富山妙子《海之记忆·献给慰安妇之花》的海报，从东京漂洋过海，放在了山西省武乡县八路军太行纪念馆的展桌上。

2010年3月21日，头发灰白、60多岁的石田米子女士踏进了在这里开展五个月的“二战时期日军对妇女犯罪图片展”展厅。是她带领的“查明山西省内侵华日军性暴力实情·与大娘共进会”（简称“山西省查明会”）等日本民间组织，从1996年开始，年复一年，寻访当年受害而沉默了半个世纪的中国“大娘”们。

她们跨越国界的调查，是一个平常人眼里“不可能完成”的奇迹。

“时隔50多年听到日本男人说话，她还浑身发抖”

在中国农村传统社会里，“那个事”是一件所有村人都讳莫如深的事。

山西盂县河东村杨秀莲的养母南二仆，在她虚岁4岁时上吊自尽了。

在杨秀莲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村里开了忆苦思甜大会。老人带领孩子登上了当地的羊马山，在山上对他们说：“抗日战争的时候，日本鬼子从盂县县城来山上修炮台，还进村子里杀村民、强奸妇女，其中也有南二仆。”

当时只有虚岁13岁的杨秀莲不懂得“强奸”的意思。她回到家和养父讲白天听到的话，父亲哭着抱紧了她，只是说：“你还是小孩，等你长大了我全部告诉你。”

但直到1993年养父患肝癌前，所有人都没有再同她说过母亲身上发生过什么事。她是在父亲临终的病床前，才得知真相的。

盂县河东村的尹玉林大娘因受害曾长期不育，但她的丈夫直到去世都被蒙在鼓里。“如今想起当时的事，仍然会吓得浑身颤抖，就连端起茶杯喝水都做不到。”

满头白发的旅日华侨、中日交流促进会代表林伯耀先生至今还记得，两年前他访问南京时，一位性暴力受害的大娘哭着对他说，她周围的男性说“这个女人不干净”，还有上了年纪的男人说，“这种女人是中国人的耻辱”。

林伯耀曾找到一位侯大娘愿意去日本作证，虽然丈夫同意，周围的人却都强烈反对。“她坐车来镇上，有些晕车，在一位亲戚家休息，又遭到这位亲戚的强烈反对，侯大娘就放弃了作证。两年后，她丈夫去世，侯女士对未来绝望，就自杀了。”

最初，别说是打开大娘的心扉，就是想要靠近她们身边，对刚来中国的日本志愿者来说，都是一个几乎不可能的任务。石田米子女士一直记得第一次见到高银娥大娘时的情景。

“时隔50多年，一听到日本男性的声音，她就浑身发抖。不管我们怎么解释，‘这是我们的工作人员，绝对不是坏人’，大娘都一直颤抖着，好像失了神……我第一次见到这情形，胸口就像重重被打了一下。”

最后，石田米子走向前，伸出手抱紧了高银娥。她一边抱着老人，不停在肩头重复说“不是坏人”，老人才慢慢镇定了下来。

李贵民是受害者万爱花大娘的干亲，这位小学没毕业的农民是最先参与帮助调查的人之一。他保留的录音材料成为后来中国大娘起诉日本政府律师团的重要证据。他摇着头说：“刚开始调查很困难，都不愿意说……”

日本民间调查团反复听取、取证的受害女性，有山西省盂县西烟镇、河东村等地的12位大娘，还有许多同样经历了战火的老村民。让老人们开口讲述受到性暴力侵害的残酷往事，是如何做到的？

“每次访谈时一定要有家属同行。”石田米子在调查笔记中写道，“最初是和她的丈夫，或者女儿、养女、孙女、侄女、姐夫、干亲，坐在一起聊天。随着我们之间越来越熟悉，从第二次或第三次开始，在访谈时我们谢绝男性亲戚在场。”

在她们的调查采访中，高银娥大娘“记得和她一起被抓的女人的脸，记得她坐在马拉的大板车上被拉走，记得在她的房门外拿着纸牌排队的日本兵，可就是说不出自己是被关在哪里”。

“她们受到过多恐怖和惊吓，每天都是这个状态”，石田女士缩起肩膀，模仿双手颤抖地抱住头的动作，“总是只知道眼前十来米距离的事情。”

“如果要面对自己最不愿意面对的屈辱的、悲伤的、痛苦的过去，转而想明明白白地活在今天，她们或者他们需要什么契机呢？即使我们对她们说，这是历史调查、社会调查，所以要说出来，也不会得到想要的回答。”石田米子写道。

“很多大娘都认为这是人生最大的耻辱、羞耻，在村里被人看不起，自己也抬不起头来。我们反复告诉她们：发生这种事不是你有罪、不是你的错。”石田米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