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生命如樱花一般短暂，人们总是在追求某种永恒，佛教徒超越轮回，基督徒洗涤与生俱来的原罪，而儒家所追求的，乃是历史中的不朽。对中国知识人来说，有一段留得下来的文字，有一种让后人向往的精神，有一缕超越时代空间的情怀，那便是不枉此行的人生了。高华兄，你做到了，你对得起你的一生，我们为与你同属一个时代而骄傲。

文章摘自《东方早报》2011年12月28日 作者：许纪霖（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原题为《悼高华，忆高华》

江南的冬天，阴沉沉地冷。北来的寒风传来了噩耗：高华教授在12月26日的深夜，悄悄地走了。

消息是那样的突兀，让朋友们猝不及防。高华的病已经多年，每一次的病情加重，都被他的坚强与乐观超越，以至于我们都相信奇迹会一再出现，顽强的生命意志能让他走得更远。病榻中的高华，总盼着再去一次台湾，说是去治病，但我猜，恐怕他想在来日无多的生命里，去台北会会老朋友，看自己所爱的宝岛最后一眼。朋友们因此还为他募捐，祝福他在来年的开春一遂宿愿。但是，春天尚未到来，高华却倒在凛冽的冬寒之中。

高华兄，难道你真的走了吗？

我已记不得第一次见到他的情景，真正深入的交往，也是从一个寒冷的冬天开始。十一年前，一帮在绝望中彷徨的学界朋友，决定参照《剑桥中国史》的模式，携手重新书写中国的近现代历史，这就是后来出版的《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二十余位作者之中，来自南京大学历史系的占据了四位，这都是高华热情推荐的。从此宁沪之间，常来常往，有了密切的互动。

这个时候，他研究的虽然是国民党的党国体制，但真正的兴趣却是20世纪的中共革命。他的父亲在1957年被划成右派，因为家庭出身不好，令他从孩童时代就蒙下了阴影，早早被打入另册，考取外国语学校却被拒之门外。“文革”之初他亲眼目睹父亲因躲避杀身之祸而离家逃亡，家门口贴满了捉拿父亲的通缉令。家与国的命运如此残酷地纠缠在一起，使得他从小就对政治充满了好奇与敏感。当“文革”的阴霾终于散去，国家恢复高考之后，高华报考的第一志愿便是南京大学历史系。他要从诡秘的政治风云之中捕捉孩提时代一直笼罩在心头的疑问：20世纪中国的历史悲剧，究竟渊源于何处？


 

高华成长于思想解放的1980年代，他的骨子里也渗透着那个时代中国知识人独有的精神气质，即对中国历史与现实大问题、大命运的刻骨铭心之关怀，这种关怀与生俱来，深深镶嵌到血脉之中，是那代知识精英中安身立命之所在。作为历史学者的高华，由此而自觉一种历史的担当：像太史公那样，秉笔直书，为后人留下历史的真相。

差不多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他就默默地收集资料，为一个宏大的写作计划作艰苦的准备。稍微懂一些时务的历史学者，大多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回避革命史的研究。因为按照标准尺度写作，会违背学术的良知，而一旦说出历史之真相，不仅发表困难，而且还可能有不测之祸。当年的高华不是糊涂之人，也非莽撞之辈，他非常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正从事的，是一个在世人看来属于高风险、低收益的研究，很有可能一辈子躺在抽屉里面，藏之名山，即使发表了，不仅于职称晋身无补，还会带来无穷麻烦——后来证明果然如此。

他曾经有过犹豫，也与我吐露过内心的天人交战，最后他说：“实在没有别的选择，我的个性没法让我放弃追究真相、说出真相，这是我的宿命，我认了。”鱼骨在喉，不吐不快；良知在心，犹如神之召唤，什么是历史学家？真正的史家风范正是这样的：著书不为稻粱而谋，超越一己之功利，漠视世俗之利害得失，只是为了实践内心的学术良知：还原历史的真相，哪怕撕破了皇帝的新衣。

历史学从来不是一门纯粹的技艺，缺乏生命和社会关怀的乾嘉考据只是史学的末流。高华在精神上所继承的，是从司马迁到司马光的史家传统，这种传统是史学的，又超越了史学，自觉担当起天下的重负，为民族的未来发展提供历史的正当性。从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末，差不多十年寒暑，高华都沉浸于此，无法自拔。他从各种公开发表的档案文献、日记、回忆录当中反复爬梳，回味思考，逐渐整理出一条清晰的历史脉络，一个巨大而复杂的权力网络。他对人脉细节烂熟于心，犹如自己家族内部的典故。1999年他在香港中文大学访问，恰巧刘小枫、钱文忠和我都在那里。每次聚在一起，大家最期待的节目，就是请高华为我们摆龙门阵。我们有无数的问题要问他，他似乎百问不倒，每次都用生动细致的史料为大家一一解惑。那些历史记忆就驻扎在他的心里，信手拈来，皆成痛史；犹如老树上的年轮，斑驳离奇，又历历在目。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