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金融危机的特质

　　1980年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先后发生了1987年“黑色星期五”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0年前后的IT泡沫破灭等危机。与之相比，本次金融危机的影响更为严重，并具有如下特点。

　　1. 本次金融危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首次全球性金融危机。20世纪80年代后快速发展的国际金融市场和金融产业的结构变化、金融体系极度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造成了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

　　与以往的股票市场和社会债券市场结构不同，20世纪80年代以后，资产证券化市场伴随美国房贷和消费贷款的增加而不断扩大，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都出现了低利率，剩余资本迅速膨胀。但这并未引起金融界和监督机构的重视，国际金融监管机制功能缺失。基于财政理论的金融工程学被广泛引入金融交易领域，并由此产生了总额达600兆美元(2007年末)的巨大金融衍生品市场。各类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通过衍生品交易紧密关联，形成全球性“风险连锁”。大部分衍生品交易游离于监管之外，“风险连锁”失控，其发展和蔓延机制变得无法预测。

　　由少数大金融机构和机构投资者构成的网络，掌控着包括衍生品市场在内的现代金融市场中枢，而风险管理机制却严重缺失。伴随近年来金融证券化和金融产业变化，金融机构的风险中心由原来的违约风险(信用风险)质变为市场风险(利息、证券价格、汇率等变动产生的风险)，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机制严重滞后，难以发挥作用。美国的大型证券信用评级公司和单一险种保险公司支撑着以投资银行为首的大型金融机构大规模发售证券，但其业务本身却存在深刻的利益互斥问题。伴随资产证券化市场的崩溃，一直以来作为证券市场“守门员”的大型信用评级公司信誉扫地；金融保险公司业务模式的致命缺陷暴露，资产担保证券的价格支柱瓦解，市场全面崩溃。

　　2. 经济金融化导致全球金融危机。所谓经济金融化，是指依靠增加企业、家庭、公共部门、众多发展中国家债务负担维持市场需求，通过持续性资产通胀(泡沫)，使金融机构、机构投资者及其控股企业获取金融性收益的虚拟资本市场发展为“金融资本主义”体制。

　　3. 投资银行模式的终结。源于华尔街的投资银行模式是无实际储蓄存款业务的“影子银行”模式。它规避大多数规定和监管，开展银行业不被允许的证券和高利贷等业务，以追求高资本收益率和高股价为目标，被称为组织—买卖商业模式。大型投资银行、机构投资家、大证券信用评级公司、保险公司等华尔街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捆绑式发展，形成了金融投机依赖型“基金资本主义”。投资银行模式的终结意味着这种模式的破产。

　　4. 大型金融机构破产与“太大而不能倒”政策。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全球资产证券化市场出现多米诺骨牌式崩溃。大型金融机构发生经营破产危机，银行间短期金融市场因短期流动资金枯竭而陷入瘫痪。为挽救短期金融市场，各国政府和金融当局纷纷实施无限制的“流动性供给”，动用财政资金进行大规模的救济和介入。此举甚至被西方媒体戏称为“金融社会主义”。

　　二、现代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矛盾和历史局限

　　1. 货币资本过剩与经济金融化。过去20多年中，伴随结构性变化和巨额过剩货币资本膨胀，金融市场与金融产业极度膨胀。金融资产和债务的同时膨胀导致经济金融化。企业的经营活动被资本市场所左右，“重视股东利益”的经营模式被大大强化。企业一味优先考虑股东利益而无暇顾及企业的社会责任，它们为维持股价而抑制积极投资，借款买入本公司股份、抬高股价、控制人工费用和裁员。而金融当局为维持证券价格和经济繁荣不断采取低息政策，有计划地将储蓄导入证券市场。一方面，企业投资和家庭支出缩减，国内市场萎缩；另一方面，金融机构和机构投资者的货币资本不断膨胀，现实资本与货币资本极度失衡。

　　2. 风险管理弱化与次贷膨胀。世界性货币资本过剩引起了次贷市场和证券化资产市场的异常膨胀，以及不动产和衍生品证券的复合性泡沫。银行贷款通过住宅贷款中介的掠夺性扩张迅速扩大至低收入阶层，汽车、消费、助学等贷款也因审查放宽而大量流入证券市场，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功能彻底弱化。

　　3. 金融危机恶化源于实体经济的恶化。现代资本主义的累积性构造不仅蕴含着金融体制的各种脆弱性，还蕴含着实体经济深层的脆弱性：生产过剩、收益低下、生产性增长困难、家庭与政府的债务依赖型市场需求、过度的国际竞争等。

　　4. 大型金融机构间合作机制失效。各大金融机构未能构筑起防止危机蔓延的必要合作机制。由花旗银行、美林证券等发起，得到美国财长强力支持的超级结构性投资载体计划，不仅未获得欧洲和日本的大银行的合作，即使在美国国内亦最终被迫流产。这也说明了此次金融危机的特殊性。

　　5. 原油、商品市场的投机市场化。全球流动的投机资本也侵入了原油、商品及其他实体市场，致使包括原油和农产品在内的各种生活必需品价格剧烈震荡。受其影响，金融市场乃至社会保险、劳动力、环境、能源、食品等与人们生活相关的诸多领域都出现混乱。货币资本过剩和限制松动导致投机活动剧增，现代资本主义体制下无法避免的根本矛盾，即资本与自然、资本与人类、资本与社会的矛盾激化。人们对包括经济体制在内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不安、不信任和批判高涨。

　　三、改变现代资本主义面临困境的多种方式

　　1. 明确并完善政府、监管机关的责任和职能。要重新评价国际清算银行扭曲的评估制度，构筑以银行经营的健全性和安全性为依据的、多指标的、综合性的监控机制；大力提高信息公开标准，从根本上改善包括各种资产负债的会计制度。

　　基于所谓“太大而不能倒”政策，各主要国家的央行采取了大规模“流动性供给”措施，用于购买价格暴跌的证券和实施信用保证；投入巨额财政资金购买不良债权、提供担保和注入资本，甚至实施了部分银行的国有化。但濒临破产的银行在得到政府的巨额资本注入后，又并购其他濒临破产的银行。因此，要采取综合措施，抑制大规模金融机构的并购再扩大。

　　此次危机的深远背景是证券公司、对冲基金、投资基金、消费金融公司、借贷公司等所谓影子银行的资产膨胀。这些金融机构不经营储蓄业务，没有储蓄保险等安全保障体系，无法受到实际监督而被放任自流。这致使大型银行和投资银行等也主动规避监管，将业务向影子银行转移，而政府、监督机关以及银行之间都无法把握真实交易情况。故而，必须对属于影子银行的金融机构实施与银行监管标准相仿的严格监控。

　　现代国际金融市场已成为一个巨大的迷宫，主要原因在于世界上约有70—80家所谓的“逃税天堂”，它们控制着国际资本转移的半壁江山。要提高金融市场的透明度，就必须采取措施严格限制金融机构和企业使用这些不正当手段，直至将其彻底消灭。

　　要从根本上加强对外汇、证券和商品市场的监管，抑制其投机行为，保护健康企业和投资者。对衍生品交易、养老基金、保险公司等关系人们生活领域的投机活动严加限制。

　　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改革会计制度。当下的会计制度根据各种虚拟资本的价格对投资者的复杂组合证券进行评估，其评价标准确实符合当时的市场价格，但这种基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评估体系极其危险。在新制度出台之前，首先应限制资产担保债券的发行。

　　2. 金融主导型经济需要转型。限制新自由主义的经济金融化、金融证券化以及“基金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构筑有益于兼顾家庭经济活动和健康企业经营活动的金融体系。转变放任自流的新自由主义金融自由化政策，立即纠正“金融立国论”以及毫无根据的所谓“国际标准”理论的缺陷。

　　3. 限制投机热钱。必须构筑有利于货币资本可持续增值、改善贫困等社会问题、抑制地球变暖和科技文化发展的新型金融体系。严格限制养老金和社会保险、邮政储蓄等领域的资金流向投机市场。废除鼓励金融收益的措施，对金融所得课以高于一般所得税的税率。改革投资银行和衍生品交易，对有诉讼预期企业的并购，要研究出台包括第三方审查制度在内的妥善规定。

　　4. 建立代替“华盛顿共识”的国际新秩序。构筑基于多国合作的国际经济、金融体系，取代直至今日美国通过一些国际组织强加给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基于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同时，必须建立一个作为联合国下设机构的危机管理机构，通过真正的国际合作，实施切实反映发展中国家利害状况的危机应对机制。采取措施，加强那些因美国干预而逐渐弱化的联合国旨在解决有关发展中国家问题、环境问题、资源问题等的机构。

　　四、尚不可预期的危机

　　即使在美国，过剩投资并非已深刻波及所有领域。在新自由主义政策下，产业领域的投资一般不太活跃，这抑制了过剩设备的累积。但美国以家庭为中心的储蓄率处于负增长状态将会给今后的经济走势带来深刻影响。虽然至今各国政府、金融当局正在实施前所未有的宏观经济政策，为防止金融机构连锁性破产，也采取了史无前例的救助措施，但这些政策和措施的最终效果如何，尚难预测。

　　从中长期来看，亚洲各国、拉美各国、原社会主义国家乃至非洲各国，经济增长潜力很大。伴随上述地区持续地发展经济、增加就业和提高收入政策的有效实施，这些地区将会引领世界经济的增长。倘若发达工业国家能与中等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共同构筑起国际合作机制，世界范围内较长时期的可持续经济发展将值得期待。

　　克服危机的措施是否会带来经济的稳定恢复，将与政府的经济刺激政策是否会导致新一轮泡沫经济密切相关。必须尽快出台相关措施，抑制金融机构和机构投资家的投机活动。我们需要重新审视金融当局采取的货币供应政策。经济复苏需要的是建立在市场需求增长基础上的购买力提高和投资恢复，而不是盲目的流动性货币供应；股市的维持和复苏也不应作为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

　　斩断银行倒闭和股价下跌与金融市场结构性风险的关联，废除对面临倒闭的大型金融机构和机构投资者的援助措施。政府不应救济作为盈利组织的金融机构和企业，而要确保作为“公共财产”的金融市场、结算体系的机能恢复和运转。

　　必须认识到作为“太大而不能倒”政策实施对象的巨大金融机构，业已发展到了超过人类控制水平的巨大规模、复杂程度和广泛化程度。倘若轻率地依据“太大而不能倒”政策进行大规模金融机构改革和实施无原则的救助，将会使情况变得更加危险。

　　（作者:[日]高田太久吉  日本中央大学商学部教授；武萌 张琼琼 编译  译者单位：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