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多前在日本马关春帆楼谈判《马关条约》，甫坐定叙旧寒暄的时候，日本的“改革之父”，李鸿章的老对手伊藤博文宰相以战胜者的姿态，得意洋洋地谈到日中两国的政治体制在 “明治维新”和 “同光新政”以后走上了两条不同的道路。伊藤假意奉承说:“日本之民不及华民易治，且有议院居间，办事甚为棘手。”言下之意是说李鸿章，你们专制政体，权力很大，谈判可以说了算。不像自己在日本，民主政体，有议会里的议员们牵制着，回旋余地不大。李鸿章可能知道这是伊藤博文在利用日本议院民主政治和他讨价还价，争取有利的谈判地位。但是，他不明白伊藤博文还是在炫耀他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成就，有了中国没有的 “三权分立”民主政体。李鸿章落入圈套，本能地说:“贵国之议院与中国之都察院等耳。”李鸿章在伊藤面前又一次暴露他和都察院的“御史”和“言官”们的纠纷，也暴露了他对现代政治的无知。他还是把“清流党”否定他的和议计划，搁置他的洋务预算，都看作个人恩怨，并不认为清朝的体制出了大问题。不料伊藤接下去就嘲笑中国政治的落后，指出清朝这次战败，正是在于“同光新政”缺乏日本那样力度的政治体制改革。他说:“十年前曾劝(中国)撤去都察院，而(李)中堂答以都察院之制起自汉时，由来已久，未易裁去。”伊藤博文洋洋自得于“脱亚入欧”的政治体制改革，李鸿章则还是怀抱着湘淮军体系崩溃后的个人沮丧，两副神情，完全是在两个不同层面上显扬。

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的以上谈话内容，被上海报人蔡尔康辑录成《中东战纪本末》，即刻发表在基督教广学会出版的《万国公报》上。其中透露了很多李鸿章甘处下风的失态话语，诸如说到中国的“新政”施行不当，不如日本，李鸿章竟然会觍着脸说:“中国请尔(指伊藤博文)为首相何如？”伊藤博文也居然会大言不惭地说:“当奏皇上，甚愿前往。”中国人可以请英国人训练海军，可以聘美国人顾问外交。但是，请日本人来做首相，这种玩笑怎么也都开不起。李鸿章的“痞子腔”打到这份上，实在出格，自然引起中国读者极大的羞辱感。

1896年，李鸿章访英期间与英国首相兼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左)合影

三、 名相功业的挫折

世界近代历史上有一个有趣的现象:18世纪是“皇帝的时代”，世界历史由几个专制君主统治着。在法国是“太阳王”路易十四；在俄国是“改革家”彼得大帝；在普鲁士是“开明专制”的腓特烈大帝；在中国就是完成了“满汉一体”的康熙皇帝。然而到了19世纪，历史一下子转变成了“宰相的时代”，宰相们大有作为。在法国是“第一执政”拿破仑(后来称了皇帝)；在奥地利是“神圣同盟盟主”梅特涅亲王；在德国是“铁血宰相”俾斯麦；在日本是主政“脱亚入欧”的伊藤博文；在中国，勉强能够被列入名相之列的就是“中堂”李鸿章。

历史上还有一种现象，一个时期的政治家往往集中出在一个地方的人群中。由于淮军在清末政局中的崛起，许多安徽籍将领，凭“子弟兵”的关系，从李鸿章处领到了各省督抚和知州、府、县的位置。清末政坛上，出自湘军的“湖南帮”和出自淮军的“安徽帮”，与传统靠科举正途，苦读、考试和磨勘慢慢爬上来的 “江浙帮”形成文武对应，朝野呼应的局面。湘淮系里也有不少江浙籍的大幕僚，如丹徒马建忠、无锡薛福成等；翁同龢为首的“江浙帮”也包括有其他省份的士人，如南皮张之洞、丰润张佩伦等。同光时期官员的湘、皖、江、浙、直隶等地籍的分别是明显的，但也并不是绝对的。只是形成一定程度的地籍观念后，当事人也是更乐于从“地望”的角度看问题。

日本也有类似的情况。由于伊藤博文在日本政坛的崛起，他在关西的家乡，山口县长门地方(靠近当时中日谈判地点马关镇附近)出了一大批政治家，也都占据了日本政坛要津。1895年4月10日，马关镇春帆楼上，李鸿章和伊藤博文举行第四次谈判，闲谈中李鸿章又莫名其妙地自摆了一个下风，奉承伊藤，有如下一段话:

李鸿章:“长门乃人物荟萃之地。”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