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从湘军中分兵，在上海建立淮军，树立安徽人李鸿章的威信，就有减轻西太后对他猜忌的意思。后来翁同龢的“清流党”支持左宗棠的“塞防”，对抗李鸿章的“海防”，也有分化湘淮军的意思。清朝的湘、淮军将领“拥兵自重”的局势，连外国人也看得清楚。在上海，“洋枪队”的将领，美国人华尔 (Frederick Ward)，也曾在军帐中劝过李鸿章。劝说清朝已经无可救药，他自告奋勇去外国招兵买马，联络各国的外交支持，扩充“洋枪队”，请李鸿章当皇帝。梁启超的《李鸿章传》:“戈登曰:中国今日如此情形，终不可以立于往后之世界。除非君自取之，握全权以大加整顿耳。君如有意，仆当执鞭效犬马之劳。鸿章瞿然改容，舌矫而不能言。”戈登劝李鸿章当华盛顿，自己想当那个参加美国独立战争的法国人拉法耶特。但是，李鸿章也是用他的“痞子腔”，打哈哈地拒绝了。确实，1864年前后，清朝岌岌可危，充满了“改朝换代”可能性，要是曾、左、李联手抗旨的话，他们是可以取清朝而代之的。

曾、左、李忠心拥戴清朝，对此，西太后虽然常常感激涕零，但内心却不得不防他们。提防之策就是起用满人，进入要津。西太后任用自己的亲信恭亲王奕訢主持总理衙门就是第一策。“鬼子六”奕訢受到满贵们的妒忌，但满人中如此公之能够任事的却绝无仅有。无奈，西太后就只能在汉人之中玩平衡。利用翁同龢等“言官”、“词臣”，组成的“清流党”，不断地参奏、弹劾地方大员，在中央牵制湘、淮军封疆大吏的行动。分化曾、左、李，利用“海防”、“塞防”之争，拉拢湘、淮军旧将，效忠于西太后个人。种种伎俩，无所不用其极，这就是曾国藩、李鸿章在“洋务”活动中束手束脚，不能放手大干的主要原因。

“翁李之隙”开始表现为“清流党”和“洋务派”的矛盾，几十年里，为了各种大小事务，两派常常是对着干。在甲午战争的时候，翁同龢和光绪皇帝组成“帝党”，主战。李鸿章和西太后主和，人称“后党”。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使得任何变革现实的措施，都遇到很大的麻烦。高喊“同光中兴”、“振兴中华”的口号时，他们都没有分歧，可是对于具体的项目、账目、人事和外事，争得不可开交。内廷说是，外朝说非；外朝说是，内廷说非，完全是历朝历代的“党争”形势。以至李鸿章在《与友人书》:“清议之祸，与明季同出一辙，果孰为之耶？”情况确实和明朝万历、天启、崇祯年的“党争”非常相似。李鸿章的“名相功业”不如伊藤博文，中国的变法、维新，始终不顺，原因就在于清朝不正常的政治格局。

四、 评价李鸿章

从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太平天国”被剿灭，到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清朝有30年的相对稳定时期。这个王朝看上去还能维持，局部地区和某些方面还有些新气象，史称“同光中兴”。他在同光之际日益尖锐起来的满汉矛盾中，一直维护着清朝。1896年，“中兴”大业已经湮灭，息影家中的李鸿章还想帮着满清接续香火，却忽然被抛出政治权力的中心，权势全无。“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梁启超语)从一个人能够看到一个民族的四十年，这样的人物，后人们无论如何也是应该重视，不能忘记的。遗憾的是，对于李鸿章至今并没有一个比较公正的评价。

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关系到李鸿章的地方很多。历史学家有评判特权，而学者们本能地喜欢用评价的态度做学术研究。更通常的是，学者往往会把自己的研究对象不分主客地与自己的好恶混在一起，把当时人们的纠纷和后来人们的意识形态纠缠在一起，结果越研究越糊涂。“汉奸”、“卖国贼”是当时“清流党”和“帝党”的谤议。后世学者又用民族主义理论，编织了一顶“反动派”的帽子；20世纪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改革家”的桂冠又渐渐地戴回李鸿章的头上。其实，政治人物的评价是不能脱离政治环境的，政治人物的个人品行，个人恩怨，只要无关大局，是相对次要的。比如我们可以津津乐道地说:“曾国藩是伪君子，李鸿章是真小人。”但这种品评对我们理解晚清历史，并无太大的帮助。要探究清朝历史误入歧途的根源，还是要回到那个环境中。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