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网历史专稿，作者：金满楼，原题：《八旗如国企：废除八旗为何这么难？》
戊戌变法时，时任总理衙门章京的张元济上书建言“融满汉之见”，其中提出六条改革建议：一是关内旗人（满、蒙、汉军八旗）全部划归为民，归地方 官管辖，结束满汉之间的行政隔离（皇族除外）；二、结束满汉在社会与职业方面的隔离，废除“满汉不婚”及“旗民不交产”的规定，满人可以自由择业、自由迁 徙；三、结束满汉共治，满汉官员适用同样的选官标准；四、逐步废除旗兵的固定津贴，出缺后不再续补；五、在京师和驻防地设立劝学工坊，培训旗人就业技能， 以备将来自谋生计；六、改革限于关内，东北、内外蒙古、新疆、青海可暂保留原制度。
光绪皇帝收到上奏后很以为是，随后破格召见并下诏调查办理，但因变法失败，此次改革不了了之。事后，张元济遭革职处分，心灰意冷之下，张元济绝意仕途，后在上海创建商务印书馆并获得了极大成功，从此，中国近代史上少了一个改革派官员而多了一位声名卓著的出版家。
至于旗人们，他们听说要变革旗制后都大为惊恐，老舍先生在小说《正红旗下》中对他们的心态做了生动的描绘：在他们看来，一变法，就是“旗人必须自力更 生，朝廷不再发给钱粮了”，那他们可真就着急了，所以旗人们都激烈的反对变法。在老舍的另一部作品，话剧《茶馆》的第一场里，故事背景则放到了戊戌政变之 后，几位旗人茶客是这样对话的：
茶客甲：谭嗣同是谁？
茶客乙：好像听说过！反正犯了大罪，要不，怎么会问斩呀？
茶客丙：这两三个月了，有些作官的，念书的，乱折腾乱闹，咱们怎能知道他们捣的什么鬼呀！
茶客丁：得！不管怎么说，我的铁杆庄稼又保住了！姓谭的，还有那个康有为，不是说叫旗兵不关钱粮，去自谋生计吗？心眼多毒！
茶客丙：一份钱粮倒给上头克扣去一大半，咱们也不好过！
茶客丁：那总比没有强啊！好死不如赖活着，叫我自己去谋生计，非死不可！
但是，旗人们的高兴劲并没有维持多久。庚子年后，在沉重的赔款压力下，清廷将八旗兵丁的钱粮再次减额发放，旗人们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所谓“穷则思变”，八旗制度的改革也就提上了日程。
1901年，在清廷宣布实行新政后，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中提出了十二项改革措施，其中第九条即“筹八旗生计”。折 中建议，旗人可自由迁徙、自谋生路并逐步停发钱粮，同时多设八旗学堂，鼓励旗人学习士农工商兵各业。数年后，入京觐见的张之洞在向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辞行 时，“力请两宫化去满汉畛域”，慈禧太后对此表示认可。
在张之洞等人的触动下，慈禧太后于1902年2月下令准许满汉通婚，旨称：“旧例满汉不通婚姻，原因入关之初，风俗语言，或多未喻，是以著为禁令。今 则风同道一，已历二百余年。自应俯顺人情，开除此禁。所有满汉官民人等，著准其彼此结婚，毋庸拘泥”。此后，少数满汉官员带头联姻，如袁世凯第五子袁克权 娶端方之女陶雍，庆亲王奕劻与后任山东巡抚的孙宝琦结为亲家，李鸿章的长孙李国杰与大学士那桐之女结婚等。这些满汉大臣间的亲事多属政治联姻，但在当时有 一定的表率作用。至于一般旗人，满汉通婚虽说禁止，但旗人娶汉女通常都在默许之中，只是此类婚姻极少，因为旗人本来就人口太多，他们并不愿意外人再来分这 二三两银子。直到清朝覆亡后，“铁杆庄稼”没有了，旗人被彻底的推上了社会，“满汉不婚”的藩篱才最终成为历史。
对于舆论颇为诟病的满人专任官缺问题，清廷也打破原有惯例并任命了几名汉人官员担任八旗内官职，如如冯国璋出任正黄旗副都统、李国杰任广州汉军副都统 等。另外，在柳条边关禁放开后，山东等地的汉人掀起“闯关东”的热潮，原为将军管辖的东三省随后改为省治，当时任命的总督、巡抚也大多为汉人，如第一任总 督徐世昌，奉天巡抚唐绍仪，黑龙江将军程德全等。
清末新政后，满汉习俗上的同化有加速之势，比如旗人中流行改汉姓，如端方的托活洛氏改成陶姓（其自称先祖是迁徙到东北的浙江汉人，后汉姓改成满姓，如 今算是又改回来），瓜尔佳氏改为关姓，赫舍里氏改为贺姓等。另外，在官场称谓上，原旗人对皇上称“奴才”（满语为“阿哈”，在旗人看来，称“阿哈”似乎更 加显示是自己人），汉人称“臣”，在清末新政后改为满汉均称“臣”，旗人不必自称“奴才”，以示文明进步。
1907年，湖南举人李蔚然在上书中提出废除满文，称其“久为具文，无关宏旨，徒于国人耳目中，悬一满汉分界之迹”。李蔚然的建议固然大胆，但其所说 也是事实。在历经两个多世纪后，作为征服者的满人固然以“满汉不婚”隔绝了血缘的融合，但时间如同潮水，满人也不可避免的失却了本身的文化（作为游牧民族 的他们本身也没有很高的文化）乃至语言与文字。《异辞录》中说，“茫茫禹域，真亡国灭种之利器矣。推原其故，以小量加诸巨量，譬如一杯水对一车薪之火，不 特水不胜火，而火犹将胜水，其势然也。……二百年间，满人悉归化于汉俗，数百万之众，佥为变相之汉人”；时至光绪后，“皇帝典学，尚知国语（满文），馀则 自王公大臣以下，佥不知其为何物矣。清末满大臣带领引见，太后前则易，皇帝前则难，以太后不通国语也”。
身为最高统治者的“国母”慈禧太后尚不通满语，旗下其他兵民就更不足论了。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中保存的满人官员奏折中，可以看出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清 初时的奏折只写满文，中期满汉文并用，到清末就不再有满文而只用汉文了。即使远离汉人区的黑龙江呼兰，他们所保存的档案也反映了同样的规律，在清末时，呼 兰只有1%的旗人认识满文，而其中只有五分之一的人会讲满语。事实上，清末旗人官员唯一需要使用满语的场合，只是在给皇帝奏折的最后须加上一句满文的“祝 皇上万岁”。至于各级衙门里，早已是全部使用汉语，有的旗人宗谱也已改用汉文书写。就连旗人中独有的萨满（即萨满教巫师，跳神之人），她们也只能用汉文音 来颂唱满文巫语。仅有的例外是偏远地区的驻防部队，如新疆的锡伯族八旗，他们一直使用满文（至今）。
另外还有辫子问题。为方便起见，清末新政时期改穿紧身新军服的士兵及警察被允许将辫子剪短三分之二（但不是剪除），由此引发了一场“辫子”问题的大讨 论。清末的最后几年中，“剪辨”几成风潮，譬如陆军部尚书荫昌在上任后即剪除了辫子，这使得很多武备学堂及其他学校的年轻学生纷纷效仿。那些从日本及欧美 归来的留学生，他们中大多已是“牛山濯濯”（即已剪辨之意，不过很多人在回国后又在帽子后戴了一条假辫子以遮人耳目）。后来曾任民国总理的颜惠庆在他的回 忆录中就记载了这样一段滑稽戏：1910年清廷在保和殿举行第二次留学生归国考试，考生们身穿朝服，很多人的帽子后面则连缀着一条假辫子，监试的蒙古亲王 那彦图见天气酷热，于是允许考生们将帽子摘下，结果在巨大的红色殿柱上，挂满了缝有假辫子的帽子，情形极为可笑……但清廷对此也是睁一眼闭一眼。
1907年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后，在革命党人无理由的仇恨面前，慈禧太后触动很大，清廷在随后的一个月内连下两诏，允许各级官员及普通士人通过都 察院就满汉问题各抒己见。在这次“改善旗人生计、化除满汉畛域”的大讨论中，两江总督端方的意见最具代表性，他提出了四条有针对性的建议：一是旗人编入旗 籍，与汉人一律归地方官管理；二是旗丁分年裁撤，发给十年钱粮，使自谋生计；三是移驻京旗屯垦东三省旷地；四为旗籍臣僚一律报效廉俸，补助移屯经费。
清末“理财专家”熊希龄则引用日本明治维新时遣散武士的经验，他指出，解决八旗问题，关键问题在于撤销驻防八旗和京师八旗，这事关数十万满、蒙、汉军 之身家性命，不可不慎。但是，如果不撤销八旗，一方面汉人会不信任满人，而满人也会因为经济窘困而憎恨汉人，结果构成了一个难以解开的死结。据熊希龄的粗 略估算，如果付给每名旗兵十年的遣散费，每年的费用即在一千万两，十年就是一亿，而作为对比的是，1876年日本废除武士阶层时，明治政府花费了两亿日 元。在清廷无法承担这笔费用的情况下，熊希龄提出了一个有建设性的意见，那就是模仿日本为旗兵提供带息债券。熊希龄建议，将旗人安置在边疆荒地，但他也认 识到这显然不现实，于是他提出的建议是将旗人的遣散费一半存入银行，以获得带息债券，另一半遣散费用于投资兴建东北蒙古的铁路，以改善这些地区的基础设 施，使旗人的移民更加便利。
在张之洞等人的触动下，慈禧太后于1902年2月下令准许满汉通婚，旨称：“旧例满汉不通婚姻，原因入关之初，风俗语言，或多未喻，是以著为禁令。今 则风同道一，已历二百余年。自应俯顺人情，开除此禁。所有满汉官民人等，著准其彼此结婚，毋庸拘泥”。此后，少数满汉官员带头联姻，如袁世凯第五子袁克权 娶端方之女陶雍，庆亲王奕劻与后任山东巡抚的孙宝琦结为亲家，李鸿章的长孙李国杰与大学士那桐之女结婚等。这些满汉大臣间的亲事多属政治联姻，但在当时有 一定的表率作用。至于一般旗人，满汉通婚虽说禁止，但旗人娶汉女通常都在默许之中，只是此类婚姻极少，因为旗人本来就人口太多，他们并不愿意外人再来分这 二三两银子。直到清朝覆亡后，“铁杆庄稼”没有了，旗人被彻底的推上了社会，“满汉不婚”的藩篱才最终成为历史。
对于舆论颇为诟病的满人专任官缺问题，清廷也打破原有惯例并任命了几名汉人官员担任八旗内官职，如如冯国璋出任正黄旗副都统、李国杰任广州汉军副都统 等。另外，在柳条边关禁放开后，山东等地的汉人掀起“闯关东”的热潮，原为将军管辖的东三省随后改为省治，当时任命的总督、巡抚也大多为汉人，如第一任总 督徐世昌，奉天巡抚唐绍仪，黑龙江将军程德全等。
清末新政后，满汉习俗上的同化有加速之势，比如旗人中流行改汉姓，如端方的托活洛氏改成陶姓（其自称先祖是迁徙到东北的浙江汉人，后汉姓改成满姓，如 今算是又改回来），瓜尔佳氏改为关姓，赫舍里氏改为贺姓等。另外，在官场称谓上，原旗人对皇上称“奴才”（满语为“阿哈”，在旗人看来，称“阿哈”似乎更 加显示是自己人），汉人称“臣”，在清末新政后改为满汉均称“臣”，旗人不必自称“奴才”，以示文明进步。
1907年，湖南举人李蔚然在上书中提出废除满文，称其“久为具文，无关宏旨，徒于国人耳目中，悬一满汉分界之迹”。李蔚然的建议固然大胆，但其所说 也是事实。在历经两个多世纪后，作为征服者的满人固然以“满汉不婚”隔绝了血缘的融合，但时间如同潮水，满人也不可避免的失却了本身的文化（作为游牧民族 的他们本身也没有很高的文化）乃至语言与文字。《异辞录》中说，“茫茫禹域，真亡国灭种之利器矣。推原其故，以小量加诸巨量，譬如一杯水对一车薪之火，不 特水不胜火，而火犹将胜水，其势然也。……二百年间，满人悉归化于汉俗，数百万之众，佥为变相之汉人”；时至光绪后，“皇帝典学，尚知国语（满文），馀则 自王公大臣以下，佥不知其为何物矣。清末满大臣带领引见，太后前则易，皇帝前则难，以太后不通国语也”。
身为最高统治者的“国母”慈禧太后尚不通满语，旗下其他兵民就更不足论了。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中保存的满人官员奏折中，可以看出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清 初时的奏折只写满文，中期满汉文并用，到清末就不再有满文而只用汉文了。即使远离汉人区的黑龙江呼兰，他们所保存的档案也反映了同样的规律，在清末时，呼 兰只有1%的旗人认识满文，而其中只有五分之一的人会讲满语。事实上，清末旗人官员唯一需要使用满语的场合，只是在给皇帝奏折的最后须加上一句满文的“祝 皇上万岁”。至于各级衙门里，早已是全部使用汉语，有的旗人宗谱也已改用汉文书写。就连旗人中独有的萨满（即萨满教巫师，跳神之人），她们也只能用汉文音 来颂唱满文巫语。仅有的例外是偏远地区的驻防部队，如新疆的锡伯族八旗，他们一直使用满文（至今）。
另外还有辫子问题。为方便起见，清末新政时期改穿紧身新军服的士兵及警察被允许将辫子剪短三分之二（但不是剪除），由此引发了一场“辫子”问题的大讨 论。清末的最后几年中，“剪辨”几成风潮，譬如陆军部尚书荫昌在上任后即剪除了辫子，这使得很多武备学堂及其他学校的年轻学生纷纷效仿。那些从日本及欧美 归来的留学生，他们中大多已是“牛山濯濯”（即已剪辨之意，不过很多人在回国后又在帽子后戴了一条假辫子以遮人耳目）。后来曾任民国总理的颜惠庆在他的回 忆录中就记载了这样一段滑稽戏：1910年清廷在保和殿举行第二次留学生归国考试，考生们身穿朝服，很多人的帽子后面则连缀着一条假辫子，监试的蒙古亲王 那彦图见天气酷热，于是允许考生们将帽子摘下，结果在巨大的红色殿柱上，挂满了缝有假辫子的帽子，情形极为可笑……但清廷对此也是睁一眼闭一眼。
1907年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后，在革命党人无理由的仇恨面前，慈禧太后触动很大，清廷在随后的一个月内连下两诏，允许各级官员及普通士人通过都 察院就满汉问题各抒己见。在这次“改善旗人生计、化除满汉畛域”的大讨论中，两江总督端方的意见最具代表性，他提出了四条有针对性的建议：一是旗人编入旗 籍，与汉人一律归地方官管理；二是旗丁分年裁撤，发给十年钱粮，使自谋生计；三是移驻京旗屯垦东三省旷地；四为旗籍臣僚一律报效廉俸，补助移屯经费。
清末“理财专家”熊希龄则引用日本明治维新时遣散武士的经验，他指出，解决八旗问题，关键问题在于撤销驻防八旗和京师八旗，这事关数十万满、蒙、汉军 之身家性命，不可不慎。但是，如果不撤销八旗，一方面汉人会不信任满人，而满人也会因为经济窘困而憎恨汉人，结果构成了一个难以解开的死结。据熊希龄的粗 略估算，如果付给每名旗兵十年的遣散费，每年的费用即在一千万两，十年就是一亿，而作为对比的是，1876年日本废除武士阶层时，明治政府花费了两亿日 元。在清廷无法承担这笔费用的情况下，熊希龄提出了一个有建设性的意见，那就是模仿日本为旗兵提供带息债券。熊希龄建议，将旗人安置在边疆荒地，但他也认 识到这显然不现实，于是他提出的建议是将旗人的遣散费一半存入银行，以获得带息债券，另一半遣散费用于投资兴建东北蒙古的铁路，以改善这些地区的基础设 施，使旗人的移民更加便利。
也有一些汉人官员，如继恩铭之后任安徽巡抚的冯煦及御史江春霖对这次的讨论不以为然，他们认为满汉不平等的言论没有根据，因为旗人包括很多皇族成员在 经济上比汉人汉窘困，朝廷的当务之急，是公开公正、不分满汉的选拔优秀官员，只要做到政清人和，满汉争议自然会平息下去。
1907年9月，清廷颁布《裁停旗饷》诏书，要求各省驻防八旗在十年之内解散（即到1917年前），旗人准备自谋生路，诏曰：“我朝以武功定天下，从 前各省分设驻防，原为绥靖疆域起见。迨承平既久，习为游惰，坐耗口粮，而生齿滋繁，衣食艰窘，徒恃累代豢养之恩，不习四民谋生之业。亟应另筹生计，俾各自 食其力。著各省督抚会同各将军、都统等，查明驻防旗丁数目，先尽该驻防原有马厂、庄田各产业，妥拟章程，分划区域，计口授地，责令耕种。……不敷安插者， 饬令各地方官于驻防附近州县，俟农隙时各以时价分购地亩，……授给领种，逐渐推广，世世执业，严禁典售。即以所授田亩之数，为裁撤口粮之准。……该旗丁归 农以后，所有丁粮词讼，统归有司治理，一切与齐民无异。……”一个月后，清廷再次下发谕旨，要求消除满汉在习俗与法律上的差异，实行满汉平等。
诏书发布后，引起了旗人们的极大不安和骚动。据《盛京时报》报道，“闻各处驻防旗丁，自奉上月二十日裁粮授田明谕，皆大形恐慌，纷纷集议。近接西安及 广州两处来函，该处各旗丁以生计骤失，或议遣代表员赴京叩阍，或环请将军代奏，恳请收回成命。”1908年1月，驻防成都的八旗流传一个谣言，说是朝廷将 立刻停发军饷，所有旗兵将自谋出路，谣言传开后，很快引起了一场骚乱，数百名旗兵及其他们的家属将绰哈布将军的衙门围了了个水泄不通，愤怒的人群将正堂的 边门打坏，并抓住值班的旗兵佐领一顿痛殴，混乱的局面直到出身汉军八旗的四川总督赵尔丰赶到后才有所缓解，在得知这纯粹是个谣言后，旗兵和他们的家属们这 才散去。类似的事件，在浙江等地也曾发生过。由于阻力太大，清廷只好于次年谕慰旗人称目前“所有钱粮、兵饷仍均照常，毋使八旗人等妄生疑虑。”
插句题外话，旗人社会与所谓的国营单位其实有似曾相识之感，旗人实则有点类似于“单位人”，单位的待遇可能未必优厚，但基本生活还是能得到保障的，有 公费医疗、有养老金等等，但久而久之，“单位人”往往失去在社会中独立谋生的能力，一旦单位办不下去了，干部解聘，工人下岗，猛然间把他们推上社会，其中 的惊恐可想而知，由此带来的阻力也可想而知。对于旗人们来说，改革就等于是敲他们的饭碗，而历朝历代的“下岗再就业”问题一向都是难题，上世纪九十年代的 “下岗潮”所引发的阵痛即为明证。当然，“铁杆庄稼老米树，当兵岂有不吃粮”，八旗做为军事组织是应该领取饷银，但近代历史一而再、再而三的证明，八旗在 军事已无存在的必要，徒然耗费粮饷而已。因此，清廷逐步抛弃他们也就在情理当中了。
为推行“裁停旗饷”计划，清廷设立“变通旗制处”以具体规划实施，但话虽如此，一旦涉及到数百万“自己人”的棘手问题，变通旗制处的大臣们也是一筹莫 展，万分为难，他们担心旗兵会因此哗溃生事，因而几次讨论下来都毫无结果。《申报》对此有极其生动的报道：“泽公载泽、伦贝子溥伦、宝侍郎宝熙、达侍郎达 寿、熙侍郎熙彦及恩、吴两提调，齐至变通旗制处会议变通旗制办法。惟那相那桐未到。闻各堂到齐后，皆守缄默。虽恩、吴两提调对于变通旗制办法，本来极有主 张，及见各堂对于此事均在有意无意之间，亦遂嚓口无言，不敢独作朝阳鸣凤。是日略谈他事，日暮而散。论者曰此役也，会而不议。”
不过话说回来，很多所谓消除“满汉畛域”的新政举措往往不切实际，但其中最主要的难题在于清廷缺乏资金来推动。譬如将旗兵安置到附近的农场或者购买附 近的土地，但清末除了东三省有空闲土地，其他八旗驻防地均无空余的土地可以安置，而要是购买土地的话，而朝廷又无钱承担这笔巨额的费用。再者，将他们安置 到边远地区，早已习惯于城市生活的旗人们又不愿意（哪怕回东北老家也是不愿意的，毕竟离开一两百年了）。至于其他办法，如办教育、办工坊，培训劳动技能 等，这些都要看长期效应而无法解决短期的困难，何况当时社会上的就业机会本就很少。不可否认，清廷也想出很多办法，如通过第一镇、禁卫军与新设置的警察机 构中多招收旗人、出卖关外的皇室土地以弥补费用缺额等，但这些措施仍不足以根本解决问题。
重重困难下，除1909年新修订的《现行刑律》中规定满汉民刑事案件一律归地方审判厅审理、“旗民分治”的成规被废弃外，其他工作大多了无进展，上头 问起来，就以仍在“调查户口及荒地”相搪塞。对此，《申报》评论说，“变通旗制处设立三年矣，其于旗人之生计，初未尝一为之谋”。而事实上，直到清朝覆 亡，各地旗防除设立少量帮助旗人学习职业技能的结构外，并没有任何一省的驻防被取消（东三省除外），而旗饷仍旧照发，旗人也没有被编入民籍，而此时离规定 的十年期限已过去4年。
慈禧太后在世时，对消除“满汉畛域”的举措相对坚定，但性格软弱的载沣上台后却不免有所退缩，特别是在遭到旗人们的抵制后，载沣不得不称变通旗制处并 不是要限制旗人的津贴，而是要寻找供养旗兵帮助旗人自强自立的方法。更要命的是，载沣在执政期间过多的任用亲贵，使清廷越来越像是一个满人的朝廷。
不可否认，历史上的任何一次改革都是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特别是涉及到改革者本身利益的时候。对于旗人来说，“铁杆庄稼”是特权但同时也是牢笼，这一 群体日益贫困的根本原因也在于此。至于满人亲贵，值得同情又不值得同情，或许他们也想把国家搞好，但末日王朝已是病入膏肓，无药可救，而这些人仍旧昧于大 势而不肯放弃自己的私利，这与历代亡国者可谓是皆同一理，但历史难道真的没有给过他们时间与机会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