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９年２月２７日?熏我和马守泮、于珍、孙一山、矫英等六位同志突然接到胶东军区司令部的命令：立即到烟台胶东军区临时指挥所领受任务。

　　午夜时分，我们到达指挥所，贾若瑜司令员高兴地迎了过来：“你们来的正好，国民党海军的‘重庆’号巡洋舰起义了，现在就停在那里。”顺着贾司令员手指的方向看去，在烟台山北黑黝黝的海面上，停泊着一艘巨大的舰船。

　　贾司令员向我们介绍说，“重庆”号是国民党海军最大的战斗舰艇。１９４９年２月２５日凌晨一时，在以王颐桢、武定国等人为首的“士兵解放委员会”的领导下，争取了舰长邓兆祥的同情和支持，“重庆”号于上海吴淞口宣布起义，并于２６日晨顺利驶抵胶东解放区。

　　贾司令员向我们传达了上级的指示：“军区党委决定，由你们六人组成军事联络组，具体任务是武装警护全舰官兵和舰船，总的要求是‘全人全舰’。”军区领导还给我们配备了一部电台和一个全部由党员编成的警卫连，军区作战科长班福臻同志任连长。

　　２８日上午，军事联络组上舰了。在甲板上，我们受到了“士兵解放委员会”和六百多官兵的热情欢迎。联络组一上舰，舰上就有人提出，要求空军、高炮掩护，补充油料、副食品。当时，除副食品外，其余都难以满足要求，舰上的一部分人因而产生了埋怨的情绪。

　　３月３日上午１０时许，在芝罘岛东方上空出现了４架国民党军Ｂ－２４重型轰炸机，舰上立即组织对空射击。敌机慌慌忙忙地投下了１２枚重磅炸弹，掉头飞走了。

　　联络组、“解委会”召开了紧急会议，同志们一致感到：烟台港小、水浅，“重庆”号吃水深，靠不了码头，只能锚泊港外，一旦出现空袭，情况十分不利。

　　我上岸向贾司令员报告，提议将“重庆”号向北方我解放区港口转移。司令员沉思良久才点头说：“目前只有去葫芦岛，我同意你们的意见，开船！我立即报告总部。”

　　一小时后，总部复电同意“重庆”号开往葫芦岛，到达后，由辽西军区司令员朱军同志领导。

　　３月３日１８时，“重庆”号驶离烟台港，开往葫芦岛。４日拂晓，葫芦岛附近的山头逐渐呈现在眼前。

　　军舰换由邓兆祥舰长亲自驾驶。巨大的巡洋舰在邓舰长的亲自操纵下，稳稳地靠上了葫芦岛三号码头。

　　“重庆”舰到达葫芦岛后，东北区抽调了两个高炮团，配置在码头西侧及东北侧高地，还部署了一个师，专门加强葫芦岛和附近沿海的警备。

　　４月１８日早晨，天气晴朗，海面风平浪静。

　　一阵尖利的防空警报声划破了码头宁静的空气，水兵们迅速奔向战位。随即，空中出现了涂着美国军徽的Ｂ－２９重型轰炸机。

　　瞬间，陆、海军高炮一齐开火，炮弹在空中构成了一道道绵密的火网。我方火力虽强，但射程不够，对Ｂ－２９构不成严重威胁。敌机在炮弹炸点的烟团之上，疯狂地向下倾泻着炸弹。

　　经过整整８个小时的对空作战，大家都累坏了。我走到总报务房想休息片刻，突然一阵强烈的震动将我惊醒。军舰灯灭机停，舱内一片黑暗。警卫员小刘拖起我就走，但通往外面的舱门均已封闭。正在走投无路之时，有人打开密闭门将我俩接了出去。２０分钟后，烈火被扑灭，电机恢复送电。

　　原来，有一架敌机突然凌空投弹，炸弹在紧贴右舷的海中爆炸，将右后侧官员舱及指挥仪计算室炸了两个洞，造成二十余人的伤亡。

　　人员出现了伤亡，弹药也消耗过半，官兵的思想又出现了新的波动。军代表、联络组和“委解会”的同志都意识到：照此下去，难以保证“全人全舰”。

　　晚上，朱司令员召集我们开会，研究对策。他提出了三个方案让大家谈论：沉船、游击、转移复州湾。经过一夜的讨论，最后，朱司令员心情沉重地说：“根据目前的情况，游击和转移都不符合总部关于‘全人全舰’的指示，搞不好，连人带船要一起赔上。现在唯一的办法只有就地沉船，至少可以‘全人’。”

　　天亮了，全舰官兵都撤到指定地区，军舰停机熄火，静悄悄地靠在码头上。８时，美军又凌空轰炸，有３枚炸弹穿透后甲板，引爆了右舷副炮弹药库。面对滚滚的浓烟和震人肺腑的爆炸声，许多人伤心得捶胸顿足、痛哭流涕。

　　敌机又整整炸了一天。

　　１８时，朱司令员下令：“立即组织沉船，凡能卸下的武器、装备、仪器、器材全部运下来。”沉船开始了，小山似的舰体徐徐地向码头东侧的海面倾斜，渐渐倒入海中。

　　２７日，贺龙同志在葫芦岛海员俱乐部接见了“重庆”号全体官兵。他代表党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向起义官兵表示热烈的欢迎，肯定了沉船的决定。贺龙同志的接见和讲话，驱散了笼罩在起义官兵和联络组同志脸上的愁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