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与王映霞（来源：资料图）

郁达夫致王映霞书简一通，书于“幻社出版部制”之“原稿纸第一号”，规格为12×30字，共两纸，有编号，紫墨水钢笔书写。现据原信照录如下：

映霞君：

十日早晨发了一封信，你在十日晚上就来了回信。但我在十日午后，又发一封信，不晓得你也接到了没有？我只希望你于接到十日午后的那封信后，能够不要那么的狠心拒绝我。我现在正在计划去欧洲，这是的确的。但我的计划之中，本有你在内，想和你两人同去欧洲留学的。现在事情已经弄得这样，我真不知道如何是好。我接到了你的回信之后，真不明了你的真意。我从没有过现在这样的经验，这一次我对于你的心情，只有上天知道，并没有半点不纯的意思存在在中间。人家虽则在你面前说我的坏话，但我个人，至少是很sincere的，我简直可以为你而死。

沪上谣言很盛，杭州不晓得安稳否？我真为你急死了，你若有一点怜惜我的心思，请你无论如何，再写一封信给我！千万千万，因为我在系念你和你老太太的安危。啊啊，我只恨在上海之日，没有和你两人倾谈的机会，我只恨那些阻难我，中伤我的朋友。他们虽则说是在爱我爱你，故而出此，然而我伯刚那里，好几天不去了。因为去的时候，他们总以中国式的话来劝我。说我不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他们太把中国的礼教，习惯，家庭，名誉，地位看重了。他们都说我现在不应该牺牲，（损失太大）不应该为了这一回的事情而牺牲。不过我想我若没有这一点勇气，若想不彻底的偷偷摸摸，那我也不至于到这一个地步了。所以他们简直不能了解我现在的心状，并且不了解什么是人生。人生的乐趣，他们以为只在循轨蹈矩的刻板生活上面的。结了婚就不能离婚，吃了饭就不应该喝酒。这些话，是我最不乐意听的话，所以我自你去后，尚贤坊只去了一两趟。

此外还有许多自家也要笑起来的愚事，是在你和我分开以后做的。在纸笔上写出来，不好意思，待隔日有机会相见时再和你说罢。

我无论如何，只想和你见一面，北京是不去了。什么地方也不想去，只想到杭州来一次。请你再不要为我顾虑到身边的危险。我现在只希望你有一封回信来，能够使我满意。

                                                      达夫二月十日午后

在现存郁达夫致王映霞书简中，此信按时间排列为1927年第四通，也是所有书简的第四通。初收入1982年5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达夫书简—致王映霞》（王观泉编，以下简称“《达夫书简》”），先后编入《郁达夫文集》（广州花城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联合版）和《郁达夫全集》（有浙江文艺出版社版和浙江大学出版社版，后者搜集最为齐全）。2008年6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经过修订的《达夫书简》第三版，这封书简仍收录在内。

经与原件核对，排印稿有两处出入，一为书简第二自然段也即原信稿第一页最后一句“然而我”后无任何标点符号，似未完。《达夫书简》初版本此句后为“……”，三版本此句后为“。”，均为编者所加，拙见应保持历史原貌，另加注说明；二为书简第三自然段中“循轨蹈矩”一词，《达夫书简》第三版规范为“循规蹈矩”，拙见也大可不必，也应保持历史原貌“循轨蹈矩”为宜。

此信落款“达夫二月十日午后”，实有误，需略作考证。信开头说得很清楚，“十日早晨发了一封信，你在十日晚上就来了回信。但我在十日午后，又发了一封信，不晓得你也接到了没有？”这里所说的“十日午后，又发了一封信”，显然不是指此信，而是指此信之前的一封信，已不存，因为既然“十日午后，又发一封信”，此信何以再落款“二月十日午后”？不可能同时有二个“十日午后”。

查郁达夫1927年2月1日至16日的《穷冬日记》，有如下记载：

（十日）吃过午饭，又有许多文学青年来访，就和他们出去，同时又写了一封信给映霞。大约我和她的关系将从此终断了。

（十一日）晚上又接到映霞的来信，她竟明白表示拒绝了。也罢，把闲情付与东流江水，想侬身后，总有人怜。……半夜里醉了酒回来，终于情难自禁，又写了一封信给映霞。

两相对照，可知《穷冬日记》所记1927年2月11日“晚上又接到映霞的来信，她竟明白表示拒绝了”，与此信中对王映霞所说的“我只希望你于接到十日午后的那封信后，能够不要那么的狠心拒绝我”，正好上下衔接吻合，据此应可断定此信的写作时间为1927年2月11日，也即《穷冬日记》1927年2月11日晚所记的“终于情难自禁，又写了一封信给映霞”的这封。何以落款时间变成了“二月十日午后”，很可能当时是郁达夫酒后笔误。

当时郁达夫刚认识王映霞不久，两人尚未进入热恋，王映霞且对郁达夫的追求表示了拒绝，因此，郁达夫此信是一通情书，当无可怀疑，何况紫色正是当时男女间书写情书的专用墨水。郁达夫在信中对王映霞倾吐情愫，甚至说出“我简直可以为你而死”这样的话，无非是要表明他对王映霞是一往情深，希望王映霞接受他的火热的爱。

郁达夫是在友人孙百刚（此信中郁达夫写作“伯刚”）家中结识王映霞的，郁达夫1927年1月1日—31日的《村居日记》中对此有明确的记载，1月14日日记记云：“从光华出来，就上法界尚贤里一位同乡孙君那里去。在那里遇见了杭州的王映霞女士，我的心又被她搅乱了，此事当竭力的进行，求得和她做一个永久的朋友。”孙百刚后来也写了《郁达夫外传》（1982年4月浙江人民出版社版）详记其事。

但是，孙百刚等友人对郁达夫追求王映霞并不赞同，这在这通情书中已有所反映，之所以“伯刚那里，好几天不去了”，就是因为孙百刚他们不断提醒他“不应该为了这一回的事情而牺牲”。而信中又谓“我只恨那些阻难我，中伤我的朋友”，不但是指孙百刚等，还应该包括叶灵凤等几位“创造社小伙计”，叶灵凤与潘汉年等当时又在创造社内另组“幻社”，郁达夫此信所用信笺就是“幻社出版部制”稿纸。

叶灵凤晚年在不止一篇回忆文字中提到此事。他在《郁达夫二三事》中回顾了与郁达夫的交往过程后，就谈到“后来为了反对他追求王映霞，我和其他几个朋友都和他闹翻了。他在《日记九种》里曾说有几个青年应该铸成一排铁像跪在他的床前，我猜想其中有一个应该是我”。在《读郁达夫<集外集>》中又说：“在当时许多较年轻的朋友中，包括我自己在内，大都是对王映霞不满的，认为是她害了达夫。”可惜叶灵凤直至去世，也未见到郁达夫这通书简，否则，他的回忆又可多一份证明了。

郁达夫这通情书连同其他大批致王映霞函，原来当然归王映霞所有，1939年在战火中失落，为粤汉铁路局燕孟晋先生在熊熊火堆中抢出，后又归我的前辈并同事林艾园先生所有，“文革”结束后由郁达夫友人、作家许杰先生介绍，物归原主。林先生曾写《郁达夫书简保存情况》一文记述其经过。王映霞又将包括此信在内的十多封郁达夫书简赠送香港李远荣兄，李兄后来将其出让，由我中介，所以我幸得此信，留作我长期研究郁达夫的一个纪念。此信流传有绪，而除了写信人郁达夫和抢救出此信的燕孟君，其他与此信有关的王映霞、许杰、林艾园、李远荣诸位，我都认识，或师或友，而今除了李兄，均归道山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