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上海租界

由于租界的存在，使上海城区内居住了不少来自外国的侨民，从而使一些老弄堂里的秘密蒙上了异国色彩。其中最富有传奇色彩的莫过于曾经在上海的弄堂里生存了十几年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至今保存完好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马当路普庆里4号，就是当年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办公和开会的场所，也是临时政府领导人金九的居住地。当年，在这座普通的弄堂房子里，策划和组织实施过一些惊人的计划，使整个上海包括国际社会都引起震动。

韩国临时政府在上海成立

1919年3月中旬，朝鲜独立运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鲜于赫、金澈、徐丙浩、玄檐、崔昌植等人从朝鲜来到上海。与此同时，吕运亨、吕运弘等人也相继从日本、俄罗斯和美洲来到上海。3月17日，他们在法租界宝昌路(今淮海中路)329号租了一间房子，设置了一个临时事务所，推选玄檐为总务，筹备在上海建立临时政府。消息传出后，李东宁、李始荣、赵婉九、曹成焕、金东三、李春塾、洪涛等三十多人即来到上海。不久前刚成立的汉城临时政府也派出李凤洙到上海，与玄檐等共同商议此事。4月8日，汉城临时政府又派姜大铉把汉城临时政府的成员名单和临时宪法草案送到上海。上海临时政府的成立正式拉开序幕。

4月10日上午10点，来自各地的29名朝鲜人代表，在法租界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22号一幢房子里召开了一次会议，正式决定在上海建立临时议政院，作为大韩民国的最高民意机关。当天夜里10点，第一届临时议政院会议召开，会议一直开到第二天上午10点，经过激烈的争论，最终推选了李东宁为第一届议政院议长兼国务委员，孙贞道为副议长，李光洙、白南士为书记。会议确定政府的全称为“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政府机构采用国务总理制，根据汉城方面送来的阁员名单，选举出李承晚担任国务总理，安昌浩担任内务总长，金奎植任外务总长，李始荣任法务总长，崔在亨任财务总长，李东辉任军务总长，文昌范任交通总长，赵素昂任国务院秘书长。会议以临时议政院的名义，公布了施政纲领，发布了一个给全体朝鲜人的布告，正式宣布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号召国民为子孙后代的幸福起来奋斗。会议还草拟了一份告各国政府的宣言，阐明朝鲜人不甘心做亡国奴，立志求自由、争独立，呼吁各友邦给予理解和同情。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上海成立后，即开展对反日独立运动的领导。此时担任国务总理的李承晚在美国，5月下旬，安昌浩从美国来到上海就职，主持临时政府的工作。8月21日，经过一番筹备，临时政府出版了机关报《独立新闻》，对外宣传临时政府的各项抗日主张，报道世界各地朝鲜人开展独立运动的情况。12月，临时政府在法租界康宁里23号临时政府军务部内开设了陆军军官学校，李东宁等亲自参加了学校的各种活动。学校先后举办了2期6个月的速成班，毕业学员41人。为了得到国际上的支持，临时政府派出代表前往广州，拜访在广州的军政府大元帅孙中山，请求对临时政府和独立运动给予支持。与此同时，对西方国家的外交活动也开展起来。

但由于内部派系纷争不断及缺乏经费等原因，使临时政府面临严重的危机，对独立运动的领导和影响力大为减弱，后来担任临时政府领袖的金九在记述这一状况时如此写道：

临时政府人财两空，李承晚引退之后，由朴殷植就任，但也只是把总统制改为国务领制后就引退了，李尚龙被选出当第一任国务领，他从西间岛到上海来组织内阁，但无人支持，遂又返回西间岛去了。其次选出的是洪冕熙，他自镇江来上海就职，但也是组阁失败。于是在这一段时期内，临时政府竟成无政府状态，在议政院里成了大问题。

在这危急时刻，重振临时政府威望的重任落在了金九身上。

金九成为临时政府首脑

临时政府的近乎瘫痪状况，使议政院议长李东宁想到了金九。一天，李东宁找到金九，劝他出任临时政府首领，但被金九婉言拒绝了。金九认为，像他这样出身微贱的人来当国家元首，会有损国家和民族的体面，并且担心自己组阁能否得到大家的支持。但是经过李东宁的一番劝说，金九最后还是答应了。在李东宁的支持下，经过议政院的正式程序，1926年，金九出任临时政府国务领(临时政府领导体制几经变化，最初为国务总理制，后为大统领制、国务领制。曾经分别称大统领、国务领)。

其实金九参加独立运动的时间颇早，算得上是一名老战士了。他在18岁时就加入天道教，担任天道教的地方领袖，后来人韩国义士安重根之父安泰勒的幕下，28岁时信奉基督教，开设新式学校，宣传爱国思想，由此遭到日本殖民统治者的嫉恨，被捕入狱。出狱后金九参加秘密团体新民社，同李东宁、安昌浩等一起从事革命活动，37岁时第三次被捕，被判15年徒刑，后因天皇庆典等原因被减刑，五年后出狱。1919年“三一”运动爆发后，金九从朝鲜来到上海。当时正是临时政府筹备成立时，一些年轻的革命者都想着在临时政府里担任要职，朴实的金九找到李东宁，自愿要求为临时政府担任门卫，后来被任命为临时政府的警务局长，担任警卫和防备奸细工作。此项工作充满危险而又十分重要，在担任警务局长的几年里，金九亲身经历了斗争的残酷和复杂。

金九接任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首领职位后，临时政府的状况日益窘迫，对此金九自己描述道：

如此虽然摆脱了无政府状态，但因经济上的困难，维持政府名义的希望仍很渺茫，虽然政府的房租是30元，工友月薪不足20元，但也无力拿出这笔钱，因此曾因房租问题与房东发生过几次诉讼。……我睡在临时政府的办公室，饭就轮换着在有职业的同胞家中吃(电车公司和公共汽车公司查票员六七十名)，可算是乞丐中的高级乞丐。

此时临时政府办公处已转移了好几个地方。1919年4月临时政府在法租界内成立，得到法国驻沪总领事的默认，但不准许他们挂临时政府的招牌，然临时政府成立后，为了扩大影响，“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牌子还是挂了几天，上海的大报《申报》因此刊登了“高丽在沪组织临时政府”的消息，并把它的地址公之于众。这事很快引起日本驻沪领事馆的不满，当年10月17日，因受到日本驻沪领事馆的压力，法租界公董局巡捕房正式通知临时政府，限令在48小时内迁出所有人员，停止发行临时政府的机关报《独立新闻》，于是临时政府转入秘密状态。临时政府从最初的办公地点霞飞路321号迁出，搬到了法租界白尔路(今重庆中路)18号。1922年10月，因日本暗探频繁侦察，临时政府一度搬到公共租界。但在总体上因为法租界当局对朝鲜民族开展的独立运动持相对宽容的态度，临时政府机关大部分时间都设在法租界内。1923年8月，临时政府因付不出所欠的六个月的房租500元，只能卖掉政府的一切设备用品，将政府机关转移到财务总长李始荣的住处，从此也开了以临时政府某主要成员的住处作为临时政府办公地的先例。

普庆里4号的秘密

1926年12月金九当选为临时政府国务领后，当月14日，临时政府就迁往法租界马浪路(今马当路)一条叫普庆里的弄堂里，办公处就设在4号的房子里，这里是金九的住处，金九也是租赁这幢房子不久。这是一条刚建成一年的新弄堂，由比利时建筑工程师设计，弄堂里的房子是典型的石库门建筑，两扇高大的石库门，进门是一个小天井，然后是底楼的客堂，很是高爽，后面是烧饭的灶披间，自来水龙头就在旁边。当年韩国临时政府办公处普庆里4号一个坡度近60度的木楼梯通向上面的亭子间和前楼，前楼朝南，房间十分亮堂。这里因是三层楼建筑，因此房间较多，周边环境也较好，南面是辣菲德路(今复兴中路)，北面不远是霞飞路，可谓是闹中取静。周围的邻居多属中产阶级，与他们相处也很和睦。更重要的是，弄堂里和周围附近住着不少支持独立运动的朝鲜侨民，他们中有不少人就在距此不远的卢家湾法商电车公司里当售票员、查票员，临时政府的一些要员和独立运动的一些重要人物也都住在附近，所以临时政府要开会召集人员很方便。像李东宁就住在普庆里8号，洪震、金若山住在附近马浪路上的吴兴里，金澈、李东辉、李裕弼都住在距普庆里不到十分钟路程的霞飞路宝康里。临时政府机关搬到这里后，工作上感到方便，周边的环境也很适宜，因此自临时政府在上海成立到其离开上海的十三年时间里，在普庆里4号度过了将近一半的时间。

1928年3月25日，是普庆里4号极为重要的一天。这天由金九和赵素昂、赵琬九等人召开了成立韩国独立党的筹备会议。经过多年的斗争，特别是针对各派系纷争剧烈的情况，金九等人深感临时政府必须有一个组织健全、方针鲜明的党来领导，才能够保证独立运动深入持久地开展。第二年3月1日，正是朝鲜“三一”运动爆发十周年纪念日，那天筹备了近一年的韩国独立党正式成立，推选了李东宁为党的理事长，赵素昂和金九等任常务理事。从此开始，在独立党的统一领导下，临时政府领导的反日复国运动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临时政府由金九担任首领后，由于金九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工作，其威望有所提高。金九自己虽然不懂英文，但他让手下懂英文的严恒燮、安恭根给在美国芝加哥、夏威夷及墨西哥、古巴的朝鲜侨民写信，通报临时政府的情况，呼吁对临时政府给予支持。美国、墨西哥和古巴的朝鲜侨民回信表示，那里的全体侨民愿意共同来维持和发展临时政府。在夏威夷的侨民甚至表示，只要临时政府做出对民族有益的事，他们愿意负责筹措款项，这更激发金九开始深入地考虑能做些什么事来回应支持临时政府的同胞们。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临时政府在普庆里4号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当时的局势和临时政府的应对。参加会议的临时政府委员一致认为这是中、朝两国联手抗日的大好时机，决定以“留沪韩国独立运动者同盟”、“上海韩人青年同盟”、“中国革命互济会韩人分会”等团体联合会名义，发表反对日本侵华和要求与中国军民联合抗日的声明；此后临时政府又召开了多次会议，商议如何给日本政府以重大的打击。12月6日夜里，临时政府的主要成员在普庆里4号又召开了一次会议，会上金九提出：最近派遣李奉昌到日本东京投炸弹事情准备就绪，要求会议批准这一行动。然出席会议的军务长金澈和外务长赵素昂却以“徒费经费，没有成功的希望”为理由提出反对，会上争论十分激烈。但主持会议的李东宁知道这是金九已经精心策划了一年的事项，在他的极力支持下，会议终于同意批准金九负责实施此项计划。

东京袭击天皇不中

原来在一年前，一名叫李奉昌的朝鲜同胞找到金九，自称一直想参加独立运动，为临时政府效力。李奉昌早在19岁时就听说上海已成立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萌发了要到上海参加独立运动的念想。后来他去了日本，在日本逗留了六年多，能讲一口流利的日语，但他心中对日本在朝鲜进行的狠毒压迫和镇压恨之入骨，决心以实际行动来打击日本的气焰，振奋朝鲜的青年。1930年12月李奉昌从日本来到上海，找到金九。一开始金九不免对他抱有戒心，生怕他是日本人派来的奸细，临时政府中一些人也都劝金九同他断绝来往。一天夜里，金九等人设计请李奉昌喝酒，等到他喝醉后，故意同他谈如何打击日本人，李奉昌酒后吐真言，认为应该先杀掉日本天皇，并讲了一年前他在日本东京碰到天皇去扫墓，他就在路边，可惜当时手中没有一颗炸弹，如果有的话一定可以杀死天皇。李奉昌的这番话使金九知道他是一个身怀大志的人，从此对他坦诚相待，并暗地里进行谋划。金九派人弄来两颗手榴弹，准备时机成熟时派用场。

得到临时政府会议的正式批准后，12月中旬的某一天夜晚，金九来到李奉昌所住的中兴旅社，同他商量赴日本之事，告诉他用来袭击天皇的炸弹都已经准备好。两天后，金九带着李奉昌来到安恭根的家，在那里举行了简单的宣誓仪式，然后把事先准备好的两颗炸弹交给他，同时给了他300元钱以供旅途之用，随后又一起到照相馆去拍照留念。十多天后，李奉昌到达东京。金九等人焦急地等待着东京的消息，一直等到1932年1月8日，终于看到报纸上刊登的一条消息：“韩人李奉昌狙击日天皇不中。”金九看后极为悲痛，想好不容易策划的这件事没有成功，难以向临时政府交代。而周围的许多同志都来安慰金九，说虽然没能炸死天皇，但已经向世界证明了朝鲜民族并没有在日本的奴役下屈服，仅此足以算是成功的。

原来李奉昌在到达东京后，一直在寻找机会。等到1月8日这天早晨，他等候在东京皇宫婴田门附近的道路边，装扮成日本人等候天皇结束观兵式乘车归来。等到天皇的马车过来时，李奉昌奋力扔出炸弹，炸弹轰的一声爆炸，可惜没有击中目标，只炸伤了一些随行人员。李奉昌当场被拘捕。十个月后，李奉昌被日本政府处死。

东京婴田门狙击事件发生后，为防备日本方面的行动，临时政府有一段时间暂时搬到法租界西门路123号义新理发店的楼上，不久形势平稳后又搬回到普庆里4号。而金九为了迷惑敌人，让《上海韩闻》大肆报道他在外地疗养的记事，由此躲过了日本领事馆警探的侦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