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宅血案与陈文成命案

1975年，蒋介石撒手人寰，台湾这个由他带领的200万军政人员幻化出来的国家顿时失去了精神依托，为“反攻大陆”而生的这台机器失去了操控者。1979年1月，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同时中止对台湾的外交关系，台湾当局再遭打击。这年世界人权日，发生了“高雄事件”，演讲者把数千名民众情绪煽动到高度兴奋状态，“群众备有火炬、铁条和化学品”，《美丽岛》杂志总经理施明德，爬上载着扩音器的卡车顶上，领导一群年轻人前进，数百尺之外，奉令“打不还手”的宪兵，隔街站成一线。暴乱持续到半夜，军队才动用催泪瓦斯，驱散民众。当天夜里，共有183名警员，92名示威群众受了伤。

第二天上午，国民党“十一届四中全会”上，与会人士对于高雄暴乱大为震撼。蒋经国也慌了。考虑几天之后，他批准逮捕美丽岛集团首要分子，同时把《美丽岛》及温和的《八十年代》统统停刊，被逮捕的党外人士中就有“省议员”林义雄。

2月28日，林义雄的妻子方素敏一大早与林之秘书田秋堇前往“军法处”会见林义雄。当时家中留有林义雄一对6岁双胞胎女儿林亮均、林亭均。林义雄60岁的母亲林游阿妹正外出帮人烧饭，9岁的大女儿林奂均则在学校上课。中午，方素敏打电话回家，没人接听，于是她叫田秋堇拿钥匙回去看看。田秋堇回到林宅后，见大门锁着。开门进去后赫然发现满身鲜血的林奂均蜷曲在床上，气若游丝。田秋堇冲往地下室查看，还未下楼梯即看见林游阿妹躺卧在楼梯转弯台阶上，血流满地。

惨案发生后立即震惊当局高层，蒋经国当天即下令立刻保释林义雄处理善后。而林义雄夫妇二人此刻均不知家中遭逢剧变。后来林义雄察觉四周友人的气氛不对，遂不断追问，康宁祥只得告诉他，林家人已遭人杀害。林义雄立刻痛哭失声，凄厉地喊叫。台湾舆论均以“人神共愤”表达对此事件的感受，并呼吁当局应尽速将凶手缉拿归案，昭信天下。在各界的期盼下，警方动员庞大人力物力，扩大侦查工作，并宣布掌握了具体线索，有信心破案。然而事实上，命案现场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线索，财物未有丝毫损失。凶手泯灭人性，下此毒手，犯罪动机与一般劫财情杀明显不同。此后案情胶着不前，历经数位“行政首长”均一无所获，成为悬案。

由于林义雄的反对运动政治背景，以及凶案发生在“二二八”这个特殊的日子，许多反对派人士深信此案为国民党当局所为，目的在吓阻反对派人士。无论真相如何，林宅血案激起了反对派人士对当局的强烈恨意，许多反对派人士坚信林宅血案本质上为政治屠杀。

林宅血案的第二年，又发生了陈文成命案。美国华裔学者陈文成于1981年7月从美国回台探亲，因为曾在海外向《美丽岛》杂志捐款，而被台北警备总部约谈，隔天后被发现陈尸在台大图书馆旁。国民党当局起初说他是“畏罪自杀”，但陈文成实在没什么自杀理由。而过去只要国民党一说是“自杀”，民众久而久之已经培养出一种敏感--这其中肯定有什么猫腻。因为陈文成是美国公民，因此惊动美国国会，美方派了陈文成的同事及验尸官来台。一切都指向陈是生前遭凌虐并灌毒致死。一般认为是警备总部所为，但结果还是不了了之，凶手也没找到，政府也没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

一个政权不能永远端着枪

随着台湾民众民主意识的不断觉醒，自六十年代末以来，台湾岛内要求国民党当局解除“戒严令”的呼声从未间断，一些非国民党籍政治人士利用官方“立法院”、“议会”等场所，不断发出呼吁和抗议，但台湾当局却一再以“反共”为借口，坚持“戒严”不变。但一个政权不可能永远端着枪。进入八十年代，蒋经国已经开始考虑结束“戒严”。但是，“党内一些保守势力，包括一些大佬，他们认为时机还不成熟，认为这个决定会引起很大的冲击。”面对解严可能导致的社会失序，蒋经国也有过考虑。

八十年代，台湾的现代化建设已经到了一定程度，蒋经国晚年已经看的很清楚了，戒严这个体制绝对不能够再维持了，这个对于台湾的发展是非常不利，最终对于中国国民党的发展也是非常不利的。

蒋经国时代的国民党秘书长李焕透露，蒋经国曾对他坦言心中有改革国民党、解除戒严与开放中国大陆探亲三大愿望，坚持推动解严，不完全是被逼无奈。蒋经国在解严前曾经讲过一句非常重要的话：由于时代在变，潮流在变，环境在变，所以才决定解严。

时任蒋经国英文秘书的马英九还提供这样的一个细节。因为马英九是在哈佛读法律的，对于法律是比较熟悉。蒋经国开始考虑要解除戒严时，特地问马英九，“戒严”这个词在英文是怎么讲的，马英九就把这个词无论是在英文，还是其它外文里的意思，其实翻译成中文的话，就是军事管制。蒋经国原来不太注意这方面的细节，他明白这个词在国际上通行的含义是“军事管制”时，他觉得台湾没有军事管制，既然没有军事管制，为什么我们还要维持这样一种戒严？

1986年3月，时任“检查部长”的钱复曾到中山楼和蒋经国谈了一小时，向蒋经国汇报说：“美国政府将对友邦的人权状况认真检视，如不理想则不能获得军售。”由于台湾当时在几年内发生了林宅血案、陈文成命案和江南案的十分恶劣的案件，在国际上的形象很坏，这些案件基本上都有情治机关滥权的事实，而情治机关之所以能如此，全是所谓“戒严时期”在作祟。而台湾所谓的“戒严”实在和西方国家所称的戒严（MartialLaw）有很大的出入，实在不该因为这些问题而背负“戒严”的恶名。

钱复具体请求蒋总统结束“戒严”以改善台湾在国际上的形象。“这一段话，我说了约半小时，蒋总统很慈祥地听没有打断我”，听完钱复的汇报，蒋经国回答说：“我晓得你在这个问题上受了许多委屈，我要告诉你，这个问题我也想了很久，不能做，做了会动摇国本的。”四天後，蒋经国又要钱复将四天前报告重谈，不过他听完后还是那句话：“会动摇国本。”

四个多月后，代表处国会组秘书王豫元来看钱复，说台湾正在积极处理一些敏感的政治问题，最先解决的可能是戒严问题。之后不久，钱复又接到蒋孝勇自台北来的长途电话：“父亲要我告诉你，他想了很久，认为还是君复的意见对。”三周后，蒋经国会晤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行人葛兰姆夫人，直接了当地表示将很快终结此项紧急命令。

1987年7月14日，中华民国总统蒋经国颁布总统令，宣告自同年7月15日零时起解除在台湾本岛、澎湖与其它附属岛屿实施的戒严令，在台湾实施达38年的戒严令自此走入历史，至今整整2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