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盟会重要干部陈其美1909年在上海马霍路(今黄陂北路)经营秘密革命机关天宝客栈时，又以清和坊琴楼别墅和粤华楼17号为附属机关，“阳为纵情声色，以掩人耳目，所以外面只知道这是个娱乐场所，不觉其为革命机关”。每晚六时至十时，或餐于粤华，或宴客于琴楼，与王金发等主要人物讨论革命事宜。陈其美因此在上海光复后被人号为风流都督、杨梅都督。

无独有偶，革命党人邓荫楠等人在广东联络绿林好汉时，亦大率在沙田附近舢板厂地方雇一紫洞艇，以招妓宴聚来掩护“革命党的临时聚会”，据说“收效甚大”。

另一方面革命党人鉴于满清贵族生活腐化，骄奢淫逸，曾经设想利用妓女进行暗杀。1910年光复会在东京重建后，其领导人陶成章与女士孙晓云密谋，想“在北京开设妓院，以美人诱满清贵族，席间下毒，以为一网打尽之计”。

武昌起义后陈其美又经常出入五马路群玉芳妓院，蒋介石也随同前往寻欢作乐。蒋在1912年纳的妾正是在该妓院中作娘姨伺候高级妓女的姚冶诚。陈其美在沪军都督任内“挥金如土”，“贪财好色”，“日走妓馆，恣情滥狎，一时有杨梅都督之号”。当陈要求分用南洋华侨捐款时，陶成章说：“我的钱要给浙江同志用，不能供你嫖妓之用。”

1912年1月12日，陈其美在复徐震的公开信中承认，“鄙人昔日为秘密结社之故，偶借花间为私议之场，边幅不修，无须自讳。”但陈坚决拒绝徐震来函中的“狎邪之劝”，声称“今则军事旁午，日昃不遑，风月情怀，消磨殆尽”，“至谓鄙人刻下在外冶游，实属奇异。”

此外在参加1911年广州黄花岗起义先烈中有一部分人“行为极其浪漫，吃喝嫖赌一类的腐化事情也不能免。但是一旦大难既发，趋事的奋勇，赴义的壮烈”，与平日很讲究个人心身修养的另一部分人“初无二致”。事后辛亥革命的元老胡汉民评论说：“凡具有革命性的人，在破坏革命之中，爱不爱玩，关系还小，在这一个时期，腐化的作用却奈何革命性不得的。如果只爱玩而原无革命性的人，他在革命事业以外去玩，只有格外玩得好些，他何必定要从拼命之中，偶尔玩一下呢？所以凡是肯走进破坏革命圈子的人，虽然一时爱玩，毕竟有希望。”很明显，他的结论是小节无碍论。

武昌起义后革命形势飞速发展，但在清王朝行将崩溃、清军与革命军停战议和期间，某些起义军新贵为及时行乐，“在武昌找土娼，或每天夕阳西下，辛苦渡过那一衣带水的扬子江到汉口去嫖妓。”由于汉口的街市被清军冯国璋用野炮轰成瓦砾，“仅在租借地有妓院，于是这些地方就成为新贵们行乐的重心区了。”不久湖北军政府“各部全有的这样的寒蠢的行乐，便已惹出处士的横议来”了。1912年初，关外都督府的军械人员从东北买了两挺机关枪回烟台后“上岸去玩日本下女”，结果枪被上海都督府的同行顺手牵羊拿走了。

上海光复后亦有类似情况，“军界中有身穿戎服，出入于花天酒地之中，结队成群，毫无顾忌，丧失军人资格”。为此上海军政府都督陈其美在1912年1月12日发出通告：“以后除通饬各军队严加约束外，凡有见军服之人在妓院、戏馆混闹者，许即扭解来府，即以军法从事。扭解之人，立予重赏。”同年4月4日陈其美为严肃军纪，发布训诫兵士文，指出某些兵士“败坏军纪”，“并非星期，常有兵士三五成群游行街市，或驼肩搭背，或沿街食物，甚有调笑土娼之事”。为此他通令“平日均不准兵士任意外出”，如仍有人“任意外出，嬉游街市”，将予以“从严责办”，“并将该官长撤差示惩”。然而上海的整个社会风气并未好转。《申报》1912年8月9日发表文章说，“从前应酬场中，酒菜之一两元而已。今上海以请客应酬，妓院之事，局菜等费，统计不下百余元。遇有住客，尤非大菜花酒不足以示诚敬。”王金发担任绍兴军政分府都督后“括民财及百万，以巨金购宅海上，额曰逸庐，要名妓花小宝贮其中，平日呼幺喝六，做牧猪奴戏，折资无算”。

1912年广西陆军速成学堂正式开学上课，校内“常有教官前往桂林的‘花区’所在地訾州的妓院内宴客和‘吃花酒’。……同学中也有于假期内易服狎游的。”学员李宗仁认为“速成学校的管教远不若陆小的严肃”，这种现象的出现既与办学人的作风有关，又是民国初年广西“整个社会政治风气的颓废”所致。1913年秋冬之交，李宗仁到南宁广西将校讲习所报到后，又看到里面“也有抽鸦片、逛妓寮的腐败分子”。被省政府派往上海购置新式装备的所长林秉彝到十里洋场后“为声色犬马所诱惑”，不数月就把巨额公款挥霍一空，讲习所也因此停办。

清末以革命入清苑县狱的民党人士唐继星，在辛亥革命爆发后始释出，寓所天津，任国民党支部负责人。二次革命爆发前，时局紧张，但唐依然“日作狎邪游，昵一妓，寝食必于是”。后与唐结交的袁克文探悉官方正在密捕唐继星，好几次有意掩护。某晚袁克文在天津南市妓家宴客，得消息有警兵前来捕唐，即对应邀出席的唐说：“有要事与君筹议，今夕必偕至德义楼一谈，此间嚣庞，非宜也。”不料唐以预有妓约为词执意要袁明夕再谈。袁克文坚持不可，并招唐所狎妓同往，唐始与之同赴德义楼避难。

有人是这样评论“革命伟人之放浪”的。他说：“现在操政权的，都是首先发难的革命伟人，这班人大半起于氓庶，来自田间。锦衣玉食，娇妻美妾风味，从来未尝染指。一旦得到高官厚禄，本可衣锦还乡，回想以前的革命时候，吃了很多辛苦，受了多少恐怖，家里只有一个黄脸婆儿，不足以安慰精神，及辛苦革命代价。最方便的莫如嫖娼了。……但这种现象，仅民元二年间，多数伟人如此。民三以后，此种风气亦已衰熄了。”

冯玉祥对民国初年有些立志献身革命的青年，“受了一点挫折，吃了一点亏苦之后，……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成天埋身八大胡同中，纵情享乐，再也不提革命这回事了”大有感慨。他在写回忆录时说：“昔日的革命志士立刻成为吃喝嫖赌吹的健将了。这真叫人看着太可痛心了。”

当然，辛亥革命前后也有一些青年革命党人怀着崇高的理想，坚持洁身自好，并企图以此改造社会风气的。

1903年陈独秀等人在拒俄运动中“因外患日亟，结合士群为一团体，发爱国之思想，振尚武之精神，使人人能执干戈卫社稷，以为恢复国权基础”，准备成立安徽爱国会。在该会拟章中有社员戒约一章，内有“戒洋烟、嫖、赌一切嗜好”之条文。

民国建立后，唐绍仪、蔡元培、汪精卫、宋教仁等人于1912年2月23日在上海发起社会改良会，“总旨在以人道主义及科学认识为标准而定改良现今社会之条件。”入会条件共有36条。第一条即“不狎妓”，其次为“不置婢妾”。第三十六条是“戒除有碍风化之广告(如卖春药、打胎等)及各种印刷品(如卖春画、淫书等)。”“其后为政潮所激荡”，该会发起人“次第星散，未及进行”。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