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也是理学极盛的时代，他们如何协调这种放浪形骸的生活与儒家道德规范之间的矛盾呢？

 

　　大木康：我的理解是，当时的知识分子都为了应科举而读书，他们读儒家经典是为了做官，当然也有治国平天下的抱负。这是他们作为士大夫的一面，中国每个知识分子都有这样的一面。在另一方面，当他们休闲的时候或科举失意的时候，在自己私人的生活圈里拥有各种各样的爱好，像绘画、园林、古董，就是作为文人的一面。我们不能只看到一面，他们是完整的一个人。又是朝廷大官、又是悠闲文人的苏东坡应是中国知识分子这种“两面性”文化性格的最典型例子吧，不过，中国的知识分子或多或少都有这两种面貌。

 

　　您所关注的冯梦龙、冒辟疆等人都生活在明清易代之际，异族入侵、家国变迁这些变化，对他们个人的生活和创作有怎样的影响？江南是抵抗清朝统治最激烈的地区，我们很难想象他们一边创作情色小说、狎妓欢饮，一边又迸发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

 

　　大木康：之前有一位日本的文学研究家西乡信纲先生说的一句话，我印象很深。他说，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根本的不同在于：中国文学是“反政治”的文学，像陶渊明的作品，不为五斗米折腰，所以归去来兮。但是他隐居的行为，有一种对当时的政治抵抗或反对的意思。日本文学则不是反政治，而是“非政治”的，完全与政治无关，只有花鸟风月的世界。所以，像冯梦龙一边写爱情小说，一边收集赤裸裸的情色歌谣，但是他在晚明的时候，也从事过真正的爱国活动，通过出版活动来支持当时南京或福州的临时政权。一个人一边创作和收集爱情小说及歌谣，一边从事爱国运动，并不矛盾。以我比较熟悉的冯梦龙、冒辟疆来说，我觉得他们在内心没有感到什么冲突。我觉得，最典型的能代表晚明文人心态的，大概是余怀的说法。

 

　　他在《板桥杂记》的序里说：“鼎革以来，时移物换。十年旧梦，依约扬州；一片欢场，鞠为茂草。红牙碧串，妙舞清歌，不可得而闻也；洞房绮疏，湘帘绣幕，不可得而见也；名花瑶草，锦瑟犀毗，不可得而赏也。间亦过之，蒿藜满眼，楼馆劫灰，美人尘土，盛衰感慨，岂复有过此者乎！郁志未伸，俄逢丧乱，静思陈事，追念无因。”明代非常繁盛的南京秦淮，到了清代就已经衰亡了。对他来说，对南京秦淮以及那些名妓的回忆，是与明王朝的繁荣结合在一起的，当时繁华的秦淮是明朝兴盛的象征。荡漾的秦淮河水沉淀了太多的家国兴亡之情，民族大义和他们对青楼生活的怀念就这样缠绕绾结在一起，共同衍化出明清之际江南文人们独有的文化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