峰回路转

 

 

　　翻开“全协”负责人冈崎哲夫的履历，可以看到这位后来被编入日本《现代人物事典》的维权领袖出生于1920年1月9日，即日本大正九年。正如人们所知道的，大正时期在日本历史上是一个生活、文化、艺术空前繁荣的时期，“1920年代之后，(日本)中间阶级慢慢扩大，一方面是人数，一方面是所谓‘中流意识’，他们会要求在社会各个方面有主体的参与，包括安全食品的获得。”潘杰说。

 

 

　　冈崎哲夫青年时的理想是成为一名文学家，他爱好历史、哲学、中国的唐诗和欧洲的古典音乐。然而，在早稻田大学读政治经济学时，他被日本政府强征至中国东北的虎头要塞服役，成了一名侵华日军。战后，他在回忆录中对当时日本的疯狂，以及中国遭到的灾难都有过深刻的反思。

 

 

　　应该说，在当时的日本社会，这样一批具有主体意识的民间力量，无疑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最为直接的影响是一批消费者维权团体的出现。例如，1949年12月，关西主妇联合会成立，其活动重点是降低物价、驱逐黑市。在大阪，由于正常价钱在40日元的牛肉，卖到了250日元，当地主妇会发起“不买牛肉运动”，要求牛肉降价，否则便不买。这些活动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1957年2月26日，“全国消费者团体联络会”在东京召集主办了“全国消费者大会”，并发表了《消费者宣言》。从六十年代开始，为了解决环境污染问题、食品安全问题，日本还涌现了各种社会实践和社会运动，如“生活者运动”、“有机农业实践”、“消费者与生产者经济合作运动”等等。1966年，日本消费者协会正式设立。同年，由于对愈演愈烈的食品安全问题担忧，日本冈山县成立了“冈山药害对策协会”，以救援在食品安全事件中的受害者。冈崎哲夫等几位家长马上找上门来。在他们的推动下，冈山县对35名森永奶粉的受害儿童进行了身体检查。结果显示，这些受害儿童都留有不同程度的后遗症。随即，大阪大学的丸山教授开始追踪调查，1968年，他发表了著名的“丸山报告”，证实了毒奶与后遗症之间的关系，引起了轩然大波。同一年，日本颁布了第一部《消费者保护基本法》，这意味着日本开始将重心从发展主义转移到对消费者的保护上。

 

 

　　1973年11月28日，日本法庭终审判决森永有罪，该公司两名工作人员被判刑3年。12月，森永公司接受了受害者家长提出的赔偿协议，对“森永毒奶粉事件”的所有受害者予以终身照顾。

 

 

　　迄今，森永公司每年都要支付超过十亿日元以上的巨额资金，用于对受害者的健康赔偿和生活照料。

 

 

　　同时，推动正义到来的民间力量，还提供了一条获取食品的新路径。

 

 

　　超强纠错

 

 

　　“工业化和化学化的农业，是食品安全问题一个很大的原因，因为要用化肥，要大批量生产，要用添加剂，其实都是对人有害的，还有大资本的投入，资本要什么?资本要利润，所以它不会想质量优先，它会想我怎么可以赚钱。”潘杰说。

 

 

　　森永的问题解决了，并不等于它的问题不会在别人身上重演。由此，日本民间力量还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抛开大企业”的可能——建立一个消费者与小型专业生产者的紧密关系。

 

 

　　以1976年成立的民间组织“四叶草合作联盟”为例，这是目前日本关西最大的一个有机食品生产、加工及配送的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合作网络，有4万成员。加入这个联盟的商户，基本都是无力与大企业进行竞争的散户、中小企业，运作方式大致可以概括为：农户和消费者通过申请成为该联盟会员，联盟旗下的农场负责收取附近农民会员产品，自己也生产一小部分，检验合格后，通过配送中心直接投递到消费者家中。它实现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直接对接。

 

 

　　这个生产网络是构建在信任和诚信基础上的，潘杰介绍，如果有商户想加入这个联盟，必须有联盟内部成员推荐，实际上就是需要有担保人，还有对其农场、车间的考察，甚至于对商户人格的考察也包括在内，同时，“消费者随时可以造访任何一个生产者，了解这个生产的过程，甚至可以带着专家去，去查看土壤包括产品测验。”潘杰说。即便出现了状况，消费者也能轻易地追溯到责任人。

 

 

　　一旦成为了这个网络的会员，也就意味着，如果你不信任森永的产品，你可以完全抛开它，自己决定购买来自哪一个牧场的牛奶。民间组织还可以直接参与对商品的检测，比如各地的消费者协会，主妇会等。一些团体还可以发起“共同购买”，用团购的方式为商品的品质提供保证。除此之外，政府也可以为这些力量保驾护航。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这些组织的相互联系、协作越来越多，甚至还有竞争。他们的声音对日本政府的立法显然有着不容忽视的推动作用。例如1969年，一部分消费者团体首次提出了制止多余包装和过大包装的口号，1971年，东京都便发表了《垃圾站宣言》。2001年，日本发生“疯牛病”事件，民间反响强烈，于是日本政府颁布了《食品安全基本法》，同一年修改了《农林物资规格化和质量表示标准法规》。可以说，日本的食物尽管不能说没有安全问题，但有着他人难以企及的纠错能力。

 

 

　　对于冈崎哲夫等食品安全的先行者们来说，这样的局面，可谓庶民的胜利。

 

 

　　2000年，冈崎哲夫病逝，他的临终遗言是：“我的一生没有遗憾。”

 

 

　　也许，在这句短促的日语说出来时，日本各地又有几位主妇拿起柜台上的蔬菜，放心地放进自己的菜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