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铭记周总理的恩情，不辜负他老人家的期望，努力成为一个阿尔巴尼亚通。这是我调到人民日报社，特别是听了戴枫同志转达的周总理对从事国际宣传的人员的要求之后，在心里立下的誓言。

　　牢记总理的教诲与嘱咐

　　陪完了阿尔巴尼亚新闻代表团之后，领导又要我做好陪同解力夫和戴枫领队的中国新闻代表团赴阿尔巴尼亚访问的准备。当时，正在蓬勃发展的中阿关系第一次遇到了小小的波折。特别重视中阿关系的周总理，为了确保我党政代表团和新闻代表团的访阿圆满成功，两个团出访前夕，在人民大会堂特别接见了两个团的全体成员，我有幸听到了周总理的教诲与嘱咐。他老人家对阿尔巴尼亚人民纯真的友情和崇高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我，成为我一生做好中阿文化交流工作的指导思想。40多年来，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我对做好这一工作的决心与信心都毫不动摇。

　　“文革”中好人遭诬陷、受迫害的事司空见惯，我也没能例外。但没多久，领导报社运动的人又对我说：误会了，咱们还是一个藤上的瓜，是阶级弟兄。于是又恢复了我在外事岗位工作的资格。

　　1974年国庆前夕，阿尔巴尼亚《人民之声报》代表团来我国访问，人民日报社负责接待该团。已经正式恢复名誉、重新走上外事工作岗位的“红山鹰”又陪同代表团当了翻译。9月30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的盛大的国庆招待会上，我陪着阿尔巴尼亚记者朋友，坐在离主席台最近的第一排正中间的一张大餐桌旁。当庄重、洪亮的迎宾曲振奋人心地响起，周总理率领党和国家领导人缓缓地走上主席台入席时，我贪婪的目光一刻也没离开他。望着他那比5年前与我握手时明显消瘦了许多的面容和一双依然锋利、炯炯有神的眼睛，我百感交集，热泪盈眶。我想起了9年前他老人家访问阿尔巴尼亚时在我驻阿大使馆的大厅里教我们学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和《红梅赞》的幸福情景，还想起5年前我调到人民日报社，他对我的关注和殷切期望，更联想到这5年来自己走过的坎坷道路，差点儿被打成“黑乌鸦”的遭遇，心里顿时翻涌起一种苦尽甘来的幸福感。主席台上首长们开始向周总理敬酒了，但周总理没有站起来，有人替他喝酒还礼。我的心怦然一跳，“莫不是总理的身体……”我不敢再往下想。

　　从这一天起，周总理的健康状况便在我的心里结下了一个疙瘩。

　　此后，报社国际部又多次派我赴阿访问，并要我做好到阿尔巴尼亚任常驻记者的准备。为了解除我的后顾之忧，报社政治部和国际部想方设法把我爱人和两个女儿的户口从辽宁盖县（今日盖州市）迁到京郊东坝河畔的北楼梓庄，彻底结束了我多年来经济困难靠公家补助、粮票要同志和朋友赈济的苦日子。我的情绪特别好，美好的未来正在向我热情地招手。然而，乐极生悲，1976年元月9日的一声炸雷炸得我头晕目眩，心撕胆裂，几乎都站立不住了。收音机里传来中共中央、人大会常委会和国务院的讣告，我们敬爱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天哪，两年来不敢去想、不愿去想的这件最可怕、最叫我心惊胆战的事情，终于还是发生了，这叫我们一家人怎么承受得了啊！生着了火的炉子我丢在一旁不管了，泡的玉米渣也不淘了，踉踉跄跄地回到屋里，全家人抱头哭成一团。那是举国同悲，万民共泣的日子啊！

　　根据上面的规定，各单位一律不开追悼会，但在总理生前与他一起工作过的人，可以到北京医院参加与总理遗体告别的仪式，我当然有这个资格。国际部领导戴枫同志和即将成为报社级领导之一的潘非同志都分别正式地将此事通知了我。

　　在北京医院一个不太大的告别厅里，我眼含泪水，向我无限尊崇的慈父般的周总理恭恭敬敬地鞠了三个躬。可我觉得怎么也表达不尽对他老人家大海一般的深情。第二天上午，我又冒着凛冽的寒风与国际部的几位同志到了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站进了成千上万人沉痛悼念周总理的队伍中……

　　将周总理的骨灰撒在祖国大地和江河湖海的那一天，我站在报社的楼顶上，仰望着载有总理骨灰的飞机向长城方向飞去，久久不愿离去，直到飞机在湛蓝的天空消失得无影无踪的时候，才迈着沉重的步子，挖心摘肝似地走回办公室，站在窗户旁边，望着王府井大街呆呆出神……

　　“阿尔巴尼亚通”是我的毕生追求

　　我不能整天沉浸在悲痛中，决心化悲痛为力量。从那一天起，我对阿尔巴尼亚文学、艺术以及整个文化的钻研更加投入了。从当天下午开始，我就将报社实际上是为我一个人订的、几年来的十来种阿文报刊在几张办公桌上摊开，剪起报来，然后分门别类装订成“工业成就”“农业成就”“教育战线”“群众文艺”“历史与考古”“文艺评论”“着名作家研究”“优秀通讯”“优秀诗歌”“影视评论”十大厚本，我命名为《郑氏阿尔巴尼亚百科全书》。这十大厚本阿文剪报成了我的宝贝。我反复地看，多次有效地使用，使我对阿尔巴尼亚这个国土虽小但人民精神可嘉的“山鹰之国”的认识越来越深刻。我觉得自己距离周总理要求的“阿尔巴尼亚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毕竟是在这条艰难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要成为一个真正的“阿尔巴尼亚通”,必须读大量的阿文书。留阿期间虽然买了不少书，但在阿尔巴尼亚书籍的海洋里，我那有限的两大木箱子书，实在是沧海一粟，九牛一毛。王府井外文书店帮了我的大忙。整个“文革”期间，这家书店只卖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书，地拉那书店卖什么书，这里就有什么书。阿文书又非常便宜，因此，这里便成了我落脚最勤的地方。那时，我每月的工资只有62元，凭这一点钱养活一家4口人，日子过得有多艰难，是可想而知的，但即使如此贫寒度日，我每月还是至少拿出5元钱买阿文书籍。因为我常到那里买书，书店里的工作人员都认识我了，其中有位叫祁从贞的老大姐待我尤其热情友好，书店里每次进了新书时，她总会打电话及时通知我。后来，中阿关系急剧恶化，书店决定将阿文书下架送造纸厂造纸，祁大姐立即电话告诉我可以到书店免费随意挑书。于是，我从房产科借了个平板车，到书店将各种阿文文艺书籍拿了个齐全，甭提有多痛快了。

　　过了几天，我在北大俄语系读书时的老同学、我的入党介绍人、已荣任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副总经理的赵惠媛同志，也打电话通知我可以到他们公司在通县的书库取一批阿文书。七月里一个雨过天晴、骄阳似火的中午，我骑着加重自行车，从我居住的东坝河畔的楼梓庄兴高采烈地向通县奔去。骑了三十多里泥泞难行的土路，顶着火辣辣、毒巴巴的太阳，汗流满面地赶到了书库。这里是外文图书的天堂，阿文小说、诗歌很多，没用几分钟，我就挑出10多本以前没有买过的书。后来，还把30卷的《恩维尔·霍查选集》也牢牢地封在加了一块长木板的车座上面。道路坎坷，烂泥满地，不时还要趟过脚脖深的污水。我担心车子倒了把书弄脏、弄坏，干脆不骑车了，手推车子吃力前行，硬是用两腿量了三十里泥泞路。赶回村边时已经是村烟袅袅做晚饭的时候了，我累得口干舌燥，凉白开水连喝三大杯还不解渴，可心里却是甜丝丝的。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