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戏《武家坡》里有两句戏词：“两军阵前遇代战，代战公主好威严。”说的是薛平贵从军别窑到西凉，阵前巧遇番女，那番女模样俊俏，武艺超群，害得薛先锋不但输了这阵，还憋屈地唱道，“她把我擒下了马雕鞍”,丢尽了汉将的威仪。亏他还敢面对苦守寒窑十八年的王宝钏，絮絮叨叨地承认自己蒙番王不斩，梅开二度做了番邦驸马。令人不解的是，聊起这段往事，那薛郎脸上竟未露丝毫愧色，甚至还暗藏着些许得意。
面对这段艳情，胡兰成在《山河岁月》里评道，中国人向来对异族有爱好，戏里皆把番女说成很可佩服。又如民间戏里，大都同情妖怪，不同情正神。唯有如此，中国礼教之邦才能不是个笨重凝固的世界，却一草一木皆泼辣新鲜。胡氏的这番议论颇可在戏文中得到些印证。除薛平贵外，汉军小将似乎艳遇频频，似乎不少人在武艺不济、阵前被擒后，纷纷大受番女青睐。多数时候，还都是女子主动投怀送抱，如《四郎探母》中的杨四郎之于铁镜公主，《刀劈三关》中雷鸣之于百花公主。不少白脸小将还“不忠不孝”,仿佛个个好色成瘾，排着队争当那番邦的倒插门女婿，让人好生奇怪。对此戏文八卦，这里暂且按下不表，先单说说胡兰成的史观。
胡兰成文字优雅精致，为人虽被讥为鄙陋不堪，不过其偶发的史论有时倒也有趣，如他骂史家迷信考古资料是不能就已知求未知，反而因未知把已知的东西给否定了，是很不划算的。地下考古学原是补充文字之用，却不能仅凭地下的盆盆罐罐抹杀文字的真实，因古物出土，若有当然有，若无却未必无，甲骨占卜有时当不得真。他举例说，如毛泽东在延安居住穴室，千年后地下考古若单凭晋陕北部的出土文物，难道亦可断定中华民国还是穴居时代不成？语气里透出被共军剿灭后的那股不服输的酸腐醋劲，但道理并不亏。
胡氏史观的核心在于，了解历史的前提是对一器一皿要有一种“情意”在，“情意”这说法有点软，有点飘，有些暧昧，但对习惯了僵硬史观训诫的人倒感清新如风，可以清洗一下脑中的灰尘。若只会整理史料、分类古物，那不过是技术，像刘姥姥见了自鸣钟，只知其会走会敲，有字有面而已，怡红院里的光阴她还是不晓得。这种议论能戳到刻板史家的痛处，划出些血痕来。因为庸史只在历史外面鼓噪呐喊，而不知治史要自己能生在历史里，要对大如打天下、小如街头巷尾的喜怒哀乐，情遍慧遍，才为良史。
怀揣这份对历史的“情意”,再观戏文里表现汉番夷夏之间发生的种种艳遇，当会有些不同的感觉。汉人自古以来就不是纯种，殷人是汉人与淮夷的杂交，楚人是荆淮一带汉人与三苗杂居而成，西北早就出现过汉人戎狄的混合部族。汉人的边界不但随时移动，汉夷的界线历来也不那么分明。“炎黄子孙”的称呼不但可疑，“华夏族”是否应以汉人为主命名也顿成疑问。因为汉人的成分是不断增减的，其他民族不断渗入，导致血统根脉日益模糊。雍正皇帝审湖南边地跑出来造反的小乡绅曾静，就贬损他比自己这个满人还不懂汉人历史沿革。雍正举例说，你满口儒家，没注意孟子说舜是东夷、文王是西夷吗？所谓汉人血统的源头，其实都是“夷”,没什么此疆彼界的分别，满人拿了天下根本和血统没什么关系，而是拥有了“德”,凭什么被汉人辱骂。
汉人是“杂种”在唐朝已不是什么秘密。唐朝开国皇帝的身体里流淌着胡人的血液也几乎成了常识，所以唐朝不重血统，不看是胡还是汉，只看谁的文化厉害，能够调和各民族的共存繁荣，真是一个大国自信的表现。大国的雍容由此贯穿下来，历千年而不变。现如今韩国有人称李白是朝鲜人，我们也不过会莞尔一笑，没工夫计较，心里只是想想，好像没听说过李白写出过朝文诗句，这事就过去了。李白出生地还有一解，据说哈萨克斯坦也有他的“出生证据”.其实，李白的人种鉴定哪里有这般重要，所有的鉴定结果绝逃不出中国各族相互熏染磨合的大局。
再看历史上，凡是老想着把汉人与夷狄的界线画得分分明明、制造互相仇视的时期，一定是个不自信与国土萎缩的年代。如宋代与辽金对峙，明代与瓦剌、满洲的纠结，往往是中原政权疆域窄小，军力羸弱，屡战屡败。力越弱嘴越硬，大谈汉人血脉的纯正，描写北人必定是“胡虏南来”“夷氛遮天”,满嘴溜出的口气全是不屑，早失了大唐的雍容气象。诡异的是，这套思维被晚清革命党挪用，变成了反满的利器。连当代小孩子的脑子里都留下了后遗症，因为课本里写着，岳飞是汉人的民族英雄。可见当下史观鼓吹的种种，境界有时还抵不过一个雍正皇帝，或一纸戏文。
宋代武力贫弱的远源可追踪到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文人掌权，没有兵威，拢不住军心。大宋的武力虽然不行，但武将个个文气逼人，形象儒雅端正，想想大概还是能成事的。这个想法投射到文艺界，会发现宋代军人武艺太差，往往连一个番邦女将都摆不平，但却个个讨得女人缘。以至于在明代的话本小说里，慢慢形成了一系偶像派定式，一律白袍儒将装束，雅致如杨家将里巡营的杨六郎，或大帐里手捧兵书的岳武穆。记得儿时迷上《说岳全传》连环画，岳飞一出场一定是银盔银甲素罗袍，脚蹬的战靴、胯下的骏马都是偶像特有，专门定制，更改不得。他麾下战将如杨家将后人杨再兴出征的扮相，也一定类似这套行头。这个偶像系列还可以倒推上去，《三国》里的赵子龙，《隋唐演义》里的罗成、秦叔宝，大体都应是这副打扮。以至于前些年香港上映电影《见龙卸甲》，让刘德华版的赵子龙戴上了一顶二战时的英式头盔，这不伦不类的扮相立刻招来赵将军粉丝的一顿痛扁。我想，骂者中一定有人在追索儿时连环画的记忆。
儒将遇番女的艳情故事，大多由明人编出，我的看法是，面对满洲压境的现状，明代文人想起当年宋人武力衰弱的往事，肯定有点兔死狐悲的感伤，所以话本里才造出那一厢情愿的画面，“番邦靓女”总会爱上那“白袍俊将”,明明是一交手就被擒，还硬说蛮女就爱柔弱郎，哭着喊着非他莫嫁，由此，戏曲中渐渐形成一系窝囊透顶的军人群像。关键是，这帮小将不光打仗不行，还不忠不孝，骗财骗色。《四郎探母》当年被禁，正是因为四郎投了番邦，当了“汉奸”,现在民族大融合，倒是没人再提这事了。若严究起来，四郎不但违犯军规，还停妻再娶，跟“悔婚男儿招东床”的陈世美区别也不大。不过人家反省错误的态度不错，偷偷跑回来探营，哭哭啼啼地拜娘，大家心一软，也就忽略了这层。
番女嫁汉将的神话传达出的，是一种类似意淫的隐喻，若是军力衰颓，不妨用文化力量填充；也就是说，北方的地盘虽然被蛮族占领，汉军虽屡打败仗，但汉文化的优越地位却不可动摇，番邦女乃是野蛮人，取胜用的是蛮力，没什么可夸耀的。你看，还不是让咱们汉将的儒雅魅力给摆平了吗？汉家小将的杀手锏是高于蛮地的“文明相”.这套以阳（汉）克阴（夷）的性征服逻辑一直流传了下来，还是颇有自慰功效的。
(责任编辑：陈冬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