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在广州的两大派的武斗中，许多人觉得是中学生冲在最前头，打得最凶猛，其实，除了学生、工人外，还有一批人相当活跃，就是“文革”前上山下乡的支农青年。他们大部分是从1950年代初起，因未能升学而被动员到农村去参加农业劳动的高中、初中毕业学生。他们许多人在农村曾受到种种不公平待遇。政府最初承诺三年轮换下乡，也没有兑现。因此，积压了一肚子的怨气。

　　“文革”刚开始时，他们在农村造反，“首先揭发公社、各大队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把红色政权夺回革命群众手中”,并且“封闭公社、各大队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整理革命群众的黑材料，替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众、革命组织平了反”.但很快他们的斗争锋芒，便指向所谓的“刘、邓、陶为首的旧安置系统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了。一批批支农青年喊着“支农青年要自己解放自己”的口号，纷纷杀回广州“闹革命”.

　　1966年底刮“经济主义”风的时候，许多支农青年已经返回广州。他们真正要争取的，主要是城市户口和回城工作的权利。武斗开始后，这批不愿返回农村的支农青年，便成了让军管会最头痛的人。支农青年由于怨气大，胆子也大，无所顾忌，先是包围省军管会，又是要钱，又是要粮。陈德指示：“给线、给粮、给饭吃，如未带粮、带钱，可采取开条子、记账的办法。”并在省军管会里腾出地方给他们住。

　　但支农青年在省军管会住下以后，又转去包围农垦厅。1967年的7月6日，支农青年6123支队（一个群众组织名称）闯进农垦厅职工饭堂，砸开仓库，抢去1000公斤大米。7月7日，又扬言要再去抢粮，还要揪斗广东省副省长罗天。但这次农垦厅属下劳动大学另一派组织的潮州学生，已经严阵以待，双方发生了械斗。

　　6123支队400多人，包围了农垦厅大楼，用檑木、棍棒、石头往里攻。晚上，住在省军管会大院内的100多名支农青年，啸聚成群，前往农垦厅支援，一路上叫嚷“不夺回罗天誓不罢休”,吓得沿途居民家家关门闭户。据警司作战处的报告称：

　　罗天在农垦厅被围，劳动大学在楼上，楼下是支农青年，现双方谈判（警司主持，军管小组参加，双方代表参加）。谈判结果：一、8日下午15时30分劳动大学交给支农青年，到12日上午8时30分支农青年把罗天交给劳动大学。二、双方都要保证罗天的生命安全。

　　但到了7月12日，支农青年没有把罗天交还。据农林水军管小组反映，为了抢斗罗天，随时可能发生大规模武斗，6123支队已准备好了七辆汽车和凶器。劳动大学也在准备去抢罗天。两派抢来抢去，闹得满城风雨。

　　军省军管会革委会认为，“目前仍存在一些问题，干扰了斗争大方向。一是武斗增多；二是刮起了一股平反风；三是回到城市的两万多支农青年，有的受坏人利用，把斗争锋芒指向中央，指向周总理。”两万多人，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如果卷入武斗，对广州的局势，将造成非常严重的恶果。

　　因此，广东省军管会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发出警告：“当前武斗日益增多，不断发生伤人和死人的事件。据最近发生的几起武斗事件看来，搞武斗的人多是支农青年，此外还有广州兵团、八一战斗兵团等，已经使用了手榴弹，个别的动了枪……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制止武斗，打击挑动武斗的坏人和杀人凶手，而仅仅是发生武斗后才去劝劝架，事后又不作出严肃处理，那样，将会使我们渐渐控制不住局势，武斗就会越斗越大，出现新的反复。”

　　11月初，两派虽然都把大联合高唱入云，但一度沉寂的武斗，却有复炽迹象。11月2日，大批支农青年包围了市一宫、红半总总部和劳动局。他们向市一宫投了两枚手榴弹，炸伤三人（后死亡二人），又向劳动局投了两枚手榴弹。爆炸声震碎了市民的美梦，为大联合投下了浓浓的阴影。

　　11月14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接见广州赴京双方代表。周恩来谈到支农青年问题。他说：“广州还有一些遗留问题，没有解决好。首先是支农青年。不光是你们广州有，上海、南京、长沙、武汉……都有。他们说上山下乡是黑指示，这是错误的，是站不住脚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主席的号召，城市的青年要到农村去，城市的不能都在城市，要消灭三大差别嘛。农村是广阔的天地，农村需要大批的知识青年，有利于消灭工农差别嘛！他希望两派不要互相指责，要做自我批评，尽快解决这个问题，让支农青年回到农村去。”

　　到了1968年下半年，不仅支农青年要回农村去，广州市“老三届”的32万毕业生，大部分都要到农村去。昨天他们还是“破四旧，立四新”、夺权、武斗的急先锋，今天便落得个“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结局了。这也是他们始料所不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