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生活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任何时代，婚姻形态的演变都是与社会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独身、“剩女”已成为社会上时髦的名词，其实，它们并非现代人的独造。
本文所记的民国女性的独身现象大都发生在开放性较强、自由度较高的沿海地区，这是绝非偶然的。这些地区与外国通商最早，受资本主义影响较内地为深，故多集传统势力与异质民风两种历史因素于一身，因此成就一批特殊精神气质的独身民国女子。
以文证史，老作家笔下的独身主题
改革开放初期，曾有一批由中老年女性创作的自传体小说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对于后人探究民国时期部分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的解放意识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尖锐冲突，以及女性自身在面对两性问题时的矛盾心理起到了以文证史的作用。
出生于“五四”时期的女性作家，其笔下主人公的深层心理大多具有惊人的时代共同点。她们虽都在新式学堂接受过良好教育，却由于从小耳闻目睹周围已婚女性的不幸际遇，精神上的阴影和偏见忽隐忽现地影响着其对男性的看法。
在出版于1982年的王莹遗著《宝姑》中，主人公宝姑就因自身在包办婚姻中的痛苦一度发出“我不但打定主意不跟他结婚，我也打定主意，从今以后，不跟任何男子结婚”的呐喊；而强烈的反封建意识也使陈学昭1979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工作着是美丽的》中的主人公李珊裳“抱着一种憎恶而敌视的心情看待男人”.她悲观地说：“女人既然极难逃出男人的权力，又怎样能逃出男人的灾难呢？”她看到同族中的比她年龄大的女孩子，嫁出去以后，没有一个是幸福的：有的丈夫赌博，有的抽鸦片，有的嫖妓，而大多数是娶姨太太。所以，当她看见一个少女坐进花轿，抬出娘家的门，她就“起了一种送丧的心情，好像是抬出一口棺材”.
这些女主角朴素的心理活动都是反映现实，忠实于客观生活的。虽然她们最终都没有选择独身的道路，但一度所持的激烈的独身主义观念，已经深刻地表现出在民国急剧动荡的社会思潮里，新女性强烈要求自由平等的民主思维与旧式婚姻制度之间必然的强烈冲突。
福建教会学校的独身女性群体
另一方面，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各国传教士开始积极在中国各通商口岸兴办学校，这种历史的契机开始将基督教教育与中国妇女的个性解放要求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民国时期福州基督教教会学校的独身女性群体就是很好的案例。我们可以由一部出版于1983年、由非职业作家创作的自传体小说《天涯芳草觅归路》入手，解剖上世纪30年代协和大学等福州教会学校的女性独身现象。
女主角陈坚毕业于基督教陶淑女中，1934年考入福州协和大学。这是一所创建于1915年的基督教教会大学，这一年是它第一次招收女生。协和大学的多数学生都是从福州本地教会中学陶淑女中或英华男塾考来的。虽然学生不一定都信教，但三餐吃饭前都要奏琴，唱赞美诗；晚上到图书馆去，犹如欧美人上大戏院一样，都要盛装修饰一番，以示自重。每日耳濡目染于这种严谨的西方宗教气息里，心态必会产生水滴石穿的变化。
“女子受不到教育，成不了人才，参加不了国家大事，不能为国家民族出力！这公正吗？合理吗？……我们女子一定要同男子比一比，赛一赛。”在事业心日益膨胀的同时，她对婚姻则采取不信任的态度。面对“高富帅”的追求者，她一概拒绝说：“对不起，不幸的先生，请你自我珍重吧！”虽然这种高扬的绝对女性精神在日常生活中往往是变形与不可实践的，却正说明宗教精神早已潜移默化于教会学校师生的言行与思维中，与她们反封建、自强自立的思想融合为一体。
上海：独身的群像
现在该谈谈上海了。
众所周知，这是一个国际商埠。华洋杂处，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王安忆有句话说得妙：“上海的繁华是女性风采的。”
从民国成立直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段漫长的时间里，上海集中涌现出一批独身女性。其中一部分是出于种种原因不得不走上这条道路。比如陈丹燕在《上海的红颜遗事》里以浅浅一笔描述的一个30年代的单身护士：“在遗留下来的照片中，可以看到她是一个不好看的老姑娘……她在这个风气势利而自由的城市里受过教育，能说英文，她当了单身职业妇女，得以自食其力，不必受勉强嫁人的侮辱。那个年代要成为可以靠自己独立生活下去的职业妇女，不是简单的事。可在医院的女医生、女护士里，也不算件稀奇的事。”
而家庭环境对于一家人的道德、思想、习惯，人生选择，也有着很大影响。民国时期直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上海一些长辈开明、生活方式西化的知识分子、资本家、银行职员的家庭里，又集中出现了一批默默生活在象牙塔下，有精神洁癖的独身女性。而且在这些家庭里，独身往往不是个别现象，经常是上下两代人，甚至有兄弟姐妹都是独身者的。这些人大都有个共性，家庭有笃信基督的传统。值得注意的是，她们往往是自愿走上这条道路的。
王元化先生的姐姐桂碧清，母亲就出身于一个传教士的家庭，她的三姨桂德华曾留学英国及欧洲其他国家，回国后在圣约翰等大学教外国文学，一生未婚。桂碧清自己也终身未嫁，把精力都放在照顾家庭和照拂兄弟上，她帮助王先生度过了生命中最难过的那些日子……
沪上钢琴家顾圣婴，其名字就体现出浓郁的宗教气质。她曾就读于教会学校中西女中，在“文革”的狂风骤雨中，30岁的她与同住的母亲、弟弟共赴天堂。有人回忆她的外形瘦弱如小男生，演奏时却爆发出惊人的力量和对西方音乐精神准确的领悟力。在对顾圣婴少得可怜的回忆里，就有人说在60年代还见过她用法郎买唱片。这样匪夷所思的记录，让我想到王安忆《长恨歌》对50年代末、60年代初一个旧式工厂主严先生家的描述：“这房间分为里外两进，中间半挽了天鹅绒的幔子，流苏垂地……外一进是一个花团锦簇的房间，房中一张圆桌铺的是绣花的桌布……窗下有一张长沙发，那种欧洲样式的，云纹流线型的背和脚，橘红和墨绿图案的布面……窗户上的窗幔半系半垂，后面是扣纱窗帘。”我无端地觉得顾圣婴和她的母亲、弟弟应该就那样相依为命地生活在这样半垂的窗帘后面，姐弟两个都有一种精神洁癖，现实的羁绊也使他们选择了独身。夜晚常常从窗户后面传出肖邦的乐曲，直到最后毁灭的那一天。
作家叶永烈采访勇敢地为傅雷夫妇保存骨灰，为此受到长时期不公正审查的江小燕女士时，是在1984年。年过四十的江小燕依然独身，与母亲、妹妹同住在一间十平方米的房子里。这说明妹妹似乎也没有结婚。今天，74岁的江小燕独自住在上海远郊，与人无争、与世无争，平淡无波地生活着。她曾说：“我父是个基督徒……被抓的当夜，我当然意识到这是我生死大关，我通夜不眠，跪在地上求告神。”
江小燕的年龄与顾圣婴差不多，她们都生于40年代，是赶上了民国尾巴的一代知识女性。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的社会，对于这些生活在象牙塔中的“剩女”们，民间的不理解和非议似乎反而没有近百年后的今天那么甚嚣尘上。在女性受到压抑的社会总环境下，在一个小的、价值观趋于西范儿的生活空间里，她们获得的宽容度竟然是很高的。
面对生活中突如其来的狂风骤雨，这些并非不食人间烟火、却具有精神洁癖的女性，往往表现得坚忍勇敢和镇定。面对荣誉与金钱的诱惑，又淡定自如，与世无争。这既是中华民族女性优秀传统的体现，也让人想起了简·爱这样信仰基督的西方女子的精神气质。所以这个群体选择独身，绝非刻意回避男女交往，而是几方面合力作用下，一种自然而然的结果。她们的渐渐远去，也寓意着一个精神阶层的逐渐消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