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是驯化历史悠久的家养动物，4000年前就与人类相伴。它曾驮载过勇士，牵引过战车，以其无与伦比的速度和力量，征战过疆场，也因此影响过历史的走向。在和历史并辔而行的过程中，它时而出现在帝王将士身边--周穆王驾八骏巡游四方，汉武帝求天马凿空西域，霍去病踏匈奴封狼居胥，唐太宗驭六骏征战开国，唐明皇习舞马盛极而衰……时而出现在艺术家笔下。边塞骑射，征战家国，贤才伯乐，兴衰聚散……在马的身上，寄托了古人的种种愿望、情感与道德，也成为文明演进的符号。
青铜时代的天降神物
青铜时代，马如同天降神物，从远方奔驰而来。国家博物馆所藏盠驹尊和湖南省博物馆所藏马纹铜簋，就来自三千年前的西周时期。盠驹尊刻画了刚刚断乳、初系马具的小马驹，也通过小马驹胸前的铭文，向后人昭示了周天子对盠家族的无上恩宠。而出土于三湘之地的马簋，则在器身上别致地塑造出立体的马匹造型，在商周青铜器中可谓独树一帜。
说到周天子，不得不提的是西周第五位君主--周穆王。据《穆天子传》载，他有八匹毛色各异的“天子之骏”,名曰：赤骥、盗骊、白义、逾轮、山子、渠黄、华骝、绿耳。穆王驾着它们，西巡至瑶池，与西王母宴饮。驾良马巡游、日行万里的传说，使后人屡有追念怀想。“八骏”遂成诗引画题，或有贤才得用又待遇优渥之意。故宫博物院就收藏着相当多以此为题的明清画作和文玩陈设。
春秋战国，群雄争霸，马更成为富国强兵的砝码。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成为千古美谈。出土于邯郸赵王陵的三匹青铜马，或许可以视为这一历史事件的最佳注脚。而故宫所藏战国铜马，远较前者体量巨大，同样膘肥体壮但四肢短小的样貌，则颇能体现当时普遍采用的蒙古马种特征。
秦汉：神马当从西方来
秦马之良，诸国莫及，对马的珍视、驯养也成为秦人一统天下的重要筹码。1974年横空出世的兵马俑，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三个大小不一的俑坑中摆开阵势，威严静立，为今人昭示着两千二百多年前的帝国恢宏。据估算，尚未全部挖掘的俑坑中约有陶马600余匹。这些与真马大小相当的陶马造型逼真，神采奕奕，当为秦时良马之写照。而马厩坑中的圉人俑也栩栩如生。秦兵马俑，堪称中国雕塑史上空前绝后的神异之笔。
及至汉代，战马在守土开疆的征战中扮演着愈加重要的角色。文韬武略的汉武帝，为壮大军威，抵御匈奴，尤其渴求良马。当得知“神马当从西方来”,他便遣张骞两度出使西域，历时十余载，遍访诸国，终得乌孙马和更胜一筹的大宛马。如获至宝的武帝赋《天马歌》以纪其盛：“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由此，卫青、霍去病等良将驾驭着西来的天马，平定边患，一举扭转战局。汉代以前客观反映本土马特征的矮小形象也为修长健骏的天马造型所取代。茂陵博物馆所藏鎏金铜马正是其中的典型。而博物馆所在地霍去病墓前散落的大型石雕，也成为对少年将军的千古颂歌。
勇猛无敌的霍去病，少年从军即有赫赫战功，十九岁为骠骑将军，出兵收复河西，降敌四万，两年后深入漠北，歼敌七万，封狼居胥，兵至瀚海，自此“匈奴远遁，漠南无王庭”,功莫大焉。匈奴悲歌曰：“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霍去病天生将才，却二十多岁便英年早逝。武帝悲痛之余，下旨厚葬于茂陵东，筑冢状如祁连山，并雕凿若干大型石雕置其上，以旌其功。
这批史诗性的陵墓石雕中，《马踏匈奴》是最杰出的代表。战马雄浑，不怒自威，蹄下敌兵挣扎徒劳，整件雕塑充满张力。此外，卧马和跃马石雕亦刻画生动，气势逼人，正如鲁迅所言--“唯汉人石刻，气魄深沉雄大”.
寻求天马的西域“探险队”,带回的不只是定边安邦的天马。与马同来的，还有苜蓿、葡萄和石榴，还有回荡千年的丝路驼铃。生着双翅的翼马等充满异域色彩的形象也开始出现在织物、铜镜和大型陵墓石刻上，为华夏之路增添了东西合璧、胡汉交融的几抹异色。它们与曾经沉睡戈壁的木俑、绢画等汉唐遗珍，一同静立在新疆、甘肃等地博物馆的展柜中，无声地诉说着跨越千年的丝路繁华。
大唐：舞马沉浮中
大唐时的中国，是诗的国度。“欲饮琵琶马上催”,“呼儿将出换美酒”……唐诗记录了这个时代的牧放、骑射、边塞、家国、丹青、才俊、兴衰、聚散……更记录下字字珠玑的盛世豪情。
鞍马画发展为独立而成熟的绘画门类，名家辈出；作为明器的三彩和彩绘陶马俑、骑马俑，陪伴唐人于幽冥，也在重见天日之后为今人展现了当时高超的艺术表现水平……
开创盛世基业的唐太宗李世民，为纪念在开国征战中随其出生入死的六匹坐骑，下令在其陵寝前刻石永志。六块浮雕由阎立本绘制图样，欧阳询书丹，是为“昭陵六骏”,只可惜千年之后，九嵕山前的六骏真形，不但残损，亦中外离散。其中，雕刻最为精美的二骏“飒露紫”和“拳毛騧”于1914年被盗，辗转入藏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今天，大多数人在西安碑林博物馆看到的，是余下的四骏。六骏已残，却幸有金代赵霖的写真图卷，描摹精工，一卷尽收，藏于故宫。
初唐的贞观之治，不过是更加绚烂的开元盛世的先声。唐玄宗李隆基在位的四十多年，迎来了空前的盛世繁华，也经历了盛极而衰后无法言说的家国离丧。“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杜牧《过华清宫》虽小处着笔，却未必没有点出大唐盛极而衰的缘由。玄宗也极爱马，唐代画马名手韩干所绘《明皇试马图》，就描绘了他在臣子护持下试骑域外所贡良马的场景。
玄宗不但爱名马，作为精通音律的梨园天子，更教习舞马。后来，这些曾得天颜大悦的舞马，在“安史之乱”中为乱军所得。在偶然听到鼓乐时翩然起舞，却被养马者当作妖孽“拥篲以击”.真实的舞马形象，在1970年才得破土而出。这是位于西安何家村唐长安城兴化坊位置的一处窖藏，所埋藏的上千件金银玉器、宝石钱币，可谓耀目惊天。其中一件外形仿北方游牧民族皮囊壶的鎏金银壶，壶腹两面锤揲并鎏金的图案正是此前一直只闻其名的舞马衔杯。现在，这件精美绝伦的鎏金银壶，作为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镇馆重宝，静立于幽暗展厅，无声地诉说着大唐的盛衰治乱。
何家村窖藏发现两年后，陪葬于昭陵的张士贵墓发掘，四尊造型独特的初唐白陶马也重见天日。这些作为仪仗备用马的骏马不施鞍辔，一前蹄上抬，头颈扭转，姿态自若，又如应节踢踏。于是，今人也就更愿意把姿态优美、形象俊健的它们视为舞马了。
“安史之乱”后的唐王朝风光不再，随之而来的是一个纷繁多元的时代。五代十国，辽宋金元，不同民族和地域建立的政权先后出现，马的形象也不断有延续，有更新。尤其是绘画等艺术形式，对马的描绘也更为成熟、多样，并淋漓尽致地体现出契丹、女真、蒙古等不同民族的生活习俗和历史风貌。吉林省博物院所藏金代张瑀《文姬归汉图》、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所藏金代宫素然《昭君出塞图》，是同一图式的两版演绎，也是以古喻今的安定渴求。
明清：聚散两岸《十骏图》
明清之际，远涉重洋的欧洲传教士，希望通过自身的特长技艺引起皇帝注意，取得信赖，进而为传教减少阻碍。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便为其一。他以画艺供奉康雍乾三朝，成为了专职的宫廷画师，传教虽无进展，却成就了融汇中西、前无古人的宫廷绘画艺术。
郎世宁参与绘制的两套《十骏图》巨轴，以其四海升平的政治意味而备受乾隆重视。两套《十骏图》轴均为绢本设色，尺幅巨大，画面高逾两米，宽近三米。画上题款采用相同的格式，画面上部以汉、满、蒙三种文字注明马匹名称、特征和来源，旁有乾隆帝亲笔题写御制诗，画面下方则是词臣的诗赞。
第一套《十骏图》轴是郎世宁奉乾隆皇帝之命为喀尔喀、科尔沁、和拖辉特、翁牛特等蒙古各部、旗汗王所进骏马绘制的工笔写真。此套《十骏图》为乾隆八年（1743年）郎世宁五十五岁时所作，画上均署款曰“乾隆癸亥孟春海西臣郎世宁恭画”,也被称为“癸亥十骏”.据记载，此套画作于当年十月托裱为十轴。乾隆深爱此图，故特制黑红漆画金龙箱收贮于懋勤殿。巨轴展开悬挂后画幅如堵，画中马匹俱如真马大小，纤毫毕现，几欲腾踏而出，令观者动心摄魄。其中的《英骥子》轴，曾于2008年奥运会期间在马术项目举行地香港举办的“天马神骏”特展上展出，吸引了众多观者。
乾隆十三年，也就是“癸亥十骏”绘制完成五年后，郎世宁又以同样的规格和形式，为准噶尔台基噶尔丹策凌所进“红玉座”、“如意骢”和准噶尔台基策旺多尔基那木扎尔所进“大宛骝”三匹骏马绘制《大宛骝》、《红玉座》和《如意骢》三轴。这三件巨轴，与另一位宫廷西洋画师艾启蒙后来陆续绘制的《驯吉骝》、《锦云骓》、《踣铁骝》、《佶闲骝》、《胜吉骢》、《宝吉骝》和《良吉黄》七轴，合为第二套《十骏图》轴，也称“戊辰十骏”,从而与“癸亥十骏”相区别。
与“癸亥十骏”相比，此套《十骏图》轴不仅有两人分绘，绘制时间也跨度极大。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与渥巴锡一同东归祖国的土尔扈特部首领策伯克多尔济，在面见乾隆帝时献上骏马一匹。乾隆帝非常喜爱，赐名“宝吉骝”,并携往木兰围场。两年后，乾隆帝命艾启蒙图以永志，并纳入“戊辰十骏”.此时，距“癸亥十骏”的绘制完成，已经过去了三十年，距郎世宁绘制“戊辰十骏”前三骏的时间也已过去了二十五年。而此时，郎世宁也已经去世五年了。
抗战期间，为躲避日寇侵袭，承继于历代内府收藏的院藏文物辗转南迁。《十骏图》亦在此列。之后，因内战又起，相当一部分南迁文物又渡海而去。这两套《十骏图》也被混杂着分隔两岸，长达六十五年。其中，“癸亥十骏”中的《霹雳骧》、《雪点鵰》、《奔霄骢》、《赤花鹰》等五轴，“戊辰十骏”中郎世宁绘制的三轴和艾启蒙绘制的《踣铁骝》《良吉黄》两轴被运往台湾，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癸亥十骏”中的另外五轴以及“戊辰十骏”中艾启蒙绘制的另外五轴则留在了紫禁城。
关于两套《十骏图》为何都未能整套保留或迁移的确切原因，尚不得而知。但从现存的民国时期《十骏图》印刷品来看，所收录画面虽为十轴，却并非同一套。可见，这两套画作很可能在南迁之前的保管中就已因展览、运输等原因混在一起。两者尺寸规格基本一致，若非核对《石渠宝笈》等文献，恐怕也不易分别。在动荡中分离、隔绝，但依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也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