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周恩来的胡子，可以说在我见到的所有的人中，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他的胡子又黑又粗，而且长得特别快，一天不刮，嘴唇上下和下颏就会一片漆黑。也正是因为这一点，给他当年在国民党统治区做秘密工作带来了很大的方便。当年，为了躲避国民党军统特务的监视、跟踪，甚至搜捕，他常常留起胡子，化装成富商和传教士，所以当年大家都管他叫“胡公”,一提“胡公”就知道是周恩来。直到20世纪四五十年代，民主人士中仍有不少人称他“胡公”.
我第一次听他说有关胡子的事
我是1945年8月下旬被调到周恩来身边工作的。周恩来和邓颖超生活很有规律，也很勤劳，虽然党中央给他们配备了工作人员，凡是他们自己能做的事，只要工作不是特别忙，都是自己亲手去做，从不劳动别人。比如洗手绢、洗袜子，周恩来都是自己动手，就是刮胡子，也都是每次刮完以后自己将刮脸刀和刀架洗净擦干再放回到盒里。
1945年12月，我随周恩来到国民党统治区重庆。当时他受党中央的委托和国民党谈判，并参加三人调停小组到全国各地视察，并做第三方面人士的工作。他工作特别忙，连睡眠的时间都很少，一些生活小事就不能亲自动手去做了。一天，他亲自示范，教我如何洗、收刮脸刀片和有关用具，并说，以后这些事就要请你帮我来做了。同时还交代说，以后凡是我不能用的刀片，就用手纸包起来放在一边，说明我已经换了新刀片，不能用的旧刀片，你可以拿去做别的用。我都一一照办了，他非常满意。
由于他胡子长得特别粗，又特别快，一个刀片用一个礼拜就不能再用了。所以他用刀片比别人要多。有一天，他的刀片用完了，要我上街去买一包新的，我便跑到南京新街口当时最大的一家百货公司去买。柜台里摆着几种刀片，由于我是第一次给他买刀片，不知买哪种牌子的好。再加我们当时都是供给制，每人每个月发不了几个钱。尽管当时周恩来是国民党政治部副部长、邓颖超是国民党参议院参议员，两个人每个月有几百块银圆的薪水，他们都交给了党中央，和大家一样过着供给制生活，手头也没多少钱，从节约出发，我给买了一包中等的。谁知这样一来竟好心办了错事。第二天周恩来刮脸的时候，发现刀片不对，就把我叫去说，我胡子粗、又硬，这种刀片刮不动，你拿去给别的同志用吧！接着又指着旧刀片告诉我，你把它拿上，就照这种牌子的买。这时我才知道他刮脸只能用“老人头牌”的。
1946年11月，国民党不顾我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反对，悍然决定召开由国民党一手包办的伪国大，国共两党谈判破裂，中共代表团准备撤回延安，在撤离前，自然每个人要做些准备工作，比如买一些土特产、日用品之类。我个人倒是没什么准备的，因为我当时还没结婚，光棍一个。需要考虑的倒是由我负责的周恩来和邓颖超两位首长。他们来南京一趟，多少得带一点东西回去，带什么呢考虑来考虑去，我觉得只有两样东西最合适：一是“老人头牌”刮脸刀片，这是周恩来需要的，是延安买不到的；一是茶叶，周恩来、邓颖超两位首长平时并无嗜好，唯有每天两杯清茶，而且带回去还可以作为礼物送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一些。经请示领导同意，我便上街买了150片“老人头牌”刮脸刀片和10斤龙井茶。买150片刀片是考虑周恩来每周用一片，可供三年之用，而10斤茶叶则是考虑到分送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些，而余下的周、邓两位首长也可喝上一阵子。事后我向邓颖超作了汇报，她批评我说，茶叶买得太多了。我向她解释后她再没说什么。
我们回到延安后，紧接着就是三年解放战争，再往后就是进城。刮脸刀片周恩来一直用到1949年进入北平城，仍然绰绰有余，而茶叶除了送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外，余下的则成了周、邓二位首长的生活必需品。为了细水长流，邓颖超指示我，每次泡茶叶要放以前的一半。就这样，三年解放战争期间，他们基本上能喝上清茶。事后邓大姐表扬我说，小成，还是你做得对，想得周到，要不然恩来又要留胡子了。
1949年进城后，在周恩来的生活中，第一件需要解决的就是刮脸刀片，我几乎跑遍了北平城，后来总算在当时的王府井“王府百货商店”买到了50片“老人头牌”单面刮脸刀片。两年后，“王府百货商店”也没有了，只好托人到上海买。
留胡子是对敌斗争的需要
1951年春，周恩来因长期超负荷工作，过分劳累，病倒了。开始是感冒发烧，后来低烧不退。中央保健委员会写报告给中央，建议让他到外地休养一段时间。经毛泽东主席批准休养两个月。周恩来选定大连。5月底，我随周恩来到达大连，住在近郊黑石礁一个有一幢二层楼的小院里。开始，他只在院子里或者在院子外边的附近散散步，一个星期后，他提出要到远郊风景区或者公园去看看。这样一来就给我们这些做警卫工作的出了个难题。当时，在朝鲜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和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正在打仗，大连又和朝鲜隔海相望，还有不少从朝鲜战场回来的志愿军伤员。周恩来已是一国的总理，一旦被认出，必然招致一些热爱中央领导同志的群众的围观，而且暴露目标后，还有可能遭到敌机的袭击和美蒋特务的暗杀。经过和地方搞警卫的同志商量，大家一致认为让周恩来呆在家不是办法，也达不到疗养的目的，只有从不暴露目标方面考虑。怎么才能不暴露目标呢大家考虑来考虑去，觉得唯一的办法就是化装。可怎么化装，6月天又不好戴口罩，我提出让他留胡子，大家都同意，报告了邓颖超，邓颖超原则上也同意。于是由警卫秘书何谦利用周恩来上午在走廊看报的机会，把我们的想法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一听笑了：那还不容易。接着，他像讲故事似地说，过去他在国民党统治区做秘密工作时，就常常留起胡子和敌人周旋。
不仅如此，他还讲起了23年前一次遇险的故事。他说，23年前，也是这个季节，也发生在大连，当时我和小超（指邓颖超）去莫斯科参加我们党在莫斯科召开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5月初从上海乘日本轮船出发。当时周恩来留着胡子，身穿白西服，扮做古玩商。路过青岛，上岸吃了一顿饭。当时正赶上日本人在济南枪杀了我外交官，打死打伤我国群众数千人。他买了各种报纸在船上看，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到达大连码头上岸时，遭到了日本水上警察的盘问。经过了两个多小时的智斗，他不但泰然地应付过去了，而且要求日本警察给他和邓颖超找最好的旅馆住，并给他们买火车票。火车经沈阳到达长春后，发现再没有人跟踪了，这才下了车，住进旅馆。脱掉西服，换上了长袍马褂，和邓颖超去了莫斯科。……
从接受我们建议那天起，周恩来就留起了胡子，由于他胡子长得特别快，一个星期两撇八字胡就长得很像样子了。他先是在内部活动，参观一个工业展览，又参观了一个体育馆，都是由大连市长韩光陪同。可是没过几天，他就改变了主意。一天，洗脸前他对我说，去拿开水来刮脸，这胡子不能留，哪有总理怕群众的道理。我一想也是，一国总理怎么能怕群众这有个政治影响的问题。接着，他边刮脸边对我说，你们让我留胡子是从安全考虑，是好意。但这里有苏联驻军，美国飞机是不会来的。只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做好工作，是不会出问题的。短短的几句话，不仅打消了我的顾虑，也打消了其他人员的顾虑。
长征时留胡子是出于无奈
1952年春，周恩来用了多年的刮脸刀架突然坏了，这可是件大事。有外事活动他每天要刮脸，没有外事活动最长三天也得刮一次，没有刮脸刀架怎么办你总不能三天两头让理发员来刮吧！唯一的办法只有去买。当时我骑着自行车到西城、东城、前门跑了两天，都没有买到像他用的那样的刀架。最后还是在“王府百货商店”买了一个能用单面刀片的刀架。但周恩来用着总是不顺手。他对我说，你把坏了的刀架拿到钟表店或眼镜店去问一下，看能不能修，最好能修一下。我按照他的指示，跑了好多家钟表店、眼镜店，包括有名的亨得利，都说不能修。
这一下可苦坏了我，为了能买到一个同样的刀架，在上海我找过，在苏联我找过，都没有买到。1954年我随代表团去瑞士日内瓦，心想，日内瓦是世界上最大的商业城市之一，总会买到那种刀架。我和领事馆的同志两次去商业区，也没买到。后来我告诉了领事馆的刘绛文大姐（总领事温朋久的夫人），并画了一张图给她，请她设法代买一个。两天后，刘大姐买来一个式样相同，只能用双面刀片而不能用单面刀片的刀架和一包刀片。我看了看说，不能用，非单面的不可。她说，这种刮脸刀具是当前市场上最好的，保证能用。那就请周总理试试吧。如果真能用，我一块石头也就落了地，省得为一个刀片架再到处奔波。
有一天上午，周恩来没有活动，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在他漱口的时候，拿出刘大姐买来的刀架和刀片装好，请周恩来试试。并对他说，这种刮脸刀是现在最好，也是最流行的，什么样的胡子也能刮。他不信，也不用。经我一再劝说，他才同意试试，谁知一试，果然不行，脸没刮完刀片就不能用了。最后还是用从王府井百货商店买来的那个刀具刮好。这时，正赶上他心情好，他就像孩子一样，又一次讲起了他留胡子的故事。他说，以前在国民党统治区留胡子，是对敌斗争的需要。我留起胡子，有时装扮成商人，有时装扮牧师，是对敌斗争的一种手段，是为蒙蔽敌人的视线。还说，30年代初，我离开上海到中央苏区，就是留着胡子装扮成牧师走的。后来从中央苏区经过长征到达陕北，一直留着胡子，主要原因是没有能刮胡子的刮脸刀。1936年西安事变，我就是留着胡子到西安去的。为了工作方便，才在西安我们的一个工作点，利用剪刀把胡子剪掉。
关于30年代周恩来留胡子的事，邱南章在《抗日战争时期在周恩来身边做警卫》一文中曾有一段描述：周副主席刚到苏区时，我们都把他当外国人看，因为他满脸留着又黑又长的胡子，穿着黑衣服，就像天主教堂的牧师一样。我们也看不出他的年龄，总把他当老人看。他对我们说话和气，态度平易近人，使人感到亲切。
周恩来刮完脸后走出卫生间，指示我把刮脸刀具退给刘大姐。他给我讲的关于他30年代留胡子的故事，在我心里也一直保留到现在。在我收集的照片中，就有几张是周恩来当年在延安留着胡子的照片。（《周恩来总理卫士长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 成元功 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