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目前在北京经营面包小店，但作为“蒋宋孔陈四大家族”陈家后人，陈泽祯记忆中的三代家事似乎与政治、时代有扯不断的关联，在他看来，辛亥革命元勋、祖父陈其美是个活在很高境界中的人。
“我和现在台湾的国民党不一样，我是真正的、老式的国民党员。真正的国民党应该为国家和民族奋斗！”陈泽祯说。
身为辛亥革命元勋陈其美之孙、台湾“交通银行”前副总裁陈惠夫之子，以及国民党元老陈果夫、陈立夫的堂侄，陈泽祯觉得，他有这样的信念或许与祖辈、父辈那些人物的影响有关。
祖父陈其美被刺杀
1946年陈泽祯出生的时候，陈其美已经过世30年，虽然从没见过祖父，但陈泽祯坚信，陈其美是个活在很高境界中的人。
至少，陈其美应算是中国近代史上很重要的人，重要到生前曾把蒋介石、陈果夫、陈立夫、张群、何应钦等人领入政界，去世后又被孙中山悼为“失我长城”.
因为坚定地拥护孙中山并倡导民主共和，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陈其美一直是袁世凯追杀的主要目标。然而陈其美非但不惧，反倒对买其性命的巨额赏金发生了兴趣。陈泽祯听长辈们说，为了筹集革命经费，陈其美曾鼓动身边人向袁世凯密告他的住处，以此获得赏金。陈其美的行动安排是，同志们负责骗钱，陈其美想办法逃跑。但是，没人对这样的安排感兴趣。后来，陈其美找到了身边的蒋介石。蒋介石问陈其美，要是做了这样的事，那他将来该如何在同志中做人。陈其美说可以写个证明给蒋介石，讲清一切都是陈其美的主意。蒋介石听后还是摇头，骗取赏金的计划这才被放弃。
陈泽祯把陈其美那种“很高的境界”解释为“无私”和“以党业国业为重”,而且，他以为陈其美最终就死于这样的境界。“还是因为革命缺钱，袁世凯买通的刺客说看中了一处矿产，如果陈其美帮忙买下来，可以把这个矿的一部分股份分给中华革命党。结果在1916年5月18日约好面谈的那天，陈其美被他们在上海刺杀了。”陈泽祯说。
忠臣出于孝子之门
其实，蒋介石算是个知恩念旧的人。据陈泽祯回忆，国民党退居台湾后，每年正月初一的早上，蒋介石都会来陈家给盟兄陈其美的夫人姚文英拜年。有一年，姚文英和蒋介石寒暄时，流露出儿媳（陈惠夫夫人）对其照顾不周的意思。结果陈惠夫没过几天就接到“总统官邸”的电话，要其立即前来面见“总统”.
不明就里的陈惠夫急忙赶往蒋介石的办公室，没想到刚一见面，蒋介石便挥起拐杖，朝陈惠夫的脖子上狠狠打去。陈惠夫一头雾水，只得原地立正。片刻沉默之后，蒋介石对陈惠夫说：“忠臣出于孝子之门！你不孝，滚出去！”
没过多久，蒋介石派人把姚文英从陈家接了出来，来人临走时告诉陈惠夫：“老先生说你不好好养你的妈妈，他来养他的大嫂！”
陈泽祯说，当时蒋介石让蒋经国负责此事，蒋经国就在台北青田街为姚文英准备了一个院子，而且还专门雇了位护士照顾她的起居。有天晚上，姚文英有事要找护士，但那位护士睡得太沉没有听到，于是姚文英自己走出了房间。由于腿脚不灵便，加之当夜天降大雨，结果姚文英刚到院子里就摔倒了，次日清晨护士发现时，躺在雨地里的姚文英早已昏迷不醒。
护士急忙联系救护车，并且向台大医院的院长说明了情况。“这时候院长并没有通知我父亲，而是把电话打到了蒋经国那里，问题是，蒋经国也没有通知我父亲，直到那天傍晚快下班的时候，他才给我父亲打电话。”陈泽祯回忆道。
陈惠夫闻讯赶紧去了医院，未料方进医院大门，正遇蒋介石从里面走出来。“老蒋已经看过我祖母了，见我父亲这时候才来，老蒋又是一肚子气。”陈泽祯认为，这是蒋经国特意安排的，“为的是什么？那就不言而喻了。”
陈家父子虽与蒋经国不睦，但与蒋纬国却感情颇深。陈泽祯说：“我从不和蒋经国说话，但是特别喜欢纬国叔，他从来不摆架子。”每次从日本回台湾时，陈泽祯照例都要和蒋纬国吃饭。有时陈惠夫在场，陈泽祯有些话觉得碍口，总是要找时间与蒋纬国单聊，以至蒋纬国每每解释“惠夫哥，别生气，儿子虽然是你的，但有些话对我这个叔叔还是比较方便说”.
与心机极重的蒋经国相比，善露真情的蒋纬国略显城府不足，但陈泽祯觉得这正是蒋纬国的魅力所在。
陈泽祯记得蒋纬国曾做过一件令他非常感动的事。陈果夫的太太朱明过世后，陈家人曾在善导寺安排公祭。为表自谦，陈家特意撤去了所有蒲团，以示来宾鞠躬致意即可。当天中午，蒋纬国着军装来到灵堂，并且直趋果夫太太的照片前，毫无犹豫，直接在水泥地上跪倒，接着行了三拜九叩的大礼。“他是三星上将，’总统‘的儿子，’行政院长‘的弟弟，谁敢去拉他？”陈泽祯感慨道。
可是老一辈的人都明白，当年北伐时，蒋介石曾把蒋经国和蒋纬国寄养在陈果夫家，朱明以长嫂身份，待蒋家兄弟其实犹如母亲之待儿女，慈严兼并。
“我和祖父有点像”
陈泽祯说，若是因为陈其美有那份血性，从事革命，那他和祖父倒确实有点像。
“我从小就混太保，当时的大人们都认为我是不良少年。”陈泽祯说。虽然自以为是在行侠仗义，但父亲陈惠夫却是对他非常痛恨，强调：“我已经对不起我的父亲了，我绝不能容忍我的儿子再对不起我的父亲，”以至曾骂他是“活死人”.“可是我直到如今都不觉得小时候错过，起码因为我们自以为那是在替天行道啊。”
在中学读书的时候，陈泽祯发现有位训导主任“经常仗势欺人，很可恶”,因此决定给他一点“提示”.这位主任家住一条死巷里，而且出门必乘三轮车。一天晚上，陈泽祯故意穿着校服守在小巷尽头，待训导主任的三轮车进入小巷时，陈泽祯蹬起自行车迎面驶去。二马一错镫的瞬间，一块方砖从陈泽祯手中径直飞向三轮车篷里，激起的惨叫声直到陈泽祯走出很远后仍未停。
类似的事多了，对儿子失望至极的陈惠夫最终决定，送陈泽祯到远离台湾的地方去读书，于是在23岁那年，陈泽祯到了日本。
虽然后来考进了早稻田大学法律系，但陈泽祯的善恶观却并没因此改变。不过几年大学读下来，陈泽祯也并非完全没变。“以前感到生气的事，现在还是会生气。只不过以前是用拳头解决问题，后来方法上稍为成熟点而已。”陈泽祯的“成熟方法”就是写文章--从早稻田拿到法学硕士学位后，陈泽祯成了台湾《联合报》驻日本特派员，而且一干就是十二年。
1991年，不满李登辉“台独”行径的陈泽祯愤然辞去了台湾《联合报》驻日本特派员的工作，举家迁往美国并改行经营面包店。2002年，陈泽祯又把面包店分号开到了北京，在这之前，他曾告诉两个女儿：“以后不要再把台湾当家乡，你们的家乡是浙江湖州。”
有人说，陈泽祯的性情颇似祖父陈其美；如此性情的陈泽祯说：“我巴不得人家这样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