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悲壮惨烈的历史事实，沉重地深深刻在王定国的记忆里。1996年王定国看了《炎黄春秋》杂志第三期刊登的刘明钢写的《西路军的失败与陈昌浩的检讨》一文后，她说：“这篇文章写西路军失败的原因是公道的。”
在这场战斗中，王定国腿部曾两次负伤，右腿完全麻木了，天冷血流出来也结成了冰块。王定国是排长，晚上还得查岗查哨，当她发现有个战士该换班却没有人来接班，便自己接替战士放哨，因腿伤只好坐着放哨，刚好徐向前出来查哨，见她坐着，便问：“你这个同志怎么坐着放哨？”她说：“腿受伤了。”徐向前又问：“腿受伤怎么还出来站岗呢？”她答：“是来查哨，我替战士站岗。”徐向前听了，忙叫另外的战士换下她。
12月5日，剧团奉命从永昌到东里铺慰问红九军军部，不料与军阀马步芳的骑兵部队遭遇，剧团立刻抢占一个三层楼高的土围子据守待援。总部派三十军武杰（吴俊平）带领骑兵支援，哪知这些马匹是从敌人那里缴获过来的，敌人用马语一声吆喝，连人带马都跑到敌人的阵营去了。敌人开始认为剧团驻地是九军军部，采用重兵包围，当我们的子弹打完后，只好用马刀和石头同敌人奋力拼杀时，敌群蜂拥而上，十几个对付我们一个，苦战一天，大部牺牲，余下三十余人被敌人抓住。被俘后王定国等被押往武威后转青海西宁关押。在关押期间，剧团被俘人员秘密地组建了党支部，王定国任组织委员，开展了同敌人新的战斗。
1937年，卢沟桥“七七事变”发生，全面抗战开始。国共两党达成协议，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在全国一些大城市先后成立了八路军办事处。西路军失败后，党中央十分关心失散和被俘的战友。7月，党中央派谢觉哉等同志在兰州成立了八路军驻甘肃办事处（简称八办），其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营救西路军被俘和失散人员，转送延安。这时马匪军正在大批杀害红军战俘，用活埋、枪杀等极其残酷的手段，一片白色恐怖。据1958年张掖县统计的数字，马家军在张掖杀害西路军俘虏的情况：活埋2600人，枪杀575人，烧死56人，其它手段害死27人。遭遇最惨的是那些被俘的女红军。西路军妇女先锋团1000多人，前进剧团30人，全部落入马步芳之手。马步芳见抓到的红军剧团，大都是二十来岁的女人，就强迫为他们唱歌跳舞，寻欢作乐，或作妻妾、女佣。敌人为了控制剧团，采取分而治之的手段，把王定国和孙桂英等20多人押送到甘肃河西走廊的张掖县城，由旅长韩起功负责临时监管。“八办”得知这一情况后，谢觉哉通过地下党，结识了宗教界爱国人士、甘肃福音堂医院院长高金城大夫，谢觉哉同高院长回到张掖，重开福音堂医院，秘密地开展营救工作。王定国和剧团的徐世淑就成了福音堂两位特殊身份的护士，以医院为掩护，接待西路军的伤病员和外出寻找失散人员。
据后来的统计，经王定国和“八办”的同志寻找到的西路军失散和被俘的同志共300多人，其中有刘瑞龙、魏传统、丁世芳、吴建初等负责干部。
1983年秋，王定国回到阔别40年的甘肃省进行访问。这里是西路军无数先烈的鲜血洒遍的疆土，是当年失散的红军定居地。王定国经常收到他们的信件，诉说心中的委屈和面临的种种困难，她一直深感不安。这次是应甘肃党史部门的邀请，她和伍修权专门到了兰州，在兰州军区政委肖华的组织下，成立调查组，他们来到西宁、银川和河西走廊进行了为期两个多月的实地调查，走访了尚健在的一部分西路军老红军战士。他们是当年西路军兵败祁连后，一批被俘和失散人员，大多是从敌人的屠刀下及活埋战俘的万人坑中逃出来的。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未能重返革命队伍，政治上长期受到歧视，把他们当成“逃兵”、“叛徒”。“文革”中，更是备受摧残。他们生活上面临许多困难仍无法解决，没有医疗保障，住房条件很差，没有生活来源。面对这种情况，伍修权感慨地对王定国说：“世界上哪有只打胜仗的军队，西路军当年的失败，这些同志有什么责任？！竟长期忍受这么多委屈！今后还要不要有人当兵？这件事一定要解决好，不然会给党和军队造成不良的影响。”王定国和伍修权商定，根据了解到的情况，如实地向中央书记处和中央组织部写了个调查报告，并提出调查组的看法和处理意见。不久，在胡耀邦、宋任穷等中央领导人的关注下，由民政部、财政部、卫生部和解放军总政治部联合发文，对西路军散失人员的安置办法作出具体规定，恢复这些人政治上的荣誉，不再叫红军流落人员，改称红军西路军老战士；增加生活上的抚恤，发放生活费，实行公费医疗，改善其生活状况，妥善解决他们的家属子女就业和就学问题。 (责任编辑：鑫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