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标杆

　　由省文史馆编纂、原馆长刘醒初先生任主编的大型丛书——《陇上文藏》已经出版了第一辑，该丛书共16卷，卷丛内容包括邢澍、张澍、吴可读、冯国瑞等一批陇上大家。在参与这套丛书的编纂时，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教授、省文史馆研究员漆子扬切实地走近了“近代甘肃诗圣”王权。

　　他为此专门去了王权的故里——甘谷县南坡寺。

　　“王权生活的时代，南坡寺还是一个南有山峦、北有流水的风光迤逦的山村，如今流水已枯竭，只有王权家那棵老槐树还在。”漆子扬说王权出身书香门第，其祖父槐庵先生是个秀才，一生都在家乡蒙童授业，闻名乡里。“槐庵一门三代四个举人，也许在文化繁盛的江南并不稀罕，可在西北边远的山区农村，这该是怎样一个勤奋的书香之家!”

　　谁也不会想到，1869年的冬天，从南坡寺无畏山下走出去的山里娃王权竟然踏进了红墙金瓦的紫禁城，受到慈禧和同治皇帝母子的接见，并被钦点为候补知县。

　　“王权在近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他生活的时代是内忧外患的晚清时期，内有太平天国起义，外有列强欺凌。他的诗歌反映的是他所在的那个时代的现实，诗歌中蕴含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作品表达了在民族危难之际、国家存亡之秋，一个读书人的情怀。咸丰十年八月，英法联军大肆掠劫圆明园，并纵火焚烧。王权听到此消息，彻夜难眠，义愤填膺，一气呵成《愤诗四首》，痛斥侵略者在北京的滔天罪行，批判清王朝的投降政策。这四首《愤诗》曾被阿英选入《鸦片战争文学集》，给予王权极高的文学地位。”漆子扬说。

　　现实却不是这样。百年以来，在甘肃，王权鲜为人知。

　　漆子扬说：“王权是个充满雄迈性格的读书人。1861年文县蕃羌占山为王，聚寨为寇，军事统帅不发一卒，担任县教谕的王权和学生萧继先临危受命，深入反叛的三十余寨，历时月半，不费一枪一弹，十余万叛民刀枪委地，重归良籍。”在漆子扬看来，从紫禁城走出来的那一刻，王权这个旧时读书人就立下了为民请命的大理想。

　　漆子扬慨叹：“王权面对的那个过去，不是一个寂静的物理世界，而是一个沸腾的精神世界。”

　　马步升同样在明朝大文学家、他的庆阳老乡李梦阳身上感受到了这样的“沸腾”。

　　“22岁高中进士的李梦阳嫉恶如仇，年纪轻轻就参与弹劾势如翼虎的当朝外戚张鹤龄，还与户部尚书韩文一起定谋除去宦官刘瑾并一而再再而三地上疏极陈时事。他的这些举动深深地刺痛了宦官集团的要害，‘中官恨欲杀之’，所以他先后5次被陷害投入监狱。”马步升说，李梦阳身上有古时中国读书人的一种独立精神和气节。

　　据《甘肃通史·明清卷》载，李梦阳在明代甘肃乃至全国文学史上享有较高声誉。他留下来的著作《空同集》66卷，其中收集其诗作两千余首，赋35首，文近300篇。李梦阳的诗作表现了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人民的苦难。特别是他提倡文体改革，反对当时流行的以‘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为代表的形式典雅工丽，内容多为粉饰太平、歌颂功德的“台阁体”，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提倡说实话，写事实，要求打破宋儒学的思想框框。

　　几年前，庆阳城南门立了一座李梦阳碑，碑文内容就是由马步升撰写的，给碑文题字的是老诗人贺敬之。“相对于阴铿、李益，李梦阳算得上走得远一些，只是若论研究，则远不够矣。”马步升说。

　　挖掘研究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漆子扬受西北师大古籍研究所副所长路志霄先生指派抄录整理过甘肃学者李恭的《旅兰随笔》，李恭是章太炎在甘肃的唯一弟子。

　　地方志研究者邓明主编的《兰州市志·地方文献志》记载，李恭，字行之，生于1901年，是甘谷县人。北平中国大学国学系毕业，入苏州章氏国学讲习所，师从章太炎。《旅兰随笔》系李恭于民国31年(1942年)至34年(1945年)任兰州师范校长期间的日记。详记了兰州市各界抗日救亡的情况，日机轰炸惨状，中日空战情况，以及文化教育界的情况。

　　“章病逝苏州，受其夫人汤国梨托付，李行之为太炎沐浴入殓，并撰挽联。”漆子扬就章太炎和李恭师生间的情谊写过一篇文章，文章还提及李恭在兰州撰《奉安余杭章先生献词》，高度评价了章太炎的革命活动、革命思想和学术成就。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