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兰州，初次接触耿派

　　兄妹两人连夜跑到了靖远，在丁振华的戏班中搭班唱戏。此时，父亲已经走过很多码头，对秦腔有了一定感悟。自然，不想在靖远待多长时间。他们只想躲过风头，在靖远待了一年多后，父亲便独自一人到兰州闯荡。这时，已经是1941年了。

　　那时，秦腔演员都是流动的，只要能耐好就不怕吃不上饭。父亲到兰州后，在众英社搭班唱戏;也有人说，在精诚剧团。为了维持生活，父亲白天在众英社和精诚剧团唱戏，晚上则到文化社唱戏。

　　文化社是兰州戏剧史上的一个非常著名的戏班。这个戏班是1936年由文汉臣等人创办的。创办之初没有戏箱(指唱戏的服装道具等)，文汉臣便到定西城隍庙内租了戏箱。定西城隍庙供奉的是文天祥。而此时，正值抗战爆发，戏班以文天祥的爱国主义精神教化广大人民，起名“文化社”。最初，文化社的演出地点是兰园，后来为躲避日机轰炸，搬到了碱滩城墙根。

　　父亲学戏，先学了小生，后来又学了须生。到文化社，父亲看了兰州秦腔名家耿忠义先生的表演后，对耿派的表演艺术大感兴趣，下决心学习耿派艺术。老艺人们回忆说，耿忠义先生是兰州秦腔界的大师，他和其他艺人的最大区别是有文化，所以他才能创出耿派。耿先生为人比较正直，对别人的请教总是热情传授。父亲学艺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我只知道他和耿忠义等名家同台演出，边演边学，底下反复琢磨角色的心理，不太清楚的地方就问师傅。他的脸形瘦长，身材颀长，架架儿好，很符合耿家脸谱特点与戏路，耿先生颇为赞赏。父亲学得很快。1947年秋，耿忠义先生去世后，赵福海和父亲接唱了耿派的花脸戏。从这以后，到1958年，是父亲的演艺生命中最为辉煌的时期。

　　这些年，为寻找父亲过去的事情，我走访过牟豪戎、张正秦、蔡稚、段永华等学者和老演员，也从已经去世的秦腔评论家范克峻那里听到了一些事。父亲是演到老学到老。1954年时，文化社排演改编的历史剧《反徐州》，父亲扮演颜延龙，周正俗扮演郭广清。当时，西安易俗社的表演手法是，郭广清拉住颜延龙的马尾巴，将这位不可一世的藩王拉下马。在舞台上不可能出现一匹真马，一切都需要虚拟。这对他们而言是个挑战，花了好多工夫，父亲他们才把这个细节全部掌握了。后来，在演出时，演到此处，台下观众总是掌声雷动。

　　《白逼宫》，他让西安观众看到了甘肃秦腔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父亲曾到陕西演出。这次，他将地道的耿派秦腔带到了陕西。陕西秦腔和甘肃秦腔有着很大区别。总体上，甘肃秦腔受甘肃地域以及神庙文化影响很大，演出时非常注重功架招势，就是行话说的“架架儿”。而陕西秦腔则以唱腔取胜。作家贾平凹曾经写道，许多戏迷们看戏并不看戏，而在听戏。他们蹲在麦草垛下、墙垣边，靠听就能知道演员的动作了。这里说的就是陕西秦腔的唱腔。

　　老前辈回忆说，在西安，父亲专门演出了《白逼宫》。这是甘肃耿派的代表剧目，也是父亲的拿手戏。随着一声“曹操进宫来了”，父亲扮演的曹操就上场了。耿家的《白逼宫》没有大段的唱腔，主要靠动作、表情、衣着来表现人物。陕西的传统演法是曹操身着红蟒袍，而耿家却改穿红官衣，耿家脸谱配上黑乌纱相帽，表情狰狞，准确展现了曹操的阴险森杀。

　　当时，陕西秦腔中《白逼宫》突出了汉献帝，而甘肃秦腔中则突出了曹操。这是一种关中观众从来没有看到过的演法。起初，一些想听唱腔的陕西观众还不太习惯，看了几分钟后，就被父亲他们的精彩表演所吸引，耿派的三鞭子、三杆子等特有的动作和程式，让陕西观众大开眼界。演出结束时，台下叫好声不断。

　　秦腔《火焰驹》是父亲最为拿手的剧目，其中的经典折子戏《艾谦传信》是常演不衰的片段。今年70多岁的老演员蔡稚还记得我父亲上世纪八十年代演出《艾谦传信》的情形。这段戏就有浓郁的耿派风格。艾谦出台挥动马鞭，唱道：“胯下的火焰驹四蹄生火，正奔驰又只见星稀月落，加一鞭且从那草坡越过，惊动了林中鸟离却巢窝”，然后是扎势、踢腿、马后三鞭等动作，最后一个门钻儿。此时人随火走，火随鞭发。每演到此处，观众便爆发出雷鸣般的叫好声和掌声。1977年秋天，他在兰园剧场连演两月，场场爆满。为了满足观众的热情，他演出时倾尽心力，结果演出结束，他就病倒了。从此落了个肺气肿的病根，最终因此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