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信投票拯救了电视节目收视率

　　自2004年湖南卫视“超级女声”起，同类型的大众歌手选秀比赛在以电视媒体为主要阵地的公共空间里展开了激烈的收视率战。即使是在较为落后的村落，也有这么几台可供全村人收看新闻联播和娱乐节目的彩色电视。在这样的背景下，似乎选秀节目的娱乐意义被无限扩大化和平民化了，无论是白领或是平民都不可选择地面对着“同一屏幕”。

　　在某种程度上，选秀节目是网络冲击电视境遇下的一剂解药。传统电视节目总是单向传输符号信息的，诸如新闻类和电视剧类节目，观众始终处于被动接受的位置，无需思考和反馈任何信息，电视本身也不会对观众的反馈做出任何的接收或回应。但是，选秀节目却采用一种虚假的手段打破了这一瓶颈：短信投票。

　　通过大拇指的触碰，电视机前的观众和在录制现场的观众一下子“平等”了，我们也获得了人手一票的权利，评委也不再是决定比赛胜负的唯一根据，观众被主动邀请了进来，并被一下激活了。由此，反馈和回应的渠道通过短信被打通了，观众们通过投票数据的不断攀升感受着“平民明星化”和“平民评委化”的双重“民主”待遇。更重要的是，节目收视率也被拯救了，我们在观看超女的过程中一步步接近着此种样态的“中国梦”。

　　用别人的惨痛缓解自身的忧虑

　　这个梦以流行音乐作为载体，最大程度上消解了大众在身份、阶级、知识、外貌等方面的差异与不足。这就是“中国好声音”诱人的地方。以350万三季的价格购买的中国版《The Voice》，全部亮点都在那四张背对着选手的转椅上。为了让声音“纯粹”，这档选秀节目别出心裁地让评委“未见其人，先闻其声”。但只要我们稍稍再往下看一点，就能发现其“回到事物本身”的假象。

　　当选手演唱完毕，评委纷纷转身之后，这档以声音为核心的节目开始沦为一档以煽情故事为卖点的商业大片：庾澄庆刻板愚蠢地例行了盘问户籍的全部工作（询问选手的姓名、年龄、籍贯与职业等），学院派式的刘欢总是在那里故作矜持，用尽量精简和专业的文字突出自身的姿态和地位，那英作为评委中唯一的女性则充分展现了感性与煽情的全部特征（动情时的潸然泪下与激动时的手舞足蹈），而屌丝范本的杨坤始终没能走出出卖自身的囹圄（反复炫耀的32场演唱会）。

　　反观这些选手，几乎也是人手一个悲情故事，当他们动情地，甚至是声泪俱下地讲述自己的故事时，电视镜头不断地捕捉着在场流泪的评委和观众，以尽力打动在电视机前不在场的每一个人。我们被感动了，我们获得了安慰。这是多么变态的一种生活状态！

　　身处资本和权力牢狱中的每个人必须通过接受别人的惨痛与悲伤来缓解和排遣自身的不满与忧虑。以我身边的一位朋友为例，她是东方卫视《妈妈咪呀》节目的一位忠实粉丝。在一期节目中，一位叫黄中林的阿姨自唱自跳了一段蔡依林的《舞娘》。表演结束后，她的真实年龄（64岁）与其年轻外表的巨大落差令所有观众大吃一惊，不仅如此，她还讲述了一个十分感人的故事。我的这位朋友一下被她的悲痛经历戳中了泪点，事后反复叮嘱我一定要到网上去找一找这一期的节目回看。在此，我并非贬斥选手以及他们的人生遭遇，而是当下，我们竟以消费着“自己人”的痛楚来进行心理自慰，我想没有比这更加残忍的了！

　　消费节目的同时也被节目消费着

　　有时，我们把选秀节目的意义放得太高，其结果总是会让人极度失望。无论其在形式上有什么样的创新和改变，选秀节目都不可能是一场免费的全民KTV。商业资本运作的背后，有太多我们不能参与和进入的禁区。我们登上舞台的真正意义是被观众消费，没有消费价值的人就没有成为选手的可能性。

　　评委也是如此，他们的所有表现和表达出的风格与话语都必须是受欢迎的（即可消费的），哪怕是极端化的疯癫与丑陋。这里根本没有梦想中的“民主”，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平民”。

　　作为观众，我们在消费娱乐选秀节目的同时也正在被节目消费着。这是一种双向的利用。而选秀节目的全部意义在我看来就是对观众消费的消费。“中国好声音”里四张背向选手的椅子让我们以（伪）“先知”的身份消费着评委，在他们转身之前我们通过镜头率性获取了关于选手的全部信息。而当他们转身并对“现实”作出惊恐状的表情时，我们则满心欢喜（好似阴谋得逞）。在这里，究竟是我们消费了评委，还是评委/节目制作人消费了我们？我想，这已不仅仅是局限在选秀节目这样的情境之下了，回到让·鲍德里亚：“如果说消费社会再也不生产神话了，那是因为它便是它自身的神话。”当下，消费社会有太多的陷阱让我们被消费并消费自身。

　　我不敢断言关于选秀节目的未来。但毫无疑问的是，选秀节目刺激与满足观众的“成本”将会越来越高。或许，到了临近崩溃的边缘，娱乐会成为政治的最后一剂强心针。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对这一切有所卜测：“人们感受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

　　（作者是上海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