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上世纪60、70年代，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带领大寨村创造了闻名全国的粮食创收奇迹，他也一度升至副总理的职位。但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他和“大寨精神”却遭受了铺天盖地的批斗，陈永贵最终因患肺癌医治无效去世。这个曾经大字不识的农民是如何创造大寨奇迹的？他的人生又有哪些奇迹般的经历？
凤凰卫视2010年9月11日《我的中国心》，以下为文字实录：
曾子墨：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山西，走出了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农民。他就是当年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老一辈人对陈永贵非常熟悉，我们听到了各种各样关于他的说法。有人说他大字不识，有人说他大智若愚，还有人他非常有政治头脑。这位官至国务院副总理的普通农民已经逝去了将近二十年，我们再一次发掘那些历史的斑驳，试图寻找一个真实的陈永贵。
解说：1915年陈永贵出生于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是这个家中第一个男孩，但家里实在太穷了，陈永贵的姐姐、妹妹、弟弟，甚至还有母亲被父亲先后卖掉，这样他们就能有个吃饭的地方。6岁那年，父亲也在绝望中上吊自杀，大寨的稳周老人收留了陈永贵，认他为养子。后来稳周老人去世后，陈永贵却没有继承干娘的遗产，而是还给了老太太的娘家人。这个举动让原先属于外来人口的他在大寨稳稳地站住了脚。这些人际关系的早期经验也将对陈永贵的未来发生重大影响。他明白，想在这样一个大姓家族里立足，必须先学会吃亏，一直追随陈永贵的农民贾承玉这样说。
贾承玉（原大寨老少组成员）：老陈那时候他是扛长工来的，他可不是这个村的，不是大寨村的。他是灵西那边的，叫石山，搬过来的，扛长工就在这落的户。
解说：抗战胜利后，陈永贵就参加了山西土改，分得土地、房屋和一些浮财。孤儿出身的他最懂得集体的重要，因此很快就参加了贾进才的互助组，在这里他表现得非常优秀，并且在1948年的时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贾进才是当时的村支书，也是陈永贵的伯乐，他发现这个年轻人既能干，又很有头脑，跟别的农民不太一样。
宋立英（原大寨党支部副书记）：他不是给人家当长工，开山打石头，然后呢，陈永贵也是一个有干才的人，他（贾进才）就看中他了，培养他入了党，入了党以后就是跟他（贾进才）在一起工作，他是1948年入党的，陈永贵。
解说：以贾进才为首的互助组组员们都是些人强马壮的农民共15户，在大寨历史上被称为好汉组，平时组员们各干各的营生，遇到春耕之类的活，好汉们你帮我一天，我帮你一天，互助互利，谁也不吃亏。但很快陈永贵发现，村里很多人因为不是壮劳力，没有机会加入到这个组织，与贾进才沟通后，他决定退出好汉组，成立互助组，也叫老少组。专门吸纳村里的老幼病残，这也让陈永贵越来越得人心。
贾承玉：大寨那会是六十来户，不上一百口人，我那会儿是那个老少组，为什么说它是老少组呢，好汉组是一半，老少组是一半，老的老是小的小，那会儿是，他（陈永贵）是互助组的老少组的组长，他说了一句什么话，老的是有经验，小的能长大，只要听党话，这路子走不岔。
解说：在这个老少组里，最初只有9户人家，其中有4位是年过半百的老汉，6位是8至14岁的娃娃，真正的强劳力只有陈永贵一个，但是这些人真的如同一个家庭一样，出力大小与获得多少并不很计较，老少组的弱劳力们才格外团结，格外珍惜这个组，各个奋力争先，闹得红红火火。
贾承玉：好汉组初期一块干了干，干了两天就又散了，实际上那是个形式，老少组是死命地一直干，巩固下来了。
解说：当年秋，老少组平均亩产高达150斤，比好汉组多了30斤，随后就有好汉组里的人倒戈加入了老少组，到1949年，老少组又创了平均亩产169斤的新纪录，当年冬，老少组便扩展到了49户，占了全村户数的70%。陈永贵出名后，这件事曾被拔到路线高度，成了陈永贵路线觉悟高的证据。关于陈永贵的真实动机，当年的铁姑娘队队长郭凤莲曾经说过，陈永贵同志是外姓人，外村人，能在大寨落下来，是这些人带大的，老少组里就有一家是带大他的，他要报答大寨人的心思。从此，陈永贵在大寨的声望越来越高。
1952年，贾进才坚持让贤，推荐陈永贵当党支部书记，上级同意了这个要求，从此陈永贵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大寨村党支书生涯，他面对的第一道题是贯彻中央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当时国家从农民手中征购粮食的价格比市场价低得多，绝大多数农民不愿意向国家卖粮，更不赞成统购政策。在陈永贵看来，国家的号召从来都是头等大事，不过陈永贵还是动了一些脑筋来征粮，陈永贵的妻子也有回忆。
宋玉林（陈永贵遗孀）：老陈他当时说说卖粮，说动员社员大家多卖点粮食，遭灾地方也多，这农民是真正的救星，什么离了农民，打不下粮食，农民吃什么，不管部队、农民、吃不上粮不行，咱们要多卖。可是他省吃俭用，可舍不得吃，他买的红薯片片装作瓮里，不敢让社员见了，端上那好饭出去了，给人员社员显摆呀，你看我吃上的全是这，出去了他还假装说了，其实他在家里吃的饭可苦了。
解说：这一年陈永贵自己带头卖粮3500斤，而全村的任务是42000斤，限半个月交到县里入库，在陈永贵的领导下，大寨村不但按时完成了任务，而且还超额了3000斤。然而，同时由于他征购征得太彻底了，次年青黄不接的季节，单干户和互助组里就有些人家断顿，揭不开锅了。陈永贵当着村支书，不能不管，便号召农业社里的社员们借出点余粮来，社员们不承认有余粮，陈永贵便带着人挨家翻箱倒柜地搜，翻出了一批余粮，解决了社外农户的断粮问题。
解放初期的大寨，700多亩土地被沟梁分割成4800多片，仅有的耕地不但面积小，无法牛耕，而且这里十年九旱，好年景的无霜期也仅有5个多月。为了解决粮食问题，陈永贵大胆地提出十年造地规划，其中最难的是治理狼窝掌。
宋立英：他那会儿就是非治理这道沟，底下的沟才能保住，狼窝掌出来就是麻黄沟，麻黄沟出来就是老坟沟，这条（狼窝掌）沟是最深，水是最大，非治理住不可。
解说：狼窝掌长不到两公里，宽不足15米，但从高处到沟底的落差有200米，因此地势险要，还曾有野狼出没，这个地方无雨则旱，有雨成灾，下一点雨儿就会引发山洪，60公斤重的大石头，也能被洪水冲走，因此在大寨的历史上，从未有人想过要把这块荒地变成良田。
宋立英：那会儿有是那样嘛，那会说弄也弄不住，一次弄垮了，两次也弄垮了，这道沟就修不成，怎么就能修成了，也是群众都是一看这儿弄起垮了，弄起垮了，也是觉得劳民伤财，咋也弄不住，你就能弄了这水了。
解说：三战狼窝掌的最终结果是30亩梯田建成，然而却有一名社员因公殉职，他就是陈永贵当年老少组的组员赵大和。作为赵大和的妻子，郭巧妮讲述了当时的一些细节。
郭巧妮（赵大和遗孀）：早晨上去劳动，刨土去了，刨土人很多，大概是那冻块，腊月的冻块，冻块大，土下来了，刨土块那个人也没说，，一下把他给弄下来了，土块滚下来，倒下了，倒下来没有死，后来住了七天医院，后来他就去世了，住医院大队给支了（钱），永贵在那会儿，人家给出的，七天医院，后来死了以后，那会儿也不时兴用（棺）材，就是拿个板板埋了。
解说：尽管付出了血的代价，可三战狼窝掌也有了丰厚的回报，那就是新造出的30亩梯田，亩产居然高达200公斤，大寨的造田运动以及快速增长的粮食产量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首先是昔阳县委发现，觉得大寨是个农业生产先进典型，然后报道晋中地委，晋中地委发现以后，派人去调查，觉得大寨很好，尤其是发现陈永贵这个支部书记确实很能干，所以晋中地委就写了一个学习支部书记陈永贵的通知发给全地委，并且给省委也发了。省委看到后，号召全省的农村支部书记学习陈永贵。
陶鲁笳（时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从1953年，陈永贵当了大队支部书记以后，大寨的生产一年比一年好，因为大寨是个穷地方，过去最好的年景，亩产粮食也就是个170来斤，陈永贵当了支部书记以后，亩产就700多斤了，那不得了，700多斤。
解说：陈永贵的三战狼窝掌使得大寨的粮食产量彻底打了翻身仗，更让人想不到的是，陈永贵还带出了一支新的队伍，那就是后来文明全国的铁姑娘战斗队。
解说：其实早在互助组时代，陈永贵就已打破了晋中农村延续了几千年的妇女不下地的习惯，他鼓励农村妇女下地劳作，而正是这种劳作极大的提高了农村妇女的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
宋立英：都是铁姑娘嘛，有两个战斗队嘛，男的，女的，这伙女孩子才是铁妮妮，后来这些铁妮妮说那也不好听，干脆给他们起上了铁姑娘，铁姑娘队。
解说：更值得一提的是，陈永贵对这些参加劳动的农村妇女非常爱护，并没有加重她们的劳动量，这当然赢得了姑娘们的尊重，而这也加大了陈永贵的凝聚力。
郭凤莲（原大寨公社党支部书记）：铁姑娘队在地里劳动，陈永贵同志经常劝，不要劳动过度，要关心姑娘们的身体，尤其是那些到了寒冬腊月的时候，经常穿布鞋，也没有穿过棉鞋，穿了布底鞋，到有雪的坑里面去搬石头，陈永贵同志批评了队长，不要那些姑娘们去干重活，你们上男同志去干，怎么老让姑娘们去干，当时我们姑娘也不怕苦，但陈永贵同志是处于一种爱惜，让姑娘们干得轻一点，但是姑娘们不愿意干，没有什么轻活，都是重活，我们就应该这样干。有些时候到了深更半夜了，也不是深更半夜，天黑了，路也看不见了，经常劝，姑娘们，你们早点走，天明了，咱们多干一会儿都有了，你们走啊，我们也不走，劝说也不走，说一定要跟你们一块走。
解说：1958年8月，陈永贵在武家坪组织了大会，上千位农民参加，会场上锣鼓喧天，昔阳县红旗人民公社宣告成立了，两个月后，陈永贵又在大寨办了三个公共食堂，一度还实行部分供给制，吃饭不要钱，吃粮不定量，此时在中国的其他地方，大跃进正进行得轰轰烈烈。
宋立英：咱们在五十年代吧，在1958年大跃进那会儿，咱们的粮食一亩达到了500来斤，这还给国家还有大的贡献，给国家卖了粮食，自己还够吃。人口少的越分的多，单身汉更得给的多一点，孩子那会儿不是说360嘛，那要是有小孩子跨着大人，这360也都够吃了，那会大寨没有虚报过，那会儿不是浮夸风嘛，可大寨没有。那会儿有农业纲要，四百斤的纲要，五百斤过黄河，八百斤过长江，在六十年代农业学大寨，那会儿咱们就达到了八百斤。
解说：六十年代难忘的头三年，大多数农民忍饥挨饿，根本谈不上向国家交售公粮，但大寨的粮食却大幅增产，他们添置了拖拉机和脱谷机，始终组两缴纳公粮，就在1963年8月，陈永贵正在县里开会的时候，一场巨大的灾难却不期而至，这场灾难几乎毁掉了陈永贵辛苦近十年的成果。
宋立英：1963年8月过中秋节，地里的活不是也都没有了，请咱们社员们那会儿下县城赶庙会，可是咱这里是十年九干旱，这八月好下雨，一会儿就阴了天，咱不是高兴吗，看见老天呀，阴了，给咱下点雨吧，2号下的，2号下雨了，高兴得，赶不成庙会，老天爷也给下点儿雨吧，咱今年也有一个好收成。这不是2号下的，3号连晚上带白天，越下越大，越下越大，整整下了七天七夜暴雨，下的3号、4号的时候，都塌开家了。
解说：下了整整七天七夜的暴雨，冲垮了大寨村60%的房屋，和一大半的梯田，全村300多口人，被迫挤在了村口的大柳树下，此时，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尽快见到正在县城开会的陈永贵。陈永贵回来了，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震动了所有人，即使是当年的省委书记提到这件事情，也是非常激动。
陶鲁笳：陈永贵不能开会了，他马上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回到村里边去了，回到村里边，村里边的人抱住陈永贵就哭，痛哭流涕。他说永贵啊，你看这么大的灾，我们可怎么活啊，好多人就哭起来了。陈永贵问说，冲走人没有，大水，大家说没有，没有冲走一个人，冲走牲口没有，大家说没有，一头牲口也没有冲走，没有冲走人，没有冲走牲口，你们哭什么，毛主席讲过，人是最可宝贵的，只要有了人，人间的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陈永贵：家塌了，我们可以盖，地冲了，我们能修，庄稼倒了，我们一根一根地扶起来，我们只要有人在，什么事情也能办，有我们的一把镢头两只手，一条扁担两窝头，我们一定能够战胜这个穷山恶水，一定能够战胜这个自然灾害。
解说：后来的事实证明大寨人的确没有被打倒，而且尽管面对如此大的灾害，陈永贵还是拒绝了上级所有的援助，完全靠大寨人自己恢复生产，命运在这个时候又一次成全了陈永贵，在当年，他率领大寨人又创造出了一个看起来不可思议的粮食产量。
陶鲁笳：除了冲走的地以外，剩下来的耕地，那年亩产还700多斤，那了不起啊。所以他这个消息传来以后，在全省，我们开全省的劳动模范会，就请陈永贵来报告他抗灾的经验，陈永贵的讲话全场都轰动了，不相信这家伙，那么大的灾，亩产还700多斤剩下来，毛主席号召四五八，黄河以北亩产400斤就不得了了，达到了毛主席的号召，他亩产700多斤，遭了那么多灾，有人在会上听了以后，就给我报告，说是今天这个会听了陈永贵的讲话，大家都非常感动，我又没去参加，我说好嘛，那请陈永贵到省委常委来讲一讲。
解说：那时陈永贵向国家提出，遭灾之后的大寨不要国家的救济款，不要救济粮，不要救济物资，同时向国家卖粮不少，社员的口粮不少，集体的库存不少，这就是后来闻名全国的大寨三不要，三不少。
1964年1月，陈永贵奉召到国务院汇报，陈永贵的汇报十分生动，又非常合乎当时的时代精神，因此得到中央肯定。
曾子墨：1964年1月19日，陈永贵头上裹着白毛巾，走上了人民大会堂的讲台，在半个月以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举办了专题连续广播《学大寨赶大寨》，还播送了陈永贵激动人心的报告。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以《大寨之路》为题的长篇通讯。通讯一发表就立刻了引起了轰动。
解说：1964年3月28日，毛泽东乘专列来到河北，停在邯郸火车站，在火车上召见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还有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在其后的几个小时里，陈永贵的命运被这辆专列上的三个人彻底地改变了。
陶鲁笳：陈永贵这个人不是一般的农民，我跟毛主席汇报就是这样讲的，我说我做一辈子农村工作，我所到碰到的农民，没有一个能够抵得上陈永贵，陈永贵是最杰出的农民，他这个人记忆力特别强。因为他经常传达毛主席的讲话，所有毛主席讲话，传达了他都能记得非常清楚，而且还能够用得非常好，这个人的思想，所以我说他不是一般农民所能达到的，思想境界很高。所以我敢给毛主席讲，我坦诚地说，他是一个杰出的农民，毛主席听得非常有兴趣，一直听我讲。讲到最后，说你带了陈永贵的文件没有，我说有，我把我准备好的文件给他。
解说：随后国务院山西省和华北局立刻组织干部派了工作组来查大寨的实际情况，工作组来大寨调查了有三个月。
陶鲁笳：他那个地块有几千块地，都是山区坡地，一个地一个地查，查到最后的结论亩产809斤，这个没有假，三级干部查，查了三个月，你说这还有假吗？人口这个数量也是没有假，亩数没有假，产量没有假。所以这样子，农业学大寨这个口号就肯定下来了，经过这么一个曲折，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过程。
解说：1964年12月26日，毛泽东在生日这一天举办了一个私人宴会，出席的人有钱学森、王进喜等，唯一的农民就是陈永贵。
陶鲁笳：毛主席问他，你多大年纪，他说我今年五十，你识字不识字，我四十二岁扫盲，五十岁，今年五十岁，四十二岁扫盲，今年五十岁，八年，他已经能够看报纸了，能够看文件，这个人是个非常聪明的一个人。对于毛主席的话记得特别地清楚，刚才我讲的那个，毛主席讲，人是最可宝贵的嘛，只要有了人，一切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他就用得非常自然恰当，像这类的很多很多。
曾子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政治上一贯敏锐的陈永贵很快找对了方向，1967年2月11日，也就是正月初三的晚上，陈永贵主持召开了昔阳县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大会，很快陈永贵带头造反夺权的消息就传向了全国，从此他又走了一个新的风口浪尖。
解说：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百万红卫兵，之后全国性的大串联立即形成高潮，大寨这个80多户的小山村似乎代表了未来的理想世界，因而成了一块圣地，十几万朝圣者如潮水一般涌来，一时道路拥塞，衣食无着，又赶上寒冬将至，当地政府不得不频频向中央告急，中央军委命令部队连夜赶制大饼，并调动直升飞机向大寨和井冈山空运大饼、衣服和毯子。
宋立英：特别多，这一天还有上万人呢，看着哄哄哄都是人，那会儿参观的旅客也是很辛苦，你来参观来，那么多的人，也吃不上饭，自己带干粮呀，供点水呀，这里从昔阳到平定、阳泉，这样才有的人能吃上饭，还有近处的都回了，远处的就回不去了，直接给住夜吃饭。
解说：在数以万计的朝圣者眼里，陈永贵显得极其神圣，他也出来接见群众，也向人群招收致意，每逢此时，人群中就爆发出向陈永贵同志学习，向陈永贵同志致敬的欢呼声。尽管陈永贵空前的显赫，尽管他在红卫兵们的欢呼声中照招着手，很和气地笑着，他心里却乱的不知如何是好，对红卫兵的行为也颇不以为然。
许多他熟识的大队书记已被打倒，带着高帽子游街游田，站在板凳上挨饿，这么下来谁来当干部，谁来组织学大寨，谁来组织生产，他请一位记者代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出了对农村开展文革的五条建议，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不要批斗农村干部，信发出后久久没有回音。等待中的陈永贵忐忑不安。
郭凤莲：经常电话就叫走陈永贵了，叫走了，一般陈永贵同志是独来独往，不带任何人，作为我们大寨人来讲，对陈永贵比较担心，因为当时武斗现象比较多一些，害怕在武斗场面，害怕陈永贵同志有什么不可预料的事情，所以我们就比较担心。
曾子墨：1964年1月19日，陈永贵头上裹着白毛巾，走上了人民大会堂的讲台，在半个月以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举办了专题连续广播《学大寨赶大寨》，还播送了陈永贵激动人心的报告。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以《大寨之路》为题的长篇通讯。通讯一发表就立刻了引起了轰动。
解说：1964年3月28日，毛泽东乘专列来到河北，停在邯郸火车站，在火车上召见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还有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在其后的几个小时里，陈永贵的命运被这辆专列上的三个人彻底地改变了。
陶鲁笳：陈永贵这个人不是一般的农民，我跟毛主席汇报就是这样讲的，我说我做一辈子农村工作，我所到碰到的农民，没有一个能够抵得上陈永贵，陈永贵是最杰出的农民，他这个人记忆力特别强。因为他经常传达毛主席的讲话，所有毛主席讲话，传达了他都能记得非常清楚，而且还能够用得非常好，这个人的思想，所以我说他不是一般农民所能达到的，思想境界很高。所以我敢给毛主席讲，我坦诚地说，他是一个杰出的农民，毛主席听得非常有兴趣，一直听我讲。讲到最后，说你带了陈永贵的文件没有，我说有，我把我准备好的文件给他。
解说：随后国务院山西省和华北局立刻组织干部派了工作组来查大寨的实际情况，工作组来大寨调查了有三个月。
陶鲁笳：他那个地块有几千块地，都是山区坡地，一个地一个地查，查到最后的结论亩产809斤，这个没有假，三级干部查，查了三个月，你说这还有假吗？人口这个数量也是没有假，亩数没有假，产量没有假。所以这样子，农业学大寨这个口号就肯定下来了，经过这么一个曲折，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过程。
解说：1964年12月26日，毛泽东在生日这一天举办了一个私人宴会，出席的人有钱学森、王进喜等，唯一的农民就是陈永贵。
陶鲁笳：毛主席问他，你多大年纪，他说我今年五十，你识字不识字，我四十二岁扫盲，五十岁，今年五十岁，四十二岁扫盲，今年五十岁，八年，他已经能够看报纸了，能够看文件，这个人是个非常聪明的一个人。对于毛主席的话记得特别地清楚，刚才我讲的那个，毛主席讲，人是最可宝贵的嘛，只要有了人，一切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他就用得非常自然恰当，像这类的很多很多。
曾子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政治上一贯敏锐的陈永贵很快找对了方向，1967年2月11日，也就是正月初三的晚上，陈永贵主持召开了昔阳县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大会，很快陈永贵带头造反夺权的消息就传向了全国，从此他又走了一个新的风口浪尖。
解说：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百万红卫兵，之后全国性的大串联立即形成高潮，大寨这个80多户的小山村似乎代表了未来的理想世界，因而成了一块圣地，十几万朝圣者如潮水一般涌来，一时道路拥塞，衣食无着，又赶上寒冬将至，当地政府不得不频频向中央告急，中央军委命令部队连夜赶制大饼，并调动直升飞机向大寨和井冈山空运大饼、衣服和毯子。
宋立英：特别多，这一天还有上万人呢，看着哄哄哄都是人，那会儿参观的旅客也是很辛苦，你来参观来，那么多的人，也吃不上饭，自己带干粮呀，供点水呀，这里从昔阳到平定、阳泉，这样才有的人能吃上饭，还有近处的都回了，远处的就回不去了，直接给住夜吃饭。
解说：在数以万计的朝圣者眼里，陈永贵显得极其神圣，他也出来接见群众，也向人群招收致意，每逢此时，人群中就爆发出向陈永贵同志学习，向陈永贵同志致敬的欢呼声。尽管陈永贵空前的显赫，尽管他在红卫兵们的欢呼声中照招着手，很和气地笑着，他心里却乱的不知如何是好，对红卫兵的行为也颇不以为然。
许多他熟识的大队书记已被打倒，带着高帽子游街游田，站在板凳上挨饿，这么下来谁来当干部，谁来组织学大寨，谁来组织生产，他请一位记者代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出了对农村开展文革的五条建议，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不要批斗农村干部，信发出后久久没有回音。等待中的陈永贵忐忑不安。
郭凤莲：经常电话就叫走陈永贵了，叫走了，一般陈永贵同志是独来独往，不带任何人，作为我们大寨人来讲，对陈永贵比较担心，因为当时武斗现象比较多一些，害怕在武斗场面，害怕陈永贵同志有什么不可预料的事情，所以我们就比较担心。
解说：1966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在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主要在城市里搞的运动，从此正式进入农村，两天后，陈永贵终于坐不住了，他跟勉强支撑着的县委请了假，带上一筐大寨产的苹果到了首都。
郭凤莲：见了周总理以后，周总理说永贵同志，大寨有没有成立红卫兵啊，后来陈永贵说没有成立红卫兵队，后来总理说，还是要成立红卫兵组织，成立起红卫兵组织就可以对那些“四旧”，这些东西可以跟它斗争陈永贵从北京回来以后，我记得在一次会议上，陈永贵传达过总理对他讲话的这个精神，大体内容。后来在陈永贵同志的领导下、建议下，就创立了大寨太行红卫兵队。
解说：陈永贵这次见到周恩来还解决了他一直想解决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建一个化肥厂，当时周恩来表示，你现在回去就可以办，国家支持你，陈永贵高兴坏了，后来他说，最大收获就是得到了一座化肥厂。
在之后的文化大革命中，陈永贵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大会，在1967年2月到3月的短短一个多月，从一位劳模一跃成为山西省第三号领导人物。
曾子墨：1967年5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夺了一身权的陈永贵，毛泽东见了陈永贵很高兴地伸出手去，握着陈永贵的手说，永贵好，永贵好，陈永贵回答说大寨人问你老人家身体好，然后两个人还在一起照了相。陈永贵接受毛泽东赏识的就是这种一致性，始终坚定不移地走在革命队伍的最前端。
解说：1975年1月13日，十年没有召开的人民代表大会终于开幕了，大会任命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而陈永贵也被任命为新一届的国务院副总理，排名第七，在王震之前。不过陈永贵知道，自己是凭着大寨和昔阳这块基地上来的，失去了这块基地他就成了无本之木。1975年5月初，陈永贵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请求批准他经常下去跑跑，中央批准了他的请求。
宋立英：跟主席提出了三三制，三分之一在大寨，三分之一在北京，三分之一全国各地视察。那会儿他也经常回来。
解说：这个时候陈永贵又回到了大寨，他似乎找到了那份久违了的平静，面对以前朝夕相伴的父老乡亲，他比以前随和了许多，街坊邻居有个什么难题，只要他能办到，一定尽心尽力。
解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强调了按劳分配的物资利益原则，批评农村中普遍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还宣布今后不准把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当成资本主义来批，对陈永贵来说，这一切都像是针对他来的。
郭凤莲：他爱人说他老了，她说我给你炒点白面油茶，就是拿油炒上白面，然后给他煮上几个花生豆，打上个鸡蛋，让他吃一点，补养补养身体，因为他的工作量太大了。
宋玉林：拿起电话来，别人跟他报点什么，说点什么，他说我知道了，性急，很性急，知道了，别人还没说完话，他就把电话扣了。
解说：1979年3月19日，《山西日报》刊登的一组文章，内容是谈学习大寨的经验教训，其中一篇的标题是《吃亏就在一个“左”字上——神池县部分农业劳动模范谈农业学大寨中的经验教训》，其他几篇的标题也瞄准了人人皆知的大寨经验。就在《山西日报》发表这些文章的那一天，陈永贵也正在主持中共昔阳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午8点半，陈永贵拿着稿子走上讲台，面对1100多名代表发表讲话，陈永贵例行公事地念着稿子，祝贺大会胜利召开，然后就停了下来，接着他摘下帽子，注视着会场，提议为已经逝世的伟大导师和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敬爱的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以及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全体默哀。此时毛泽东已经去世两年半，周恩来去世已经超过三年，代表们不禁一愣，但立刻又明白了，代表们迅速站起，低下了头。当代表们默哀完毕，抬头看时，陈永贵的脸上已经老泪纵横了。陈永贵仍然不拿稿子，声调沉痛地继续说到，我再提议，为悼念我县建党以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献出生命的共产党员，为悼念我县从第六次党代会以来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献出生命的共产党员静默致哀。代表们再次低下了头，陈永贵自此再也没有回过他的大寨。
郭凤莲：从我们内心来说，不是光陈永贵同志一个人有压力，包括我们都有压力，我们处的环境都一样，不仅是陈永贵处于一种冷落的环境，包括我也是处于一种冷落环境，陈永贵同志调到北京来，当时我也到了榆次，我也调走了，也调离开大寨了，心情是一样的，不仅陈永贵同志有压力，包括我们来说，我感到我们跟着陈永贵在大寨给大寨群众干了几十年，好像犯了什么错误似的，把我们放到另一个比较僻静的地方。
解说：1980年8月30日，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接受了陈永贵辞去国务院副总理的请求，一个月以后，由《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些记者，联合组成了调查组开赴山西，在大寨和昔阳等地采访40多天，写出两组内参，十年来无人敢撼动的大寨和大寨精神昔阳和陈永贵提拔起来的昔阳干部都被批判。一开始，陈永贵还叫上秘书去找更高的中央领导人谈话，然而反映大寨和昔阳的内参还是铺天盖地而来，陈永贵整天愁眉苦脸，吃不下，睡不着，好端端的昔阳和大寨，怎么一下子就一无是处了，他想不通。
陶鲁笳：他就跟小平同志哭诉了，说有人说我是“四人帮”的人。小平同志说，永贵不是四人帮的人。他（陈永贵）才给我们讲，小平同志讲了，陈永贵不是四人帮的人，他（陈永贵）说，我死也瞑目了，有这句话，有邓小平这句话，我死也瞑目了。
解说：1980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山西省委写的关于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并加了很长的一段批语，这相当于是对大寨盖棺定论的文件。中国中央的批语写道，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大寨和昔阳推行极左路线，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主要应由陈永贵同志负责，同时否定了靠行政手段和政治压力推广经验的办法，提高了群众自愿和重视经济利益的原则，也正是从那以后，笼罩在大寨上面的光环彻底消失了。
陈明亮（陈永贵幼子）：一个月150块钱的工资，家里当时养活四口人，我小时候能感觉到说家里经济还是不宽裕的，因为从他每个月给零花钱你能知道，夏天热的时候，我呀，或者家里还有小孙子，爸爸有时候说买冰棍，不买雪糕，5分钱的冰棍可以，一毛钱的雪糕不给买。
郭凤莲：陈永贵当时的生活比较艰苦，说实在话，我们感到也非常不是个滋味，陈永贵当副总理以后，当政治局委员，都是在大寨村领的粮食，在大寨村我们分多少，陈永贵也分多少，并没有给陈永贵一斤一两多分过，那么陈永贵爱人把这些粮食送到粮站换成粮票，换成山西粮票，然后陈永贵带去以后，让工作人员再变换成北京粮票，陈永贵才能领粮吃饭，所以经常在家里拿一些玉米面、小米来凑合生活，否则的话，陈永贵就不够吃，就是这么个情况。
解说：1985年8月12日，陈永贵住进北京医院，他得知自己得的是肺癌，并不再吃药，因为他觉得，那是给国家浪费钱，临终前5天，中共中央办公厅专门把大寨的新老干部接到北京，最后见陈永贵一面。
郭凤莲：陈永贵提出了几个人，说让郭凤莲、宋立英、梁便良，还有谁，反正是6个人，提了6个人，说让他们来看看我，因为我活着的时候，他们跟我干了这么长时间，干了几十年，我临死之前我要见见他们，到了北京以后，下了车，就直接奔到了陈永贵住的北京医院，到了病房，到了病房以后，看了老陈，一看那个样子，跟他在大寨活着的时候，从根本上来说变化了，身体瘦得皮包骨，还有给他化疗画的红线，在那身上，老陈就说你们来了，他眼泪也没有了，他就没有力气，好像一点力气也没有了。
解说：1986年3月26日，陈永贵在北京逝世，终年71岁，尽管陈永贵没有了却生前回大寨看一看的愿望，但是当他的骨灰运回大寨时，大寨人却给了他足够的尊敬。
郭凤莲：凌晨5点动身，从北京动身把骨灰带回来，送回来，在半路上，可能司机也累了，那个车还打了个弯，打了弯。我们到离昔阳和阳泉交界处那个地方，去把老陈的骨灰接回来，是我们班子的人去接，原来班子里头的人，去接回老陈的骨灰。在昔阳城回到大寨，回了大寨进这个村口的时候，就是现在旅行社的那个前面，那一片全部跪的是人，那个人黑压压的一片，都跪下来了，我感到不仅仅是大寨人，大寨人是跪到前面去了，当时村里头的人，不认识的生面孔太多了，从大寨的村口一直跪到前面一大片，跪下来，迎接老陈的骨灰回来。当然大寨人的话，就跟我们的话一样，就是说，陈永贵同志走的时候，是一个健健康康的人，但是到陈永贵同志走了几年回来，是骨灰回来了，没有见到他的人，人们心里头特别难受，特别痛苦。
曾子墨：陈永贵去世的当天晚上，新华社发布了消息，全国著名劳动模范、原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北京东郊农场顾问陈永贵同志因患肺癌医治无效，于1986年3月26日2时35分在北京去世，终年71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