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十年（1830），在广州发生过一次洋妇逛街事件，几乎让鸦片战争提前了10年开战。这一年的10月4日，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广州的大班（东印度公司最高领导层之一）盻师偕同几个外国女人从澳门来到广州省城，坐着绿呢小轿，大摇大摆地住进了商馆。此后，一连几天，在为首的盻师夫人带领下，几个穿戴时尚的外国女人坐着绿呢轿，到处观光。谁能料到，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她们竟然成了一场外交风波的主角儿。
“番妇”们（晚清有关西方女性的最早文字记载，来源于政府的官方奏折或文件。在这些材料中，西方女性被轻蔑地称为“番妇”）如此招摇弄得满城风雨，官方震惊。因为夷人私带家眷入广州，以及私自坐轿入商馆，都是中国官府曾明文规定禁止的。于是，中国政府责成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宾亲自过问，并令外商退回澳门，不许在广州省城停留，同时禁止夷人乘坐肩舆（轿子）。
一场轰轰烈烈的外交交锋活动就此拉开序幕。当盻师收到中国政府发来的公文时，并不领会中方提出的交涉；而英国商人雅各等，也拿着商行通事翻译的汉字禀帖，亲自跑到靖海门外呈递，表示外商留在广州商馆，有时一住就是半年，如果不准携带家眷，实属不人道。李鸿宾对洋商的抗议申诉禀帖也不加理睬。最后事态发展成刀兵相见——中方通告：如两三天内，盻师仍不遵命将夫人送回澳门，将派官兵进入商馆，实施驱逐。
对此，外方派出水兵百余人，携带轻便枪炮，夤夜在商馆码头登陆，实施布防，保护商馆。
就这样两相对峙，“番妇”问题使中英剑拔弩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实际上，双方都不愿意把事态弄僵。广东官员怕涉外事件激化，难以向朝廷交代，于是急忙派洋行商人出面做输导。最后，还是英方先让了步，向清官府报告了派兵保护商馆的原因，并说如果中国官方肯保障商馆安全，水兵和枪炮自当撤去。在得到李鸿宾的保证后，英国水兵撤回兵舰去了。
1757年，大清国进入了乾隆盛世。这一年，乾隆皇帝突然宣布：“口岸定于广东，洋船只准在广东收泊贸易。”于是，清廷把中西贸易全部聚集在南国边陲，沿海其他3个海关对西方商船关上了大门，而且采取的措施强硬，态度异常坚决。
18世纪，中英贸易为英国和它的印度殖民地提供着每年500万英镑的进账，高风险、高回报的对华贸易，极大地刺激着英国人。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船都选择到广东的粤海关贸易，形成了固定的贸易路线和通商惯例。为了开拓贸易，乾隆二十年（1755）六月，英国东印度公司派出英国的第一位“中国通”，开始到浙江沿海投石问路。这位英国人在广州贸易多年，通晓汉语，熟悉行情，汉语名字叫做洪任辉。他偕同公司大班汉森，乘船直抵浙海关宁波口岸。宁波在康熙年间是开放的口岸，后来因海岸滩浅水急和商人资本薄弱，被英商逐渐放弃。英船久不北上，此时忽然闯入海滨要地，乾隆最直接的反应就是对浙江海防的忧虑。
为阻止英船北上，乾隆帝采取了一种折衷的方案：不宣布禁令，而是提高浙江关税，让外商无利可图。奇怪的是，浙海关税额的增加并没有吓跑英国商人，不久，乾隆得到信息：英商宁可多交税也要到浙江贸易。
为处理浙江海关事宜，乾隆帝将熟悉广东外贸的两广总督杨应琚调任闽浙总督。杨应琚接连上了两份调查报告，认为浙江不比广东有虎门之险可守。浙江海面辽阔，无险可守，洋船扬帆就可以直达腹地。奏报中不无担心：洋船上装载炮械云集天朝商港，这对于沿海清军水师是个巨大的威胁。乾隆当即朱笔批示：“所见甚是。”然后分别密谕两广总督李侍尧和闽浙总督杨应琚：“口岸定于广东，洋船不得再赴浙省。”这就是给大清国的海疆政策带来划时代变动的“一口通商”上谕。
接下来，英国商船在浙江被逐，清朝沿海官兵处处设防，英商不得不按照老规矩回到广州。但是，事情并未了结。乾隆二十四年（1759）七月，一艘三桅小洋船“成功号”出现在天津大沽海口，英印公司派洪任辉北上京师，向清廷控告粤海关腐败勒索和广州洋行垄断贸易，并请求开放门禁，自由贸易。
一个西洋人胆敢跑到天津来告大清帝国海关的状，这让乾隆感到十分震惊。他召开军机大臣会议，决定派遣京官将洪任辉从陆路押解回广州，福州将军新柱从福建省前往广州，会同两广总督李侍尧一起在广州会审。
这场洋人控告案最后的结果是，双方各打50大扳，粤海关监督李永标被撤职查办、抄家流放，洪任辉以“沟串内地歼民，违例别通海口”罪，被遣送澳门圈禁3年。
洪任辉案结束后，清廷便把外商作为重点防范对象，两广总督李侍尧提出了一个“防范外夷”的规章，并得到了朝廷批准。其中一、二款，都是限制外商的行动和私生活的内容。
广州开埠之初，洋妇就和枪炮一样被拒之城外。当时远涉重洋而来的西洋妇女都暂时生活在船上。乾隆十一年(1746)开始，两广总督准许“番妇”居住澳门。此时正处于四口开放时期，也就是说，清廷在实行“一口通商”之前，就已经厉行对外国妇女的查禁制度。
把洋妇与枪炮等同看待，在今天看来很荒诞。那末，清政府为什么要长期奉行防范外国妇女的政策呢？
首先是一种戒备心态。西方妇女那胸部暴露过多的服装，那随意同男人握手的动作，与中国传统礼教大异其趣。她们进入口岸，势必伤风败俗。清政府要用隔离的措施，控制“奸邪”的渗透。
其次是出于限制外商的需要。禁止洋妇入城，以防止外商在省城安家落户。没有温暖稳定的家庭生活，必然让外商对定居广州产生反感，也就不用担心他们长期滞留下去了。清政府采取这种制裁措施，让决心在广州发财的洋人付出代价，实际上，这也正是清廷故意想让那些外国人知难而退而设下的圈套。
当然今天看来，禁令女眷同往，的确有些不尽人情。让居住广州的男性洋“光棍”们十分苦恼。为此，美国商人亨特在《旧中国杂记》中记述道：“他这些驻广州的外国人，都成了身不由主的修道士，女人的声音，对他们来说，简直是一种奢侈品。”
是案子总得有个了结。当事人盻师夫人走了，盻师也回了澳门。朝廷只好找相关人来说事，于是，那个送绿呢小轿给洋人的谢五做了替罪羊。
11月初，谢五被传拘监禁，罪名是：交结夷商，私送绿呢小轿。最后，总督李鸿宾与巡抚朱桂桢合议，结案：发往伊犁充当苦差，以示惩做。
待李鸿宾等人把审判结果奏上报行，朝廷认可了，但谢五也已在狱中瘐毙了。
可是，一些明眼人却心事重重。道光十一年（1831）三月，“留心夷务”的工科掌印给事中邵正笏，给皇帝上了个“广东贸易夷人日增桀骜，请饬严定章程，以彰国威而戢夷志”的折子。提出通过盻师夫人事件，看出外国商人在华开始自恃国力，有轻看清朝官吏的趋势。此外还列举了夷人违例8条，并附片陈说应密访内部汉奸。
道光遂谕令关东巡抚朱珪桢密查。朱奉旨后，会同广东布政使桂良飾属下到澳门一带密访。5月复奏，将邵所举各遂一解释，除盻师桀骜不驯一事大致属实外，大多属于传闻，夸大其词。又说替换盻师的大班罗治臣人颇恭顺，一切买卖，俱属安静。其他邵正笏奏折所列的8条中，如洋人聚众进靖海门、毙命汉民、横行街市、雇乳妈买婢女，以及买内地书籍、汉奸教读等等，均经调查，并无其事。于是模棱地说：“嗣后总应随机稽查，有犯必惩，以杜其源。”
道光皇帝看了复奏，也没什么可说了。而后，李鸿宾又和朱桂桢等联名同拟8条关于夷务的章程上呈，除过去已有之外，特意将禁止“番妇”住馆、夷馆坐轿和偷运枪炮入省等3项明确强调加进。道光皇帝也同意了，仅强调“不可任夷商等日增倨傲，玩视法度，总当于抚驭绥来之中，不失天朝体制，方为至善”。
实际上，盻师夫人一案的处理，已使英国人摸清了大清帝国地方官的底牌。包括总督李鸿宾在内，都被后人揭为“为官不清正廉洁的人，贻海疆隐患”。
过了3年，即道光十四年(1834)，英国政府取消了东印度公司在华的贸易垄断权结，专门设立了驻华商务监督，派律劳卑来粤，大班改为夷官，中、英之间一度发生严重纠纷，终于导致了鸦片战争。“番妇”事件也成了英国商人煽动反华情绪的口实之一。鸦片战争之后，英国人可以“带同家眷”寄居通商口岸的条文被明确载入《南京条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