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出《调查报告》后，他们召开县委扩大会，名义上是作调查汇报，实际上是对“责任田”进行严厉的批判，把《保荐书》提高到两条道路、两种路线、两个阶级的斗争高度，说它是为农村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之后，又促使广大干部转“思想弯子”，召开更大规模的干部大会，批判“责任田”。

由于我在“上书”《保荐书》时准备比较充分，几种可能与后果都作了预测。因此，在各种压力的面前，我个人倒显得很平静。省委调查组负责人再次找我谈话，声色俱厉地训斥我：“主席的批示，并未给你定罪，但你的认识是有代表性的，而且也是很系统的，现在影响较大，如你能作个检讨，对全省改正‘责任田’是大有推动作用的。”我说：“我个人服从组织，但我思想认识是由来已久，给主席的报告，并非偶然冲动，如果勉强要我写检讨，那只不过是违心的。”他接着又厉声训斥：“这是组织上的意见，你能不服从？”

我回到家后静夜自忖，彻夜未眠。第二天一大早，我就找到知心好友、时任太湖县监委书记的李俊谈心。从50年代我们都在安庆地委工作，彼此了解。为了保护我不再受更深的伤害，他经深思以后对我说：“庐山会议彭老总都作了检讨，我们这些小人物检讨一下，又算得什么呢？况且这是向党组织作检讨。写个简单的检讨，无论是对省委还是对调查工作组都有个交待，不然，他们也有为难之处。”在调查组离开太湖时，我饱含屈辱之心情，写了一个两页纸的检讨交给他们。他们如获至宝。以后，等着我的就是无穷无尽的批判和写不完的检讨了。

接着在全省范围内对“责任田”的大批判铺天盖地而来，一浪高过一浪。在省委、省人委召开的各种会议上，有些负责同志都以我为反面教员公开点名进行批判。省党校、省干校每期轮训班上(全省公社书记参加)都要以《保荐书》作为反面教材。

10月，省委一届十三次全会(县委书记参加)将我的问题正式提交全会，将上书全文和省委调查组的批判材料印发全会进行批判。11月，省委以皖发34号文件上报毛泽东主席、中共中央和华东局。报告说：“钱让能在责任田问题上的错误观点比较系统，比较突出，他的调查方法也是错误的，所反映的情况也是不符合事实的，这表明他实际上已经站到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那一边去了。”

由于省委作出示范，各地、市县也都起而效尤。在太湖的县、区、社、队当然也是如法炮制。全省批判的规模之大，时间之长，范围之广，影响之深，比起反右派、反右倾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说到这里，钱老感慨满怀。他说，在高压的氛围中，我不得不向我的妻子道出真情，并安排了我可能遭遇到不幸的后事。她既为自己丈夫的义举而自豪，同时又为不能为我解忧而痛心。

当时，钱老政治上陷入困境，幸好太湖各级党委和广大人民了解他关心他，安庆地委的主要负责人暗中保护他，又给予工作，让他下乡调查研究。经过二十多个月的风风雨雨，他安全的渡过了难关。1964年春，太湖县转发地委通知，调他离开太湖去省里等待另行分配。

钱老说，这出乎我的预料，省委调我到省委政研室工作。据说是省委书记李葆华点的名。

钱老说，我在省委政研室工作了近一年时间。1965年初，我被调出政研室，回到安庆安排到地区农研所任所长。当时的政治气氛已趋紧张，我这种人这时只能搞科研，不能搞政研了。而“文革”一起，想搞科研也不可能了。

1966年夏秋间，我正与一班科技人员在徐河公社的稻田里日夜奋战，地委行署派人把我从徐河押回安庆。这时地直机关大字报已经铺天盖地。妻子饱含热泪给我收拾行李，当年我们一起辞别校门投身革命，她一直不辞劳苦的支持我做好本职工作，而今我却因言惹祸，而且祸及她和孩子，真让我五内俱焚，总觉有千言万语要对她倾吐。但时间和环境不允许，我只能背着押解人员偷偷地和她说上几句话：“除了‘上书’，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人民的事，无论出现什么情况，我决不会自杀，你也要带孩子坚强地活下去。”她会意地点头说：“我相信你”。离别了妻子，我随着押解人员到了隔离地受审。在受审地，我被严密监禁，除大会批小会斗以外，平时连吃饭、喝水、大小便、起床、睡觉、扫地、运送垃圾等等，一切的一切都得要向提着大红棍子的专政队请示汇报，一切人身权利都被剥夺贻尽。批斗与劳动改造交替进行。江堤冬修时，我们一群所谓“牛鬼蛇神”都由专政队押送到堤上干活。分给我的任务是拉大板车运土，每次运土都要堆得满满的，一车土大约有六七百斤重量，还要翻过十多米高的坝埂。从早上东方放白拉起，一直要拉到晚上摸黑。精疲力竭地回到住地后，还要“请罪”，并接受专政队的批斗，随时被拳打脚踢。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