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的8月，抗战取得了胜利，国民政府于是月制定了《行政院各部会署局派遣收复区接收人员办法》，根据这一办法，国民党向各大城市派出特派员或接收委员，接收敌伪资产，是为“接收大员”。这些人的所作所为，被民众百姓讥之为“劫收大员”。一个“劫”字，道尽了抗战胜利后民国官场的腐败！

行政院长宋子文一心要掌握接收大权，于1945年10月，签呈蒋介石批准，成立“行政院收复区全国性事业接收委员会”，由行政院副院长翁文灏主持，负责一切属于行政院职权范围的接收和处理工作。在争夺接收权上宋子文占了上风。但军政之间对于敌伪资产的争夺并没有停止，仍是互不相让。蒋介石对此亦无可奈何。

这批在大后方早就受到经济困扰而又心羡眼红大批敌伪财产的党政军官员，成了国民政府派遣的“接收大员”，到了所接管的城市后，觉得机会来了，“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有权不用，过期作废。”都想趁接收之机大捞一把。于是大官大捞，小官小捞，形成无官不捞的局面。他们根本不把国家与人民放在心上，眼中从未有过一丝一毫的政策法制观念，更不顾什么行政院的文件规定和国家、人民的利益。即使依照规定成立的接收机构，也是互相抵触，争夺接收处理之利。这些“接收大员”白天忙于抢占洋房、汽车、商店等敌伪资产，化公为私，其捞钱的手法无奇不有，光怪陆离，花样翻新，查不胜查。晚上则纵情于享乐腐化之中。那时，不论是南京，还是上海，抑或北平、天津，每到夜幕降临，酒吧舞厅灯红酒绿，轻歌曼舞，门前排了一字长蛇阵的各式各样的小汽车，出入者不是什么这个“长”，就是那个什么“员”。钱来得容易，花起来也不心痛。一掷千金，还连呼:“值得值得！”一顿饭吃掉农民一年的收入，还大呼小叫:“便宜便宜！”官员们称这种大吃大喝为“胜利筵席”，所得资产称之为“胜利财”。这些党政军官员晚上出入歌舞厅，忙于从这个美貌女子处跑到另一个妙龄女郎处。这些女子有的是敌伪机关的女秘书，有的是敌伪人员的娇妻美妾。“接收大员”“金屋藏娇”多的有五六个，可仍不满足其荒淫无耻，还时不时去妓院寻欢作乐。而大大小小的汉奸为了逃避惩治，不惜巨款向“接收大员”贿买倒填时间的委任状，于是一夜之间许多汉奸都变成了“地下工作者”。老百姓气得直骂:“盼中央，望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讥讽这伙人是“五子登科”:条子（指金条）、房子、女子、车子、面子（指当“婊子”还要立牌坊）全捞。当时的《大公报》、《申报》对此时有揭露。这种无法无天的现象蒋介石也知道，他在给收复区某长官的手令中严厉指责一些党政军官员“恣意游宴，崇尚浮华，一掷万金，视若尘土，而其私邸，壮丽无伦，陈设铺张，备极奢靡，甚有私藏日妓，纵欲闺房，鸩毒自坏，罔知其害”。然而，不正是这些形形色色的官员才构成国民党政权的社会基础吗？这也是国民党反腐败不见成效也不敢在反腐败中动真格的根本原因所在。如若把这些贪官污吏都斩尽杀绝，国民党靠什么来进行专制统治？

到国民政府还都后，贪污之风日炽，犹如汽车猛然爬上陡坡后又急剧驶向坡下，要刹车已经是刹不住了，刹猛了势必翻车，轻轻刹吧，不见任何效果。上行下效，国民政府的腐败已成了艾滋病。正如《唐纵日记》1945年12月1日 所记:“现在又是临了北伐完成时，立于革命高潮或革命低潮的分歧点。北伐到了南京，政府内官僚政客滚滚而至，革命青年（被）压迫到非学习官僚不足以生存。以至于今日，政治风气社会风气，沓沓然无可挽回。现在许多汉奸又在摇身一变而为政府官吏，抗日的青年穷小子在街上流浪没有人理会。如果让这种趋势发展成功，革命的潮流将不属于我们了！”当时对经济接收直接负有主要责任的邵毓麟深感问题的严重性，不得已直接向蒋介石当面进言:“像这样下去，我们虽已收复了国土，但我们将失去人心！”可说了也未见蒋介石有何硬性措施。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是整个地彻底腐败下去了。到了1947、1948年，政府机关之风气更是江河日下，益发不可收拾。可以说是“无官不贪、无吏不污”了。话虽如此说，不过一般的小公务员无权无势，想贪也贪不了。随着物价上涨，小公务员的日子并不好过。1948年5月27日 《大公报》登载了一篇描写小公务员生存状态的“三字经”。全文如下:

职员小，薪金少；下班迟，上班早。公事忙，做不了；管外勤，两头跑。自行车，倒方便；无钱买，可怎样。腿跑酸，脚走痛；若有误，定吃碰。办事情，时小心；稍失慎，祸即临。做内勤，事更忙；管杂务，事无专。对上级，常媚笑；若触怒，饭碗掉。最高兴，三十号；领月薪，心正跳。扣预支，剩无多；不许借，可奈何！借人债，须还清；再拖欠，理难通。老少衣，破烂穿；欲购置，无钱买。米面涨，柴炭贵；去正大，谁不会！听听价，估估钱；思生计，实艰难。电灯费，街派摊；灰渣费，花样繁。妻肚大，将临盆；囊无钱，该怎哩！朋友到，少烟茶；羞答答，难说话。身得病，卧在床，医与药，都无钱。父年迈，母高龄；遭不幸，怎能行。子须婚，女当嫁；力不足，怎招架。亲或友，邻或朋；遇婚丧，难圆情。逐宗项，俱为杂；细思想，心实伤。妻啼哭，子女闹；小职员，心烦躁。声声喊，不得了；处此世，无处告。苦在心，强作笑；写几句，略解嘲。

文中提到的“正大”，是太原的一家大饭店。

小公务员的日子，不论是物质生活还是精神生活都不好过，于是便“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混日子的越来越多。当时南京中央政府各机关中流传着一段话，描写公务员的上班情况，真个是惟妙惟肖，入木三分:“慢慢叫，画画到，讲讲话，说说笑，吸吸烟，看看报，总算一天混过了！快回家，听听戏，打打牌，好睡觉。”中央政府各机关如此，其他各地又何尝不是如此！

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少数良心未泯的官员们这样说:“全国（小）公务员、教职员和大多数老百姓都生活不下去了，天灾人祸，物价高涨，大家都在死亡线上挣扎。此时强者铤而走险，弱者转死沟壑。”南京中央政府的一位高官则说得更具体:“在职的公务员，个个忙乱，精力分散。小公务员是忙于柴米油盐，有权的公务员是忙于妻财子禄，精力另有所托，另有所耗，于是大家对公事敷衍塞责，任何问题不能解决。”国民党整个的彻底腐败，突出表现为两点:一是高高在上的蒋介石的专制独裁，形成一切唯上，下级在上级面前无一不是唯唯诺诺；二是下边的官员腐化堕落，对上不讲真话，对下能压则压，不能压则糊弄。地地道道是“一级骗一级，一直骗到行政院；一层压一层，一直压到老百姓。”老百姓痛恨至极，又苦于无法可施，便编了歌谣揭露和讽刺国民党的腐败。

其一: 半分责任不负，一句真话不讲，二面作人不羞，三民主义不顾，四处开会不绝，五院兼职不少，六法全书不问，七情感应不灵，八圈麻将不够，九流三教不拒，十目所视不怕，百货生意不断，千秋事业不想，万民唾骂不冤。

歌谣对国民党党政官员不负责任、不讲真话、两面作人、不顾主义、会多、兼职多、无法无天、利用职权经商牟利、享乐腐化、与邪恶势力同流合污、不顾国家集体、不怕万民唾骂的恶劣形象，作了淋漓尽致的刻画。

其二:迟迟上班签个到，摆摆龙门说说笑；理理抽屉磨磨墨，写写私函看看报；会会客人谈谈心，解解大便屙屙尿；打打电话喝喝茶，马马虎虎办办稿；等因奉此未完结，匆匆忙忙下班了；下午姗姗再来时，照例依然那一套；如此这般啥子官，待遇却比我的好；我欲把酒问青天，天下公平事何少？

歌谣尽情揭露和讽刺了国民党党政机关官僚主义严重、毫无效率可言的一派颓废和互相攀比、既要少干事又要高待遇的现象。

其三是讥讽蒋介石的:

领袖下了台，支票张张开。言论出版都自由，苛捐杂税均不抽。长期抵抗终胜利，不收东北誓不休。军阀污吏全打倒，人民个个有政权。工商繁荣刹那间，国阜民康在眼前。

领袖上了台，环境就困难。言论自由扣报纸，出版自由封杂志。苛捐杂税怎可蠲，新捐杂税又试举。长期抵抗要忍耐，忍到领袖下了台。军阀污吏打不倒，人民参政谈不到。政策政纲且从缓，先为伙计谋饭碗。

与国民党有权有势的官员贪污、小公务员混日子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广大劳动人民的食不果腹，衣不遮体。尤其是广大农民更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国民政府在农村的统治机构县政府以及区、乡公所，只管对农民抽、扒、勒、抢，把农民的膏血都收尽了，广大农村流传“民国万税”的口头禅。更为令人恼怒的是地方官员变着戏法弄钱。安徽省某县县长在自己生日那天大摆筵席，县城附近有一条东西向的小河，形成河南、河北之地，县长下令祝寿那天，凡是河南、河北两岸人家一律要摆赌场，而不论输赢的所有银钱钞票统统归县太爷所有。于是有人撰了一联:

大老爷做生，钱也要，银也要，钞票也要，红黑一把挪，何分乎南北？

小百姓该死，麦未熟，稻未熟，杂粮未熟，青黄两不接，有什么东西！

1946年12月24日 ，寒潮侵袭上海，从24日到29日，6天共冻死545人，而27日这一天就冻死了125人。报上登载了一乞丐对记者说的一段尽吐怨恨的话:“待他日，须学那豺狼虎豹，专奸淫，专抢掠，专焚杀，专事凶暴，专做贪赃枉法，专祸国殃民，就拼着游街悬首，虽砍了还落个快活终身。”国民党已是坐在火山口上，离其灭亡的日子不会太远了！有当时的歌谣为证:“官逼民反，不得不反；若果不反，官厅要款。”

1948年3月，蒋介石决定在南京召开行宪国民大会。所谓行宪，就是按照《中华民国宪法》选举总统，实行总统制。为了使会议代表耳目一新，南京政府决心好好地把市容加以“整饬”，其内容之一是下令凡市区内之难民，概由巡警负责将他们一律驱之城外，并封锁其棚户，不许回家。有人写打油诗讽刺之:“街头巡警通宵忙，全市难民都扫光。代表刚来民众去，可怜棚户太凄凉。”

25日，行宪大会在南京开幕，出席代表1679人，蒋介石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其中不少代表滥竽充数，毫无作为，甚至无所用心，在会场上呼呼入睡。有位山西农民代表叫贺敏，目不识丁，却登台演说，痛陈农民苦况，博得大会不少掌声。次日，报纸上登载了一代表的一首诗:“仗马寒蝉中睡魔，堂堂白日坐销磨。文盲尚有山西老，犹为农民诉苦多。”而安徽代表凌铁庵，双目失明，由女儿扶持到会，在会上慷慨陈词，呼吁全体代表拿出良心，为民众解除痛苦。可少有代表回应。亦有人赋诗讥刺麻木不仁者:“登台愤慨万人惊，高喊良心不放轻。休笑老夫盲于目，诸君端的是心盲。”

蒋介石为了保证自己的意图得以贯彻，在圈定御用代表的同时，对竞选出来的代表予以排斥，引起竞选代表不满。开幕前一天即有杨翘新、颜泽滋等十几名代表一同绝食。会议组织者一边让医师为他们注射葡萄糖，一边敦劝，进以鸡汤、牛奶等。经绝食斗争，行宪大会不得不确认他们的代表资格。时有人诗云:“那有新奇辟谷方，先生何事故装腔？鸡汤牛乳葡萄汁，唯一人间续命汤。”还有一位天津商界代表赵遂初也是因为这个原因闹了起来。不过他不是绝食，而是买了一口棺材让人抬到长江路会堂前，表示必定以死相拼，事情闹大了，终得出席行宪大会。当时，报纸有诗云:“有'席'自然万事足，无'棺'却教一身轻。只愁归去津门日，荣辱死生欠分明。”

东北抗日名将孔宪荣，有一袭名贵的貂皮大衣，其上司眼红，开口向其索要，遭到他的拒绝，这位上司便与南京军政部某些要员串通起来，将其所部裁编。孔宪荣悒悒生气，此次来南京参加行宪大会，试图恢复编制，重掌军权。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也未能如愿，越想越窝火，遂于会议期间自缢身亡。有人写诗:“吞胡老将气如虹，讵料一貂隳事功。成败辽东关大计，敢陈尸谏效愚忠。”国民党高级官员勒索下属，乃是家常便饭事。孔宪荣乃一介武夫，不黯官场潜规则，自认为自己在战场上出生入死，不信此邪，结果遭遇勒索却无处申冤，落得个自缢身亡。俗话说，“兔子不吃窝边草”，可国民党官场中的这类“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子，虾子吃烂泥”的强取豪夺、敲诈勒索早已是官场潜规则，其腐败黑暗由此可见一斑。

1949年，国民党终于兵败大陆，蒋介石只有“仓皇辞庙”，“垂泪对宫娥”了。从上面的情况说，国民党是自己把自己打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