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体制似乎已运转起来,但暴露出的问题也很突出。 
　　 
　　近十年来,美国在中东一番折腾后,留下的最主要政治遗产,就是“伊拉克民主样板”。从2003年战争结束至今,伊拉克政治重建进程已基本结束。表面上看,伊拉克民主体制似乎已运转起来,但暴露出的问题也很突出。 
　　 
　　“黎巴嫩化”之虞 
　　 
　　伊拉克国内逊尼派、什叶派和库尔德人三派之间一直隔阂甚深。民主化进程的推进,虽然为各派维护自身利益、进行权力角逐提供了合法渠道,但也使伊拉克教派政治凸显,权力分配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黎巴嫩化”之虞。 
　　所谓“黎巴嫩化”,就是基于黎巴嫩政治总结出来的一类政治现象。黎巴嫩是个多宗教、多教派国家,居民54%信仰伊斯兰教,主要包括什叶派、逊尼派和德鲁兹派;46%信仰基督教,主要有马龙派、希腊东正教、罗马天主教和亚美尼亚东正教等。这种“马赛克式”的社会人口构成,使该国的政治权力基本是按照各派人口数量分配。包括总统、总理和议长职位也分别由不同教派担任。因此,从外表看,黎巴嫩已经具备了民主的一切特征,如选举、多党竞争、任期制等,但它的里子却是教派政治、地方割据(真主党至今不肯放弃武装)和外部干涉,由此导致该国各派离心力大于内聚力,中央政府执行能力有限。 
　　伊拉克民主进程日渐“尘埃落定”,其权力分配“黎巴嫩化”趋向日渐明显。今年3月举行的全国议会选举,已经是该国战后第二次选举了。在去年下半年讨论《选举法》过程中,各派力量围绕席位分配问题争执不下,使该法案一拖再拖,结果使原定1月举行的全国选举,一直推迟到3月进行。而在竞选团队组合上,尽管前总理阿拉维领导的“伊拉克名单”以及现总理马利基领导的“法治国家联盟”力求打破教派界限,但由于什叶派组成的“伊拉克伊斯兰最高委员会”、萨德尔领导的“伊拉克国家联盟”以及由塔拉巴尼领导的“库尔德人联盟”等党派仍很强大,教派政治烙印依然非常明显。4月26日,“审核与公正委员会”以与萨达姆政权有联系为由,宣布取消52名候选人资格(其中22名是“伊拉克名单”成员),而该委员会基本由亲伊朗的什叶派人士构成。 
　　 
　　由棋手沦为棋子 
　　 
　　在这次伊拉克大选中,外部势力以不同方式插手大选,支持自己属意的政治力量:前总理阿拉维多年流亡西方,并曾与美国中情局和英国情报机构合作密切,因此其领导的“伊拉克名单”得到美国大力支持,而由于该组织包含主要逊尼派政党,因此也得到阿拉伯逊尼派国家的认可;而现总理马利基领导的“国家法治联盟”以及另一政党“伊拉克国家联盟”则得到伊朗大力支持。选举失利消息公布后,伊朗马上邀请“国家法治联盟”和“伊拉克国家联盟”派团来访,甚至总统塔拉巴尼、副总统马赫迪(隶属“伊拉克伊斯兰最高委员会”)也短暂来访,惟独“伊拉克名单”领导人未受邀请。而逊尼派眼见伊朗支持什叶派,危机感日益加重,他们一方面指责伊朗干预伊拉克大选,指责什叶派主导的政府是伊朗“代理人”,另一方面也设法寻求海湾国家支持,马上拜会沙特和阿联酋领导人,试图借逊尼派阿拉伯国家之力,制衡什叶派坐大和伊朗渗透。 
　　而这次选举暴露出的境内外势力互动增强的趋势,不过是近年来各国争夺伊拉克的冰山一角。如果将伊拉克视为地缘政治棋盘中的棋子,目前主要有三方棋手参与角逐。 
　　首先是美国。美国要将伊拉克打造为中东新战略支撑点。尽管目前美军已将战略重心转向阿富汗,并逐步从伊拉克撤军。但伊拉克的极端重要性,决定了美国不会真正退出。为防伊朗渗透,美国一手推进教派和解和政治重建,盖茨称“强大民主的伊拉克、尤其是政府由多个派别组成,会限制伊朗影响力”;一手加强军备。自2003年以来,美已花费了11亿美元用于加强伊拉克边境安全,而且美撤军战略中很重要一部分,就是采用新武器、边境侦察系统和飞机武装伊部队,以防伊朗威胁。 
　　其次是伊朗。伊朗一直将伊拉克视为扩大地区影响力的主要区域。伊战后,与伊朗同宗的什叶派在伊拉克上台执政,因该派很多领导人曾在伊朗避过难(包括马利基所在的党、哈基姆所属的委员会及萨德尔家族),因此两伊关系日趋密切。同时,伊拉克动荡不定,也为伊朗全面渗透提供可乘之机。近年,伊朗采取秘密与公开等各种手段,向伊拉克输入资金、武器及特工,并通过向贫民提供救济、分发食品、加强对朝觐者控制等方式,在伊拉克境内开设几十家情报站,数家地下电台,资助开办多家电视台及报刊杂志。有消息说,伊朗还向萨德尔领导的“迈赫迪军”提供武器。伊朗在伊拉克各领域均扮演关键性角色。伊拉克己成为伊朗实现地区崛起、与美较量的王牌和前沿阵地。尤其是美逐步撤军后,美国在伊拉克政治资本日益减少,伊朗填补“权力空白”的意愿更趋强烈。许多伊拉克人甚至担心伊拉克将来会沦为伊朗的附庸国。 
　　还有阿拉伯世界。伊拉克过去一直是阿拉伯世界抵御伊朗势力扩张的前沿堡垒,但现在伊拉克却变成了伊朗地区扩张的缓冲地带,加上伊朗矢志推动核计划,并不断取得进展,因此阿拉伯世界地缘政治形势陡然恶化,因此这些逊尼派国家生存危机感和疑惧心理不断加重。约旦国王过去就曾警告说,“一个什叶派新月地带正在形成”。沙特近期民调显示,多数受访者支持军事打击伊朗。目前,在美国和以色列的竭力游说下,部分阿拉伯国家已经开始认为,来自伊朗的威胁要甚于以色列。尤其是沙特,一直以伊斯兰教两大圣寺的监护者自居,同时石油储量世界第一,沙特也以此确立起地区大国地位。在此轮角逐中,沙特担当重要角色。总理马利基就曾指责沙特在伊拉克政治和安全事务中发挥了“负面和非建设性的作用”。 
　　这种外部势力插手的迹象,与黎巴嫩的情况几乎如出一辙。黎巴嫩地方势力自行其是,与外部国家联系大于对中央的服从,最终使黎巴嫩在2006年出现真主党“招惹”以色列、以色列跨境打击真主党而黎巴嫩政府无所作为的怪现象。这种“黎巴嫩化”趋向对伊拉克而言决不是什么好兆头。在中东,由于缺乏有效的地区合作机制,使中东政治角逐至今带有无政府状态。而近些年来伊拉克积弱积贫的现状,使其日益沦为周围邻国觊觎的肥肉和棋子。如土耳其军队就曾屡屡越境打击库尔德分离势力,而伊拉克对此却无可奈何。 
　　 
　　“不可能定理” 
　　 
　　民主是个好东西。凡事大家商量着办,并遵从多数人意见,显然比一个人独断专行、自行其是要好得多。因此很多人对伊拉克的民主化过程普遍持乐观态度。但事实上,在伊拉克这样的国家,实现民主的条件远比想象的复杂,撇开经济发展水平不谈,许多国家的政治发展都经历了两个阶段:首先从分散割裂的传统国家走向统一的民族国家,进而完成文化整合;其次再从少数人掌权的专制国家走向人民掌权的民主国家。在西方国家,这两个任务依次到来,因而其政治转型相对从容。但当前伊拉克的政治重建却同时面临双重任务,一是要使民众的政治认同从传统部族、教派转向现代国家,二是摆脱极权专制建立民主政治。由于前者强调整体性,后者强调个体性和多样性,因而在当前伊拉克推行民主政治,实际是在第一个任务没有完成的情况下倡导民主竞争,这样就使政治团体不是依据政治观点,而是依据血缘和宗教等原生性特征来划分,由此必然导致教派政治加剧,中央权威弱化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外部势力乘隙而入,根据自身需要扶植在伊势力,由此使伊拉克“黎巴嫩化”趋势明显。 
　　伊拉克位处阿拉伯世界的中心地带,无论自然条件还是石油资源,都具备成为地区一流强国的基本条件。但目前的状况却使伊拉克距离这一目标越来越远。西方学者曾总结出一条“不可能定理”:假定社会中每个成员能够做出理性选择,社会选择要么是由民主程序(多数票决定规则)达到,但不满足理性条件;要么是满足理性条件,但由独裁者做出。而在实力孱弱、问题成堆的发展中国家,这种因民主化导致国家削弱的例子并不罕见。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最终导致了苏联解体,印尼在苏哈托政权垮台后进行民主化改革,结果不仅使东帝汶很快独立,而且其他很多省份也纷纷要求独立。伊拉克也是如此。当前沧海横流的乱局和教派分立的现状,决定了伊拉克要想由乱到治,就必须有强有力的中央集权领导。但过早来临的“民主改造”,使伊拉克有了民主,却极大牺牲了权威和效率。而由此导致的最终结果,就是内部纷争不止,最终主动或被动地求诸外部势力,最终使伊拉克由昔日主宰地区局势的重要棋手,日趋沦落为任由他国摆布的棋子。 
　　有这样一则笑话:有个庸医自称可以包治百病,有人让他治疗驼背,结果他用门板夹住病人,然后上去使劲踩踏,结果病人驼背是压直了,但人也死翘翘了,别人责怪他,他还振振有词:我只管治驼背,哪管性命死活。这个故事颇有寓意。如果说不民主类似于肌体病灶的话,那么国家盛衰就相当于人的生死。想要除去身体病灶固然是件好事,但前提是不要把命搭进去。这种改进就是所谓的“帕累托最优”(在不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情况下,至少使某些人的处境变好)。民主化也是如此。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