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介于学术和通俗读物之间的图书，或者说，它力图在两者之间打通壁垒，架起一座桥梁。通俗读物往往太缺乏根柢，学术书籍又常常艰深枯燥。既给人轻松愉悦的阅读快感，又能给人以精神上的深度拓展和启迪，这恐怕就是作者的写作企图。
　　2005年，病榻上的钱学森面对前来探望的温家宝，问道：“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并说：“回过头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和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也被称为“世纪之问”。
　　这同样也是许多人心中的困惑。中国人怎么了？中国社会怎么了？六七十年的岁月在历史长河中并不算长久，但在此过程中，我们究竟遗忘和失落了什么？
　　这本书以严肃而幽默的笔墨带给我们的，正是一次笑与泪中的追问和思索。

　　阅读民国，不仅仅是在阅读一段历史和文化，更是在回望和追念一种精神。那是中国知识分子群体远承魏晋之后，以独立姿态演奏出的最后一个华彩乐章。
　　《民国的底气》以风骨为准绳，选取辜鸿铭、王国维、陈寅恪、吴宓、傅斯年等十二位或为人熟知、或为人所少闻的民国教授学者，采用参差忽见的笔法，融会贯通，以小见大，意欲从这十二位教授中投射出当时的知识分子群体，从一件件趣闻佚事入手，来探寻他们的生命体验和终极关怀，力图描摹出那个剧烈动荡变革年代中，文化和人生辗转零落的吉光片羽。

    落尘，70年代人，独立译著。目前专注于民国文化的研究与写作。致力于让美好的人物和思想流传。
 

辜鸿铭：“菊残犹有傲霜枝”
    20世纪初，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不可不看辜鸿铭。英国作家毛姆来中国，想见辜鸿铭。毛姆的朋友给辜写了一封信，等了好长时间也不见辜来。毛姆没办法，自己找到辜的小院，辜不客气地说：“你的同胞以为，中国人不是苦力就是买办，只要一招手，我们非来不可。”辜鸿铭学贯中西，但却推崇儒家学说，反对新文化，他认为要估价一种文明，必须看它“能够生产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清亡后辜鸿铭坚持留长辫，着长袍，有人戏称，“全世界只有一条男辫子保留在辜鸿铭头上”。一次他因为装扮如乡下人被两青年用英文嘲笑，便留下一张用拉丁文写成的便条，上注英文：“你们若不认识上面写的是哪种文字，可于明天下午到北京大学来请教辜鸿铭。”两人看到纸条，听说这个乡下佬就是大名鼎鼎的辜鸿铭，吓得抱头鼠窜而去。


王国维：一种文化的背影
    “凡一种文化，值其衰减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曾经透彻地将人生的事业和学问解析为三种境界的静安先生，终于没有看透自己人生的迷局；曾经轻易地出入于中学与西学、美学文学与史学的一代大家，却如此轻易地跨越了死生的界限……这是时代的创痛，学者的悲歌，亦是曾经的文化转身离去时，留下的一抹悲怆的背影。


黄侃：八部书外皆狗屁
    黄侃是章太炎先生的大弟子，号称“章门天王”。他任教于南京中央大学时，与校方约定“下雨不来，降雪不来，刮风不来”，绰号 “三不来教授”。黄侃嗜酒，喜美色、美食，其门上挂有一小木牌，上面写“坐谈不得超过五分钟”。有一次，两位女学生来借阅杂志，稍事闲谈即准备离去，黄侃说：“女学生不在此限，可以多坐一会儿。”黄侃反对白话文，尊崇儒学，有“八部书外皆狗屁”之言。他对胡适说：“你提倡白话文，不是真心实意。”胡适问他何出此言。黄侃正色道：“你要是真心实意提倡白话文，就不应该名叫‘胡适’，而应该叫‘到哪里去’。”说罢此言，还仰天打三个哈哈，把胡适气得脸都白了。


钱玄同：从不判卷子的教授
    钱玄同从不批改学生们的考卷。北京大学为特意刻了一枚“及格”的木质图章；钱玄同收到考卷后，就直接送到教务室，由教务统一盖上“及格”二字。而后来到了燕京大学，校方警告他如果拒绝判卷，就将扣除相应薪金云云，而钱先生立即作书一封，言：“判卷恕不能从命，现将薪金全数奉还。”他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曾与刘半农合作演出一场著名的“双簧戏”。因为中年以上的人多固执而专制，钱玄同更说出一句名言：“人到四十就该死，不死也该枪毙。”当外在的压力消失，个人也跨过激昂渐渐冷静成熟，不惑之年的钱玄同说自己从前种种过激的言论“十之八九都成忏悔之资料”。


梅贻琦：寡言君子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是梅贻琦的一句名言。他被誉为清华大学的“终身校长”。当年清华学生驱逐校长的运动此起彼伏，但是无论什么时候，学生们的口号都是“驱逐某某某，拥护梅校长”。有人问梅贻琦有何秘诀，梅贻琦说：“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没有人愿意倒梅（霉）！”梅贻琦主持下的清华和西南联大，可以说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两座高峰，后者更是在国土沦丧、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创造出了 “物质上不得了，精神上了不得”的奇迹。梅贻琦一生清廉，死后没有任何遗产。他去世后，人们将他病中一直带在身边的一个手提包打开后，里面原来是清华基金的历年账目，一笔一笔，分毫不爽。


陈寅恪：最是文人不自由
    陈寅恪被誉为“活字典”、“教授的教授”，受聘为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时年仅36岁。他终生没有获得过一张大学文凭，但却通晓英、法、德、希腊、拉丁、梵、蒙等22种文字。苏联考古学家发掘出三块突厥文碑石，学者们莫衷一是，不懂不通，请教陈寅恪，才得到准确破译。陈是1948年国民党“抢运学人”计划中的国宝级人物，但他最终却选择蛰居岭南，晚年在目盲膑足的情况下，口述完成80余万字的《柳如是别传》。陈一生秉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1953年，对于劝说他出任中国科学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长一事，陈寅恪提出两个条件：一、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二、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此事于20世纪80年代方始公布于世。


赵元任：多好玩儿的语言
    赵元任被称为汉语言学之父。他留学美国，学数学、物理和哲学，最高的成就却在语言学上，而他对女儿说他研究语言学只是因为“好玩儿”。英国哲学家罗素来中国讲学，赵元任给他担任翻译，每到一地，赵元任都用当地的方言来翻译。陪同罗素前往湖南长沙的途中，他就学会了湖南话。讲演完毕，一个学生跑来问赵元任：“赵先生是湖南哪一县人？”美国的语言学者有句话：“Chao can never be wrong”(赵从来不会错)。赵元任创作并演唱的《教我如何不想他》等歌曲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的经典歌曲。许多人说赵元任“惧内”，对此他幽默地回答说：“与其说怕，不如说爱；爱有多深，怕有多深。”他还有一句妙语：对于学术，要怀着“女人对男人的爱”；而对于艺术，要具有“男人对女人的爱”。


吴宓：他生未卜此生休
    吴宓留学美国时，与陈寅恪、汤用彤并称“哈佛三杰”。吴推崇孔子，在晚年仍坚持“宁可杀头，也不批孔”，以致被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吴宓曾经悲叹：“我所爱之理想事物，均被潮流淘汰以去。”然而他说：“我已下定决心：为中华文化殉难，为中华传统道德殉难。”吴宓一生酷爱《红楼梦》，自称“紫娟”，因为紫娟对林黛玉爱得最纯粹。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时，校舍对面有一家湖南人开的馆子，名曰“潇湘馆”。吴宓见后大怒，认为唐突了林黛玉，于是跑去挥舞拐杖砸了那家店的碗碟，最后店主将“潇湘馆”改为“潇湘”方才了事。


刘文典：两个半懂庄子的人
    刘文典曾放言：“普天下真正懂庄子的只有两个半人，一个是庄子本人，一个是刘文典，半个天下人共分之。”刘性情傲岸放诞，因学潮事面见蒋介石，蒋怒斥他“像个学阀”，刘大声反骂蒋是“新军阀”，被扣押七天后释放。刘文典潜心国学，看不起用白话文写作的人，一日在西南联大跑警报时，忽然想起他“十二万分”佩服的陈寅恪身体羸弱且目力衰竭，便匆匆率领几个学生赶赴其寓所，一同搀扶陈往城外躲避。这时，刘忽见他平素藐视的学生沈从文也在人流中，便顾不得自己气喘如牛，转身呵斥道：“我跑是为了保存国粹，学生跑是为了保存下一代的希望，可是该死的，你干什么跑啊！”


金岳霖：半生情缘四月天
    金岳霖十几岁时，发现中国俗语“金钱如粪土，朋友值千金”有问题，因为从中得出的逻辑结论应该是“朋友如粪土”。金岳霖爱喝牛奶，冬天订了好多瓶，到了夏天喝不了，就经常邀请邻居来帮忙。一位邻居得知情由后，对他说订牛奶可以随时增减，冬天多订，夏天少订，他大为赞赏说：“你真聪明！”金岳霖充满童趣。在西南联大任教时，闲暇时间他到处搜罗大梨、大石榴，拿去和别的教授的孩子比赛，比输了，他就把梨或石榴送给他的小朋友，然后自己再去买。金岳霖还有一个人所共知的秘密——他深深地爱恋着林徽因，大半生逐林而居，却又恪守君子之道，和林徽因、梁思成夫妇俩都是好朋友，以致于连他们夫妻俩吵架常常都要找理性冷静的金岳霖来仲裁。


叶公超：是真名士自风流
    叶公超上课很少早退，却经常迟到，有些学生就从教室两侧溜号，制造不上课的机会，他见怪不怪，还常常自嘲式调侃学生：“我上堂上课来的不慢，你们却走得更快。”叶公超属于“醉卧美人膝，醒掌天下权”的男子，有着不少“红粉知己”、“红袖添香”的风流韵事，从政后官至中华民国外交部长。他放手让部下工作，笑呵呵地公开宣布：“我一天只看五件公文，其他的都不必送上来了。”他是新月派的创始人物，但在鲁迅去世后，却著文高度评价鲁迅在小说史、小说创作和散文上的成就，并特别赞扬鲁迅的文字：“我有时读他的杂感文字，一方面感到他的文字好，同时又感到他所‘瞄准’的对象实在不值得一颗子弹。骂他的人和被他骂的人实在没有一个在任何方面是与他同等的。”叶公超“喜画兰，怒画竹，但绘竹的时候总是比画兰的时候多。”


傅斯年：归骨于田横之岛
    傅斯年第一次听胡适讲课，把胡适问得头冒冷汗，但此后他却一直敬重并保护着胡适。胡适说过，“若有人攻击我，孟真一定挺身出来替我辩护。他常说：‘你们不配骂适之先生！’意思是说，只有他自己配骂我。”傅斯年去世后，他的老师胡适一连用了十四个“最”来表彰傅斯年，说他是“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工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傅斯年弹劾孔祥熙，蒋介石亲自请他吃饭，为孔说情。蒋问：“你信任我吗？”傅答：“我绝对信任。”蒋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立刻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傅斯年晚年的遗愿是“归骨于田横之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