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毛泽东说：现在的情况，实质是反冒进，我是反冒进的头子。要有几个右派朋友。我是机会主义的头子，我要找唱反调的人通讯。我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孙悟空偷桃子，只有这个办法，开庐山会议之类。过去不懂得管理经济之复杂。

　　本文节选自《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第四节 大试验与庐山会议  作者：许全兴  出版社：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中共中央于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在庐山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紧接着于8月2日至16日又举行了八届八中全会，简称为庐山会议，为了有别于1961年、1970年的两次庐山会议，又称为第一次庐山会议。

　　庐山会议本来的议题是继续总结1958年以来的经验教训，纠正实际工作中存在的“左”倾错误，安排当年和下一年的任务。毛泽东上庐山之前，先到湖南进行了视察，回到阔别32年的故乡韶山冲，写了七律一首《到韶山》。诗的后四句为：“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6月29日上庐山。7月1日作《七律·登庐山》一首。诗云：“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笼四百旋。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诗的最后两句原为：“陶潜不受元嘉禄，只为当年不向前。”这首诗反映了毛泽东对形势的看法和心境。从诗中可见他对形势的看法是乐观的，认为诗人陶潜所追求的理想社会正在变成现实。

　　7月2日，会议开始，毛泽东提出了19个问题：1.读书，2.形势，3.今年的任务，4.明年的任务，5.四年的任务，6.宣传问题，7.综合平衡问题，8.群众路线问题，9.建立和加强工业企业的各项管理制度和提高工业产品质量问题，10.体制问题，11.协作区关系问题，12.公共食堂问题，13.学会过日子问题，14.三定政策，15.农村初级市场的恢复问题，16.使生产小队成为半核算单位问题，17.农村党团基层组织的领导作用问题，18.团结问题，19.国际问题。(①见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237页。)

　　他在讲话中指出：有鉴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县社干部，对社会主义经济还不太了解，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有鉴于现在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所以应该好好读书。中央、省、市、地县各级的委员，包括县委书记，要读政治经济学的书。他提出，要给县社干部编三本书，一本是关于“好人好事”的书，收集在去年大跃进中敢于坚持真理，不随风倒，工作做得好的，不谎报、不浮夸、实事求是的例子。一本是关于“坏人坏事”的书，专门收集说假话，违法乱纪，或者工作中犯了严重错误的例子。第三本是中央从去年到现在的各种指示文件，系统的编一本。关于形势，他指出：总的说来，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这三句话是根据陪同他在湖南视察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的看法概括出来的。毛泽东把问题归结为（1）综合平衍，（2）群众路线，（3）统一领导，（4）注意质量。其中最重要的是综合平衡和群众路线。他指出：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是没有搞综合平衡。说两条腿走路，几个并举，实际上没有兼顾。整个经济工作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他提出，应以农、轻、重的次序来安排国民经济，改变过去重、轻、农的次序。他肯定陈云同志关于先安排市场，后安排基建的主张。他还提出，要恢复农村初级市场，要使生产小队成为半核算单位，要恢复三定政策。从印发的谈话纪要看，毛泽东对成绩没有多讲，主要讲问题和如何纠正，也没有反右倾的意思。会议原定开半个月。

　　从7月3日起，会议分组讨论十九个问题。讨论中虽然对形势的看法上有不同意见，但总的气氛是好的，是“神仙会”。与会者白天开会，晚上看戏、跳舞。会议间隙，游山玩水，赋诗抒怀。毛泽东的心情也很好。休息时，与卫士们海阔天空地聊天、逗乐。他还请江西省省委书记的夫人给他的一位卫士介绍对象。7月8日，又请人将在南昌赋闲的贺子珍接上山叙旧。

　　7月10日，毛泽东召集组长会。根据讨论的情况，他指出：对形势的认识如不一致，就不能团结。要党内团结，首先要思想统一。他批评党内外右派否定一切，批评党内有的干部说去年大跃进“得不偿失”。他说：要承认缺点错误。从局部来讲，从一个问题说，可能是十个指头，九个指头，七个指头或三个指头，两个指头，但从全局来说，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从具体事实来讲，确有得不偿失的事。但总的来说，不能说得不偿失。取得经验总是要付学费的。全国大办钢铁，赔了20多亿，全党全民学了炼钢铁，算是付出了学费。有人说，总路线根本不对。对此，他说：所谓总路线，无非多快好省，根本不会错。他承认去年以来高指标、共产风、浮夸风等问题。他提出：把道理讲清，把问题摆开，也不戴帽子，什么观潮派、怀疑派、算账派、保守派等等，都不戴。他希望通过讨论，在总路线下团结起来。毛泽东10日的谈话，明显带有批右的倾向，但仍未提出反右倾。会议仍安排到15日。

　　7月11日晚，毛泽东找周小舟、周惠、李锐谈话。谈话的气氛是自由的，轻松的。毛泽东有一定的自我批评，承认1958年提倡敢想敢说，其中也有胡思乱想，引起唯心主义。有些事不能全怪下面和各部门。周小舟直言说，高指标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毛泽东当时并没有显出反感和不快。毛泽东也赞同让陈云出来主管经济工作的建议，并引用“国乱思良将，家贫念贤妻”的古语。李锐回忆说：“我们三人，从主席处出来，都觉得心情舒畅，真正向老人家交了心。”①
 

　　总的看来，毛泽东的思想是：在肯定成绩伟大的前提下，中央愿意听取各种意见，但要保护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不能泼冷水。希望大家统一认识，改正缺点，继续跃进。毛泽东认为缺点正在改正，形势开始好转。他对存在问题的严重性缺乏认识，对形势的看法过于乐观。他的这种思想状态，自然影响会议不能冷静地、认真地总结经验，纠正错误。

　　会议原定15日结束。正当卫士们打点行李准备下山时，风波骤起。彭德怀在7月14给毛泽东写了信。

　　彭德怀（1898～1974），与毛泽东同乡，湖南湘潭人。192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领导平江起义，成立红军第五军。同年11月，率红五军到井冈山，在毛泽东领导下坚持井冈山斗争。参加反“围剿”作战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历任中国工农红军师长、军长、三军团总指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红军前敌总指挥。抗日战争时任八路军副总司令、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建国后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中共七届、八届政治局委员。彭德怀作战勇敢，功勋赫赫。1935年10月，毛泽东作诗赞誉：“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又称彭为“张飞”，夸他勇猛顽强，心直口快。彭德怀刚正不阿，以直言著称于党内外军内外。他虽主管军事，但对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问题深为忧虑。1959年4月，他率军事代表团访问苏联、东欧各国。6月中旬回到北京，6月29日上庐山。彭德怀在去武汉的火车上曾谈到，“若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会出匈牙利事件。7月2日，在主席那里汇报时，他也谈了这个看法。”①

　　他分在西北组。在小组会上他对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直率的批评。他说：1957年整风反右以来，政治上、经济上一连串的胜利，党的威信高了，得意忘形，脑子热了一点，把这些经验总结一下，不要丢掉，但不要埋怨。他也指名批评毛泽东：错误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1070（万吨钢）是毛主席决定的，难道他没有责任。“毛主席和党在中国人民中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滥用这种威信不行。去年乱传主席的意见，问题不少。”“主席家乡的那个公社，去年报的增产数，实际没有那么多。我去了解，实际只增产百分之十六。我又问了周小舟同志，他说那公社增产只有百分之十四，国家还给了不少的帮助和贷款。主席也去过这个社，我曾经问过主席，你了解怎样？他说没有谈过这个事。我看他是谈过。”①(①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82页。①见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284～285页。①见赵林森的《毛泽东与彭德怀‘误解’真相》，刊于《毛泽东轶事》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146页。)

　　彭德怀感到会议对存在问题的严重性估计不足，对经验教训总结、分析不够。他又感到有些话不便在小组会上讲。于是他经过12日的酝酿，在13日晚14日晨给毛泽东写了信。信分两部分。第一部分的标题是：“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其中说到：“通过大跃进，基本上证实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正确的”；1958年以来的基本建设过多了一些，发生了比例失调，“国家计委虽有安排，但因各种原因，难予决断”；大炼钢铁，有失有得；农村公社化具有伟大意义，人民公社中的缺点，基本上已经纠正。结论是：“成绩确实是伟大的。但也有不少深刻的经验教训，认真地加以分析，是必要的有益的。”

　　信的第二部分标题是：“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信指出，1958年大跃进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有一些是难以避免的，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客观因素是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不熟悉，没有完整的经验。……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像处理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另一方面，客观形势是我国一穷二白的落后状态，人民迫切要求改变现状。其次是国际形势的有利趋势。这些也是促使我们大跃进的重要因素。”信着重分析了主观原因。“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彭德怀认为，主要有两个问题：一是“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二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

　　信具体指出了一些“左”的倾向，并认为，纠正左的错误要比反掉右倾思想困难。信的最后部分说：“我觉得，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个人责任”。信的末尾引了毛泽东对形势估计的三句话后写道：“主动在我，全党团结起来，艰苦奋斗，继续奋牛，继续跃进的条件是存在的”。这封信的态度是诚恳的，分析是深刻的，没有过头之处，没有夸大之词，没有一点恶意。事实上对1958年以来存在问题和工作错误的批评的言词语气，远比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要缓和得多，今天看来，如果这封信还有什么不足的话，那就是他还是在基本肯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前提下提的意见和分析。但毛泽东在收到信后于16日冠以“彭德怀同志意见书”的标题“印发各同志参考”。

　　从毛泽东对信加的标题并印发到会者讨论一事看，他是不赞成信的内容的。对信的性质是什么？他在开始时没有讲。卫士长李银桥回忆说：毛泽东看过信后，并没有当成太大的事，也就是个意见呗。毛泽东带着苦笑的表情①说：“彭老总批给我看的尽是些消极材料，尽给我说消极材料。”

　　中共中央常委决定会议继续进行，广开言路，扩大民主，让人讲话，把各种意见摆出来。17日，会议传达了刘少奇的“成绩讲够，缺点讲透，鼓足干劲”的话。7月17日，下午五点到晚十点，毛泽东找周小舟、周惠、胡乔木、田家英、李锐五人去谈话。

　　毛泽东说：现在的情况，实质是反冒进，我是反冒进的头子。要有几个右派朋友。我是机会主义的头子，我要找唱反调的人通讯。我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孙悟空偷桃子，只有这个办法，开庐山会议之类。过去不懂得管理经济之复杂。李锐认为，大家谈的很融洽，一起吃饭，一起喝茅台，还敬酒，谈笑风生，“主席还没有完全转向‘左派’，还没有立意发起一场反击”。②(①李银桥：《走向神坛的毛泽东》第249页。②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88、92页。)

　　彭德怀的信，在会上引起了争论，完全同意的和基本反对的只有几个人，多数同志基本上同意。（另一种说法，有许多人赞成，但也有不少人提出质疑或表示反对。）但会议的气氛还不很紧张。晚上的舞会照常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