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百年来，从亚洲注入欧洲的人类的血液有几滴溅在高加索的高山深谷里固定下来。互不相关的部落和群体在发展过程中似乎冻结在这个地方，把高加索变成一个巨大的人种分布博物馆。许多世纪以来，这些人的命运一直同波斯和土耳其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还处在古老的亚洲文化的范围之内。尽管战争和暴乱的冲击连绵不绝，这种文化却仍然设法保持着静止状态。
如果在任何其他地方，处在来往比较频繁的位置，人类的这个为数很小的格鲁吉亚旁支目前共约250万人无疑会在历史的坩埚中熔解得无影无踪。在高加索山脉的保护下，格鲁吉亚人保持了比较纯粹的种族特征和语言。直到今天，语言学似乎还很难为他们的语言定位。早在公元4世纪，在基督教侵入的同时，格鲁吉亚就出现了文字，比基辅罗斯要早600年。公元10世纪、11世纪、12世纪和13世纪被认为是格鲁吉亚武功显赫和文艺鼎盛的时代，后来几个世纪是停滞和衰微时期。成吉思汗和帖木儿对高加索频繁而血腥的入侵在格鲁吉亚口头流传的民族史诗中留下了痕迹。如果可以相信倒霉的布哈林的话，这些入侵也在斯大林的性格中留下了痕迹。
按照一般的看法，格鲁吉亚人的民族性是对人深信不疑，多情善感，性情急躁，同时又缺乏活力和主动精神。雷克吕首先注意到的是他们的愉快、和蔼和直爽。这的确是和格鲁吉亚人进行个人交往时首先就会注意到的最突出的属性。但是斯大林的性格和这些属性很少有共同之处。住在巴黎的格鲁吉亚侨民曾经十分肯定地对法文《斯大林传》的作者苏瓦里纳说，约瑟夫·朱加施维里的母亲不是格鲁吉亚人，而是奥谢梯亚人，斯大林的血管中掺杂着蒙古人的血液。但是有一位名叫伊雷马什维利的人（我们以后还有机会提到他的）断言，斯大林的母亲是纯粹的格鲁吉亚血统，而他的父亲是奥谢梯亚人，“粗俗鄙猥，和住在高加索的崇山峻岭里的所有奥谢梯亚人一样”。要想核实这些说法是很难的，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为了说明斯大林的道德品质也没有核实这些说法的必要。在地中海各国、巴尔干、意大利和西班牙，除开既懒惰无能又烈如火的所谓南方型性格，还可以碰到淡漠中糅杂着倔强和诡谲的冷酷性格。第一种类型是主要的，第二种类型是极少，起着烘托作用。看来每个民族集团似乎都拥有自己应得的一份基本性格因素，可是在南方的阳光下，这些因素却不如在北方的阳光下分布得那么理想。话说回来，我们还是不要在民族这个形而上学无法得出结果的领域里冒险跑得太远吧。
杂乱无章的街道，稀稀落落的房舍和果树园这一切使哥里看起来像一座散乱的村落。至少可以这么说：城市贫民的住宅和农民的房舍几乎毫无区别。朱加施维里一家住的是一座古老的泥舍，只有壁角是砖砌的，顶上盖着沙土，风雨通行无阻。约瑟夫过去的同班同学德·戈戈希亚在描写朱加施维里家的房子时是这样写的：“他们的房间不过八尺见方，隔壁就是厨房。门直接从院落通到房里，连一坎台阶也没有。地上铺着砖。一扇小窗几乎完全不透光。房间的摆设是一张小桌子、一条凳子，还有一张上面铺着‘契洛皮亚’草垫子的有点像木板床的宽大的睡榻。”此外，后来又增加了他母亲的一部陈旧的、声音嘈杂的缝纫机。
关于朱加施维里一家和约瑟夫的童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发表任何确凿的文件，即使有也不可能很多。他们的环境文化水平极为原始，没有生活方面的记载。随着时光的流逝，生活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直到斯大林本人已经50多岁以后，才开始出现追叙他父亲家庭情况的材料，通常都是第二手材料。作者不是满怀仇恨或一贯严肃认真的敌人，而是按照官方党史委员会的建议差不多可以说是命令写作的十分勉强的“朋友”，因此大部分都是命题作文，照本宣科。要想从这两种歪曲之间用折中的办法找到真理当然过分简单化。但是，如果把两种材料加以排列对比，既考虑到它们故意沉默掩饰之处，也考虑到它们夸大之处，借助于后来的发展情况，用批判性眼光来衡量叙述本身内在的脉络，就有可能接近真理。我并不想牵强附会地描绘出完整的画面，在写作过程中，我将努力为读者提供我的推测或结论所根据的原始材料的基本内容。 (责任编辑：鑫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