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情形在开始时和西方有点儿相像。宋代理学家程颐和朱熹重视“格物致知”，即钻研万物来找寻它们的道理法则，然后总结成为原理知识，而所谓万物包括自然事物和现象24。英国著名科技史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里，便对朱熹等宋代理学家在自然科学上的贡献予以了肯定25。换言之，中国同样也有自然哲学，它和西方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国的自然哲学没有像欧洲的那样，在16、17世纪开始偏重实验方法和数学26。

　　到了明朝，在“格物致知”和“经世致用”的大前提下，很多实用知识（和知识）得到广泛传播，包括建筑、水利工程、地形、气候、天文历法、财务、贸易、农耕、谷仓储存、纺织等多方面的知识。当时不少著述，像陆应旸的《广舆记》、顾炎武的《肇域志》、杨慎的《丹铅总录》和李泰的《四时气候集解》等，都是有关实用知识的书籍27。

　　中国人也没有忽略数学的功用。古代六艺包括礼、乐、射、御、书、数，数便是其中之一。宋明理学重视“理、象、数”的结合。明朝南京刑部郎中项麟认为“盖天地之中，有理斯有象也，有象斯有数也，有数斯有据也”。换言之，要掌握理学，就必须拥有数学方面的知识。明代数学家朱载堉说：“夫术士知而未达理，故失之浅。先儒名理而复善其数，故得之深。数在六艺之中，乃学者常事耳……数非律所禁也，天运无端，惟数可以测其机；天道至玄，因数可以见其妙……夫有理而后有象，有象而后有数。理由象显，数自理出，理数可相倚而不可相违。凡天地造化，莫能逃乎数。”28明人唐顺之、程大位和冯应京等均有关于数学的编著，如程大位的《算法同宗》等；唐顺之更在耶稣会传教士来华之前，已主张利用古代的数学来解决天文历法上的问题29。

　　耶稣会来华传教士把古希腊的科学和数学传入中国，获得明清士大夫（像徐光启和李之藻等）的赏识和肯定，主要原因是中国本身也有自然哲学，并且已恢复过去对数学的兴趣。明末的士大夫认为，西方的学问和中国的“格致穷理”传统有异曲同工之处。明人熊明遇出版过一本有关西学的书，名为《格致草》；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翻译的一本西方采矿和冶炼技术的书，中文名为《坤舆格致》；法国的“巴黎科学院”在当时的中文译名是“格物穷理院”30。

　　清朝时，中国数学家的地位被提高，渐渐替代了西方传教士，其中以梅文鼎最为闻名。他把中国和西方的数学融会贯通，并力主利用数学来解决天文历法上的问题31。康熙晚年更仿效“巴黎科学院”，在畅春园设立“蒙养斋算学馆”，专门栽培中国自己的天文历算学家。当时天文数学已被视为传统学问的附属，天文历算学家普遍受到尊重，梅文鼎的孙子、数学家梅珏成，获赐“算学进士”头衔，另一名数学家王兰生亦获赐“畴人32进士”头衔。其后考证学的兴起，也增加了清代知识分子对古代天文数学的兴趣，乾嘉时期的考证学家阮元撰有《畴人传》一书，记载了古今300多名天文历算学家的事迹和贡献，包括多名西洋传教士；阮元等还呼吁学者应该成为精通中西学问的“通儒”33。

　　但可惜的是，清代的数学和科学并没有出现西方那种突破，其中的主要原因是解决了历法上的问题之后，当时的数学在中国再没有其他显而易见的实际用途34，因此只能吸引一些知识分子的好奇心——这和同期的欧洲为了解决现实问题，因此必须继续钻研和发展数学的情形截然不同（见上一节）。明清知识分子对古希腊数学和科学深感兴趣，认为其具有新观点，与中国古代数学相辅相成，也有人相信希腊数学源自中国。到了18世纪，清朝知识分子基本上已把古希腊和中国传统数学融会贯通，但没有再进一步发展35。

　　另一方面，由于罗马教廷反对，耶稣会传教士没有把欧洲16、17世纪科学革命的尖端科学，如哥白尼和伽利略的新发现及牛顿定律等传入中国。耶稣会传教士起初只告诉中国人“地球中心说”，后来改为“地球太阳双中心说”（指行星环绕太阳运行、太阳月亮环绕地球运行的说法，又称“第谷系统”），最后才提及哥白尼和伽利略的“太阳中心说”，这样一改再改，前后矛盾，对中国的知识分子自然缺乏说服力。况且，耶稣会传教士以传教为首要任务，引进西方数学科技为次要，这令清廷和明清士大夫怀疑他们的真正动机。

　　牛顿科学和微积分学要到鸦片战争以后才由基督新教传教士传入中国，迟了近两个世纪。达尔文在1859年发表进化论后，新教传教士又因为认为它与基督教教义相悖，而迟至19世纪末才把这套理论传入中国。欧洲的新科学在中国仍然被称为“格致学”，研究这门学问的人被称为格致师或格致家，到1894年甲午战争以后才改称为科学和科学家36。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