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楠：1949年，有数以万计的新生儿被取名为建国，他们无意间成了那个时代最好的注解。与此同时，人民、阶级、解放、同志等等很多新鲜的词语开始广泛流行。而这一年还有一个新词，也从此进入了人们的话语系统，那就是语文。

　　解说：1951年沉浸在新鲜和激动中的新中国，第一批小学生兴奋地走进教室。他们首先看到的是黑板上方微笑的毛主席头像，然后拿到了一册崭新的《语文》课本。这个名字和初生的共和国一样，让他们感到新奇，而这个名字的创造者就是叶圣陶。

　　顾振彪（原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叶老在解放初的时候他就谈到这个，说还是叫语文好，他说包括书面语跟口头语，包括语言跟文字都在里头。

　　商金林：强调语文是干什么的，说，读，听说读写并重就强调这个，看起来是个名字的改革，实际上是一种语文教育观念的确立和把它界定是这个。所以我觉得这个意义是非常大的。

　　解说：这是建国当天，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的一张合影，叶圣陶坐在正中央的五星红旗下，面带笑容，刚刚成立的新中国让他满怀希望，早在1949年3月，他就接受华北人民政府的邀请，踌躇满志地负责新中国教科书的编辑工作，叶圣陶将编了几十年的国语和国文合成了一个崭新的语文学科，并满怀豪情地发下宏愿。解放军打到哪里，教科书就送到哪里，他要让新中国的孩子们用上新课本。

　　商金林：所有的教科书都得弄，因为新中国不能用旧中国的教科书，当时新中国还没有呢，当时这个华北人民政府很厉害的，等于有点像这个中央政府的雏形的味道，所以他就是教科书编写委员会主任，他当教科书编写委员会主任，他跟我讲主要的任务，最紧迫的任务就是语文教科书。

　　画中音：太阳底下花儿红，太阳底下花儿红，毛主席。

　　解说：这是新中国首套小学语文课本的开篇课文《太阳底下花儿红》。新中国的第一批小学生就是读着这篇课文开始他们的学校生活的。至今已经无法考证这篇课文的作者到底是谁，但叶圣陶把它放在了第一课，可以想见他的心情一定像这篇课文一样，真挚热烈。这是叶圣陶编得最快的一套语文课本，仅仅几个月的时间，这套语文课本就伴随着新中国一起诞生了。

　　顾振彪：因为时间非常紧，它是根据过去的这个课本改编了一下，过去的课本主要这个你像东北它解放得比较早，它有课本，那么解放区其他的解放区也有课本的，主要以这些课本为基础。另外吸收了一些国统区的课本，就是原来国民党的统治区有些课本的长处。

　　洪宗礼（江苏母语课程教材研究所所长）：在我的印象中可能是临时课本，就是我们战后国家在百废待兴的状况下，那么从语文教科书来讲是空白，那个时候呢是课本有几个印象就是好像比较贴近这个社会生活，也贴近这个当时的时代。

　　解说：应该如何描述这个激动人心的时代呢？这是当时很多知识分子的困惑，他们想热切地讴歌这个朝气蓬勃的新中国，却发现一切语言都不能表达他们心中的激情。1949年底诗人胡风写下了一组长诗，名字叫做《时间开始了》。这句话说出了当时一代人的心声，也真切地表达了叶圣陶对新中国的热望。

　　叶小沫：他是对党和国家当初是非常信任的，就觉得这个新的社会跟旧社会完全不一样了，这个国家成了新社会主人，只要是上边说的话，那肯定就是对的。

　　解说：《我们是幸福的》这是1950年高级小学语文课本的第一课，新时代抑制不住的热情像倒影一样投射在语文课本上。叶圣陶和编辑们用课本由衷地表达着他们对新中国的拥护和热爱。

　　商金林：对当时一些党的政策他都是拥护的，但不是他一个人，一批人都那样，他的朋友比如说俞平伯，比如说章锡琛，都非常拥护，很有意思的。

　　叶小沫：他觉得自己不如工人和农民，为什么呢？他说工人能给你织布，你可以也衣穿，农民种地你可以有饭吃，说咱们没有拿实际的东西来给人民，所以你咱们不如工人也不如农民。这种思想后来我爸爸学农产品也是受他这种影响。

　　解说：1950年代，这些同共和国一起成长的孩子们，被称为祖国的花朵，应该用什么样的课本来教育这些新社会的花朵们，是叶圣陶在课本编辑期间，最费踌躇的事情。

　　商金林：究竟哪些该选哪些不该选，究竟跟旧中国的教科书有哪些区别，对于这个旧的比重是多少，比如说过去的一些比重应该是多少，新的多少，比重是多少，这个很难把握的。

　　叶小沫：他们当时一篇一篇的课文过，就是大家坐在一起讨论这篇课文可不可以选，哪些地方要改，选哪些课文，都是坐在一起集体讨论的。

　　解说：对于从旧社会走过来的叶圣陶来说，共产党和新中国就代表着时代的进步，在新课本中加入这方面的内容，也是他和全体教科书编辑们的共识。

　　商金林：他跟我说的一项是，比如说解放初期编语文教科书，一定要有领袖的文章，因为领袖的文章比如说，当时解放初期好像中国的四大领袖，好像是毛主席、朱德委员长、那么刘少奇后来当主席了，还有任弼时，当时好像有毛、周、刘、任，任弼时，这五个好像是政治局常委，我不是很清楚了，他认为这个中学语文教科书应该有这几个人的文章。

　　画中音：《八角楼上》，在井冈山艰苦斗争的年代。

　　解说：很多成长于五十年代的孩子们，都会清楚地记得这篇《八角楼上》。在他们崭新的语文课本里，除了这些歌颂领袖的文章，《刘胡兰》、《黄继光》等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课文，也是必选内容。

　　洪宗礼：比如说当时有一篇课文叫《斗争韩老六》，还有《雁翎队》，《雁翎队》是游击队，打游击的。

　　王周生（作家）：董存瑞啊，还有黄继光，还有刘胡兰，为什么我印象深刻，是因为我在小学里的时候，因为《刘胡兰》这个课文，我上台朗诵，所以我就觉得非常高兴，那时候我觉得我们的英雄主义就是从小学那时候这样培养起来的。

　　画中音：太阳底下花儿红，太阳底下花儿红。

　　解说：戴着红领巾，唱着东方红，学着毛主席，五十年代的孩子们就这样度过了他们充满幸福和阳光的童年。

　　陈晓楠：1950年12月10日，北京东总部胡同10号院热闹非常，门口一块仍民教育出版社牌子，更是相当引人注目，因为这是毛泽东亲笔题写的。这一天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成立大会，很多领导都亲自到场，叶圣陶更是早早的就迎候在门口。

　　从这一天开始，已经身居出版总署副署长的叶圣陶又多了一个新的职务，那就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社长。

　　解说：1949年9月，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在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对教育的要求是，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了完成这一历史性的转变，一个专门负责统一出版教科书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应运而生。

　　顾振彪：毛主席呢就说，就是给人民教育出版社提了社名，人民出版社他都没题，人民出版社五个字啊，是把人民教育出版社把教育两个字去掉，然后他们挂过去的，这个说明对人民教育出版社的重视，当时就是说也是中央下的指示，就是说全国要用统一的教科书。

　　商金林：就是中央政府就是当时要统一的，方方面面要统一，那教育当然要统一，所以可能是这两个主体，一个旧的不能用了，一个新的时代，一个划一个时代了。第二个是中国是统一的，不能各行其事，要体现新中国党的教育思想教育理念。

　　解说：作为新中国统编课本的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社长，叶圣陶深感肩上的责任之大，但同时也真切地感受到了新中国的魄力。为了新中国的孩子们，他责无旁贷。

　　冯斌：开始叶老兴致勃勃地终于迎来了他进入政界，进入国家出版界，这样第一次大显身手的一个时候。

　　商金林：他这个人他确确实实对工作是勤勤恳恳的，他确实是这方面的行家，可能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不可想，比如说那时候要是不是叶圣陶当人教社的社长，不是叶圣陶当这个总编辑，可能其他人真的也取代不了。

　　解说：1951年，叶圣陶开始系统地修正新中国第一套语文课本，按照叶圣陶的要求，几乎所有要进入课本的文章，他都要逐字逐句地审阅修改。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是叶圣陶早在开明书店时期就收入过课本的文章，但要放入新中国的课本里，他还是重新修改了一遍。

　　刘国正（原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他要改这篇课文要怎么改呢？找主要编辑来，找一个精通法文的人来，还得找一个对北京话熟悉的人来，他是苏州人了，大家改一句啊就得先由懂法文的看看，这个版本翻译得忠实不忠实，要怎么改，然后再叫那个懂北京话的人来看一看，看看是符合不符合说话的这个习惯。

　　顾振彪：一大帮子人在一块儿讨论，读一句讨论一句，认为怎么翻译好，这个句子应该怎么定，大家充分发表意见，最后由叶老一锤定音，由他定这一句怎么讲，怎么翻译，就这么逐字逐句地翻译，这么一篇课文，一篇短篇小说，要推敲一个礼拜。

　　解说：对于人教社编出的课本，叶圣陶有一个要求，就是编辑必须带着课本到学校里读给学生们听，然后跟老师一起上课，听取他们的意见，做进一步的改正，而他自己更是守在人教社里，逐篇修改课本。

　　刘国正：他是教育部的副部长，但是经常到出版社来上班大概间一天来一次吧，就是八点钟上班，一定是八点以前到，我们选了课文给他看，他一篇课文要提出几十条意见来。

　　解说：北京东四八条是叶圣陶的故居，建国之初的那段时间里，他就是在这个小院子里，一遍遍地修改着那些看似浅显的语文课本。

　　叶小沫：家里头就是一天到晚看他，趴在桌子上干事情，还有比如说我小时候发了课本，我会包得很好，当时用牛皮纸把它包好，你什么时候包好了以后，拿去请他在那课本上写上语文，然后一年级一班叶小沫，他都给你写，什么时候拿去，他都会提起毛笔来帮你写，因为他写的字很好看，我们那时候歪歪扭扭的，所以我每次包完课本都请他帮我写。

　　解说：成长在50年代的学生们，对他们的语文课本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在他们的回忆里，那些深深印在他们脑海里的课文，像新生的共和国一样，虽然稚嫩但是纯真热情。

　　叶小沫：公园里的花开了，有黄的，有红的，然后小平跟姐姐去看花，小平想摘花，姐姐说不要摘，不要摘，花是大家的，要给大家看，这些都还记得。

　　商金林：也许对我那个年代，比如说朱德的《回忆我的母亲》，鲁迅的《药》，他究竟写的是什么，关于革命者与那个被革命者，《故乡》写的是什么东西，鲁迅的《故乡》，叶圣陶《多收了三五斗》写的是什么东西，这个印象特别深。它好像对于我来说就是说它使我想起的不仅是一篇课文，好像是那么一个时代。

　　解说：在那个火红的年代里，参加少先队、共青团是很多孩子梦寐以求的事情，那种集体带来的巨大光荣和幸福，笼罩着这些新中国的花朵们，他们坚信自己就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时刻准备着为这个国家贡献青春。

　　张人凤：在1952年正好我上初中，那么那个时候的政治思想工作呢，就是大概是一个是共青团活动发展得比较快，一个是学习苏联，那个时候是个热潮，不得了，全校的各个教室，有一次全校的各个教室，分门别类布置苏联的图片，让大家去看，那么有的学生呢做讲解员，讲解苏联老大哥。

　　解说：1950年代初期，友好的社会主义苏联被新中国亲切地称为老大哥，是当时各行业奋斗学习的榜样，语文也不例外。在当时语文教科书少量的外国文学作品中，苏联文学占据了绝大部分内容。不仅如此，在语文的教学方法上，也向苏联看齐。

　　1953年5月的一天，北师大附中的一堂语文教学观摩课上，来了一位叫做普希金的苏联教育专家，在听完《红领巾》这堂歌颂苏联少先队员的语文课之后，普希金尖锐地批评了当时讲解式的教学方法，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这就是著名的《红领巾》教学法。此后的几十年间，这种教学方法大行其道，几乎所有的语文课，都开始按照段落大意，中心思想之类的套路进行教学。

　　顾振彪：就在《人民教育》杂志上面宣传，等于就是说向全国推行，因为当时期望的也是一切都是学的苏联，好像苏联的都是好的，所以这个《红领巾》教学法就推广得很快，大家都纷纷模仿。

　　秦兆基：是政府推行的，就是用这个作为考绩的一个标准，用不用这个教学法那是一个态度问题，那说明是立场问题。

　　解说：学苏联，学志愿军，学工学农，不断变换的政治风潮，对当时满腔热情的孩子们来说，也许还是一件新鲜事，但对于课本编辑者来说，时代的脚步却让他们追赶得疲惫不堪。

　　陈晓楠：上世纪50年代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之初，教育部向中共中央汇报说，社里人手不够，能不能在全国各地选三十个编辑补充进来。毛泽东听了大手一挥说三十个太少，三百个都不嫌多，让组织部马上调集人手。张志公、吕叔湘、张中行等一大批语文文学界的专家就是由此汇集到人教社。

　　中央之所以如此重视，是因为人教社的工作不仅仅在于编辑课本，还要承担意识形态宣传教育的任务。

　　解说：1950年新成立的人民教育出版社直属教育部管辖，但为了保证教材政治思想的正确方向，中央还指派中宣部和文化部共同审查管理。而审查的主要方面就在于课本是否体现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特点。

　　顾振彪：新中国的特点不同的就是说，特别注意要突出新中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就是要培养新中国的建设人才、接班人，当时强调就是革命接班人。

　　解说：对于新中国的新要求，身为社长的叶圣陶必须适应，但这个对文字的纯洁追求了一辈子的老编辑，有时也忍不住发发牢骚。

　　1951年5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报道五一天安门庆祝大会的文章，叶圣陶对这篇文章的评价是疵病百出，他主动要求为报社电台办讲座，呼吁规范语言、改善文风，但在火热的政治激情中，叶圣陶的声音是微弱的。一些并不符合他要求的政治时文，也无法避免地进入到了语文课本。

　　商金林：他内心是抵制的，但是也不能不那么做，因为上面有命令，他也不能不这么做，所以他也有很多的苦衷，就是说毕竟是这个，我们当时相对说来，政治方面是相对讲究统一的，所以个人的那种空间毕竟很小，所以他也有很多苦衷。

　　解说：1951年7月，新成立的人民教育出版社按照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原则，修正出版了《初级中学语文课本》。这套课本几乎没有文言文，一些解放前的经典课文也已经不多，但还保留了朱自清的《背影》。但就是这篇《背影》却给人教社惹来了一场麻烦。

　　商金林：朱自清的《背影》，就批评这个文章了，这个三反五反的时候，很多人的父亲都被镇压了。这个文章，让这个家里父亲被抓起来的，父亲被镇压的学生想起父亲了，这是什么感情啊。这个《背影》抒发的是个人的，家人的感情，那么解放前我们要培养的，是对于国家的情感。

　　解说：1951年7月号《人民教育》发表了《一篇很不好教的课文——背影》，明确批评了《背影》不符合时代精神。10月份又连续发表文章，批判《背影》中父子间的眷恋与愁绪，是渲染小资产阶级颓废情调，毒害腐蚀青年，应该拿下。1952年人教社不得不在《人民教育》上发表《关于背影的检讨》说，我们的阶级观点太模糊了，也说明我们还有单纯强调文字技术的观点。《背影》随即在修订版中被删去。

　　《背影》的删除让叶圣陶第一次感到了困惑，他不明白，朱自清这样文质兼美的文章，怎么会腐蚀青年。自己多年积累的选文编辑经验，在新社会就不适用了吗？

　　顾振彪：叶老很苦恼，想不通，这个在日记里边表现出来，那么跟他要好的朋友，他也表露这个意思，但是呢他又矛盾得很，他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跟不上，自己是不是真的落后了，这一种矛盾心理。

　　解说：面对各种振振有词的批评，编了几十年课本的叶圣陶，开始认真地反思自己的教育理念，但是他想不出自己究竟错在了哪里，也许唯一的错误就是他不应该当这个社长。

　　陈晓楠：就在《背影》风波之后不久，矛盾中的叶圣陶向当时的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和中宣部的副部长胡乔木提出请求，希望能够辞去人教社社长的职务，不去过问行政工作，专心的写稿编书。但他得到的答复是组织上希望他继续留在这个职务上发挥专长，有什么困难可以提出去，上级会帮助解决。叶圣陶也就没再坚持，他回到人教社继续编辑让他痛苦矛盾又割舍不下的语文课本。

　　解说：在东四八条的这个小院子里，叶圣陶每天早出晚归，有时回到家里还要继续改稿。

　　姚兀真（叶圣陶孙媳）：原来这个院没有这个房子挺好的，但是现在就是屋子还在，就是里头东西都没了。现在已经不是原来的样了，这个书柜倒没变，这儿原来这也是书柜，这边也是书柜，原来这边也是书柜，这边是个老的办公桌，原来的，床还是在这儿。

　　记者：当年他就是坐在这一天一天地。

　　姚兀真：就在这一天天改稿子。

　　解说：在家人的印象中，那时的叶圣陶几乎每天都要趴在他的桌子上，删改文章，不断变换的政治风潮，让这个年近花甲的老人变得沉默而忙碌。

　　商金林：他那时候忙得，连说话的工夫都没有，这个教科书的语文课本，老是要变动，出来，印的时候你还没有问题，也许出来的时候你就有问题了，所以这样对他来说，他心里也很郁闷的事情。

　　叶小沫：比如说反右斗争的时候谁成右派了，他的文章要从课文里抽出去，然后再补充新的文章，就没有什么，就是完全是跟着形势走的。

　　张候感（原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那时候无效劳动也有点，比如说，说不要提毛主席，提毛泽东同志，就所有课本都翻，都看，毛主席都改为毛泽东同志，有时候就这个样子。

　　解说：1955年叶圣陶起草了新中国第一份教学大纲，大纲规定汉语和文学是对年轻一代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有力工具，但如何才算社会主义教育，叶圣陶自己也有点琢磨不透。

　　顾振彪：在教育部也有一些领导，主要讲这个叶老啊，对政治过问得不够，政治敏感性不强，光是注重业务。

　　刘国正：当时压力很大的，你要知道，当时都有才华的人他也发挥不出来，压力很大，每天战战兢兢，就怕领导批评，下来什么什么事儿。

　　老师：七，《小小的船》。

　　学生：七，《小小的船》，弯弯的月儿小小的船，小小的船儿两头尖，我在小小的船里坐，只看见闪闪的星星蓝蓝的天。

　　陈晓楠：1957年叶圣陶创作了这篇儿童诗歌，字里行间看不出一丝外界的纷扰，他把这篇课文收入小学语文课本，而从此之后叶圣陶就渐渐远离了语文教科书的编辑工作。但这篇文章却一直保留在了语文课本当中，成为了代代传诵的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