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二年的西班牙那份电报稿几乎发不出去，电信局的人和我在簿子上查了又查，并没有发现那个地名，在这之前，也看过一般的西班牙行车地图，找不到小村落的位置。

　　我跟马德里电信局的人说，试试看，发给村庄附近大约在六十公里距离外的小城，看看能不能转过去。那发电报的人问我怎么知道就在那小城附近呢？我说那个山区，是我朋友的故乡。

　　于是，就那么发了电报：“邦费拉达城附近小镇德尔·席。洛贝斯家庭收。”内容只有一个电话号码和旅馆的名字，叫我的朋友巴洛玛和她的丈夫夏依米快快与在马德里停留的我连络。

　　说起来，当年在沙漠结婚的时候，夏依米还是我们婚礼时签字的证人。西属撒哈拉结束占领之后，这一对夫妇和他们的孩子因为谋职不易，搬了许多次家。最后搬来加纳利群岛时，我的丈夫荷西已经过世七个月了。无形中，巴洛玛和夏依米成了亲密的家人，逢年过节总是一起度过。那时候，沙漠老友大半凋零，他们和我都是酷爱那片土地的人，相处起来，总有一份乡愁和伤感可以了解。而，离开沙漠之后的几年，好似每一个人的日子都加倍艰难。夏依米一直没有持续的工作都好些年了。他们的日子十分拮据。

　　等到我在一九八二年由台湾回到加纳利岛家中去时，邻居们一个一个奔来告诉我，说巴洛玛病重，眼睛瞎了，双腿麻痹。夏依米匆匆跑来拜托邻居转告我，他们无法再付房租，带着两个男孩子搬回西班牙本土，巴洛玛母亲有些祖产的小村落去居住了。而我们，平日是不通信的。

　　知道巴洛玛的情况之后，我提早离开岛上，飞去了马德里。赶去巴洛玛父母亲在城郊的花园房子，却发现那儿变成了土地，正在建公寓。

　　在出于实在找不到人的焦念心态下，发出了那封没有地址的电报。

　　第二日清晨，夏依米的长途电话就来了。他说次日一早开车来马德里接我，一同去乡下住几天。本来，那个叫做德尔·席的故乡，是巴洛玛每年孩子放暑假必回去度夏的一片梦土，照片里早已看过许多次，只是没有跟去过。这一回，想不到是在这种情形和心境下去的。

　　中午的时候我在旅社的大街上站着，跟认识多年的老门房说，车子一来接，就得赶快帮忙放箱子。那个小旅社在热闹的大街上，是绝对不可以停车的，一停警察立即会来罚。

　　算算车程，如果夏依米清晨六时由故乡开出来，中午一点左右便可以抵达马德里。我住的是老地方，朋友们都晓得的。

　　站到下午一点半，夏依米胖大的身影才一出现，我就跑去搬行李，匆匆忙忙将东西塞进后车厢，跟老门房拥抱了一下，就跳上车去了。以为来接的只是他一个人，进了前座，才发觉巴洛玛半躺在后车厢。那部老破车子体型大，我从前座赶快爬过手排档的空隙，挤到前面去。

　　那么热的天气里，巴洛玛却包着毛毯，用大枕头垫着。我上去亲亲她的面颊，拉起她的双手，将它们放在我的脸上，轻轻的问：“亲爱的，看得清楚我吗？”说时湿了眼睛，可是声音是安静的。她不说话，只是笑了笑，剪得乱七八糟的短发梳也没梳，如同枯黄了的麦梗。想到当年我们在沙漠时一起用旧布做针线时的情形，我的心里升起一片沧桑。“带我出城去，快点，四周太闹了”。巴洛玛说。我在一个比较不挤的街角下车，买了一大口袋饮料、乳酪、火腿和面包，又上了车。夏依米说一路开车去乡下，七八小时的路，晚上十点可以到家了。巴洛玛一直拉住我的手，削瘦的面容使她苍老了许多。吃了一口三明治，说没有胃口，叫我接去吃，不一会，沉沉睡去了。

　　我趴在后座，轻声和开车的夏依米说话。“怎么才离开你们不过五个月，病成这样了？”夏依米叹了口气，说：“查不出来，身体上完全健康。焦虑太久搞出来的，你知道，失业都快两年了。”我深知巴洛玛的性格，在沙漠时好好的人都在随时神经紧张的等待一切灾祸——她想象出来的。这两年靠社会福利金过日子，天天迎接一个找事无着而回家的丈夫，必然承担不下。

　　“怎么发生的？”我悄声问。

　　“福利金停了，积蓄眼看快要贴光，她天天在家发脾气。有天打了孩子，自责很深，到下午说一只眼睛看不清楚。过了几天，我又没找到事，回到家看见她在地上爬，问她怎么了，说腿没有知觉，眼睛完全看不见了。将她送到医院去，从此就不肯讲话，也不吃，也不问孩子，拖了一个月完全查不出毛病来，实在撑不下去，就下决心搬回故乡来。”“有没有再找事？”我问。

　　“也是在找，她要人照顾，孩子的饭我得煮，得去城里找，村里没有事情好做。”说着夏依米突然泪如雨下。我快快回头看了巴洛玛一眼，抽了一张化妆纸递上去，夏依米很大声的擤鼻涕，吵醒了巴洛玛。

　　“我们在哪里了？”她问，看看窗外烈日下一片枯干的大平原和不断出现的古堡，跟她说，还在加斯底亚行政区里面开呢。加斯底亚的意思，就是古堡。

　　巴洛玛要起来，我用身体斜过去给她靠着。她说要看古堡。“你看！亲爱的，你的眼睛没有瞎，是心理上给关闭住了，乖！你靠住我，试一试，去看。”我摸摸巴洛玛的头发，在她耳边说。“看不见。”说完这话又要躺下，我用枕头垫着膝盖，给她枕着。“你住多久？”巴洛玛突然张开眼问我。“高兴我住？”

　　我问。她点点头，将脸侧过一边去，慢慢流下了眼泪。“我来，给你剪头发，洗小孩，煮中国菜，然后说话，讲我们的沙漠，还有台湾……。”我替她擦眼泪，又轻轻的说。

　　“那你住多久呢？家里房间好多。”巴洛玛问。

　　不敢讲台湾学校就得开课，要赶回去。也根本没讲决定回台教书的事。我说住一阵再讲。

　　我们由马德里往西班牙西北部开。在我的观点里，阿斯都里亚的山区是人间少有的一片美土。大学时代复活节春假时，开车去过。也是在这一个山区里，看过一次成群飞跃的野马，在长满着百合的原野上奔跑。那一幅刻骨铭心的美，看了剧疼，只想就在那一刻死去。再也无法忘怀的地方，今生这才是第二次回去。

　　“这一回，可以看到强尼，还有那个神父了！”我说。强尼是一个白痴，在村里面做泥土帮工。神父是神父，村落教堂的。这两个人，是巴洛玛多年来一再讲起的故乡人。巴洛玛讨厌村里其他的人，说他们自私、小气、爱管闲事又愚昧保守和长舌，她不跟他们来往。只这两个人，白痴心好，神父谈得来，是巴洛玛所挚爱的。她最恨村里的寡妇，说她们是巫婆变的，一生穿着黑色衣服还不够，总是包着黑头巾，老在窗口阴沉沉的偷看别人，而寡妇又偏偏好多个。

　　其实，巴洛玛的父母家原是好的，父亲是空军少将，母亲是一个画家。巴洛玛也学画，师范毕业了出来教小学生的书，十九岁那年认识了孤儿夏依米——在马德里的一个教堂聚会里，没多久就嫁了。夏依米没有一计之长，做的是行政工作，婚后连着生了两个孩子，日子一向艰难。直到去沙漠做了总务方面的事情，才算安定了几年。这一回，贫病交集，出于不得已，才回到父母度夏的故居来——那个一到冬天就要被雪封去通路的小村。

　　说起白痴强尼和神父，巴洛玛噗一下笑了。说强尼分不清时间，必然整天呆站在村子口的泥巴路上等我去。强尼不是西班牙名，是有一天白痴看见电视里有一个美国兵叫这个名字，他就硬要别人也叫他强尼，如果再叫他“璜”这个本名，就在村里拿了砖头追着人打。

　　讲起村里的事，巴洛玛话多了些。我说那些寡妇们怎么啦？巴洛玛哈哈笑起来，接着突然指着我身上披的一个花绸西班牙披肩说：“你穿这种颜色的东西，她们马上骂你。不要跟她们讲你的事，不要理她们——。”

　　她不自觉，夏依米和我吓得跳起来——巴洛玛什么时候看得见我的颜色了？！她根本没有瞎，她是要瞎就瞎，要不瞎就不瞎的。视神经绝对没有毛病，是心理上的巨大压力造成的自闭。夏依米两年多的失业将她搞出来的。

　　“你看见我了？看见了？”我用力去掐巴洛玛的肩，拚命摇她。

　　“啊，啊——”她不承认也不否认，歇斯底里的用手来推我，然后一趴下来，又不说话了。

　　“妈妈爸爸呢？”我又趴上去跟夏依米讲悄悄话。“爸爸在马德里心脏开刀，不要告诉她。”当然是认识巴洛玛全家人的，她的母亲是一个慈爱又有风韵的女人，巴洛玛不及妈妈，每天乱七八糟的也不打扮自己，可是她的家仍是极美的，她爱打扮家庭和做蛋糕。我的结婚蛋糕当年就是巴洛玛做的。因为太敏感，不会出来做职业妇女，人也心气高傲，看不顺眼的人，一句话都不讲，看顺的，就把心也给了人。

　　天暗了，原野上的星空亮成那个样子，一颗一颗垂在车窗外，辽阔的荒夜和天空，又使我的心产生那熟悉的疼痛。对于西班牙这片土地的狂爱，已经十七年了，怎么也没有一秒钟厌倦过它？这样的事情，一直没有答案。

　　气温开始变了，一过“加斯底亚”，那夏日的炎热便也退去，初秋的微凉，由敞开的窗口吹进来。

　　巴洛玛好似睡去。夏依米又要我做了第七个厚三明治。他已经很胖很胖了，也不高，都九十六公斤了，还拚命吃。那种吃法，使人觉得他是个自暴自弃的家伙，很不快乐的胖子。将吃，当成了一种生命欠缺的唯一慰藉。

　　经过了拍电报上写的小城“邦费拉达”，看见火车站边堆着煤山，相当闭塞的一种冷静，罩着没有一切活动的城市。

　　民风保守又沉闷，是我的印象。夏依米每天就开车来这里找事，而事情不可能太多的。这个城的经济，可能是守成多于开发，一看就猜到了。城内餐馆不多，表示人们不大出来花钱。倒是药房，看见好几家。

　　穿过了城，我们弯进了一条柏油公路，小的，两旁全是大松林。车子开始爬山，山下小城的灯火，暗暗淡淡。山区里，东一盏西一盏灯，距离得那么远，使人觉着夜的寂寞和安详。可是毕竟是寂寞多了太多。

　　又开了四十多分钟，来到一个小桥边，车子向左一转，柏油路面结束了，真正的泥巴路加上大石头，颠醒了又不说话的巴洛玛。她坐起来，靠在我的身上，用手摸索，摸她的毛线披肩。她用摸的。

　　“教堂到了。”巴洛玛说。“你看到？”“不，我知道。从小在这里度夏天，我知道。”黑暗中，黄泥巴的老教堂没有一丝灯火，坟地就在教堂旁边，十字架成排成排的竖着，不知名的大树哗哗的在风里乱摇。车灯照过的一幢又一幢老破房子全很大，上面住人，下面住牛马，那股味道，并不讨厌，很农村味。

　　孩子和白痴，就站在路边一个交叉口等着。看见那两个长高了的身影，我的心又痛起来。当年小的那个费南度，我们叫他“南”，总在沙漠里骑在我先生荷西的肩上，那时他才二岁多。而今，一个高高瘦瘦的长发大眼少年在车灯下静静的站着。也不迎上来。

　　“南——。”我向他叫了起来，他抿抿嘴，不动。倒是那个微胖的哥哥叫西撒的，喜出望外似的一脸傻笑冲向车子。

　　我要下车，夏依米也不停，说家还要得开山路上去。我说孩子呢？叫他们上车，还有强尼。说时，那等的三个根本不走山路，斜斜的向树林里爬，抄近路跑了。

　　这是巴洛玛乡村的家，白白的竹篱笆后面，是一个大院子，三幢有着厚木窗的尖顶小房子，建在院子的坡上。院内野花遍地。一盏小灯亮着，恰好射在一树结实累累的苹果树上。

　　我下车，动了一下僵硬的脚，白痴不上来打招呼，抢着行李就走，也不敢看我。夏依米下了车，将巴洛玛抱起来，用毯子盖好，送进了一幢小房子的客厅。

　　是夏天，可是山区凉，白痴拿个大锯子进来，又没锯什么，对着壁炉挥了挥，这才出去抱了一堆柴进来。“巴洛玛，我们煮好了一锅马铃薯给ＥＣＨＯ吃。”大的那个西撒奔到厨房去。这家人，只叫爸爸，不叫妈妈的——除非是在生气。孩子一向叫巴洛玛的名字，叫得那么自然又亲爱。

　　两个孩子脸上都是泥巴，衣服也脏，倒是那个家，火炉一点上，四周的艺术风味——巴洛玛的风格，全显出来了。“我来弄。”我快速进了厨房。开始煎蛋。南没有说什么，在身后围上来一条围裙。我忍不住转过身去，抱住了他。“乖不乖？”我说。他深深的看了我一眼，那双眼睛里，有一份比年龄长了太多的痛。我亲亲他，拍了南一下屁股，催他开饭去了。

　　三幢小屋，巴洛玛说另外两小幢也是空的，随我住。我挑了孩子们的阁楼。南和西撒挤一个床，另外一个床分给我。我们仍然住同一幢。那天太累了，碗也没有洗，就上床了。夜很静，风吹过山冈，带来呜咽的调子。院子里不时有声音，砰一下砰一下的发出声响。我问孩子，那是什么，他们说是苹果在掉。

　　黑暗中，西撒问我：“荷西的鬼来不来看你？”我说来的，偶尔来。我问西撒：“妈妈怎么了？”西撒说：“我们快要没饭吃了，爸爸有一天说银行还有六万多块（台币两万块左右）。巴洛玛马上出去找事，去推销花被单，去了一天回来，没有卖掉一块。后来，她慢慢病了，瞎了，也不会走路，我们就搬回来这里了。”

　　夜，阿斯都里亚的夏夜，有若深秋似的凉。我起床给孩子掖好毯子，叫他们睡了。阁楼上的斜窗看出去，山峦连绵成一道道清楚的棱线，在深蓝色的穹苍下，也悄然睡去。

　　苹果树下的小桌子边坐着南和西撒，南耐心又友善的在考哥哥：“那么，安达露西亚行政区又包括哪几省呢？”西撒乱七八糟的给答，连北部的省也搞到南部去了。

　　我从厨房的窗口望出去，淡淡阳光透过树梢，金钱斑似的光影落在两兄弟的脸上。西撒已经留级过一年，跟南同班了，今年又是四科不及格。山区的小学不在附近，要走一个多钟头的路才能到，眼看九月下旬要开学了，西撒的补考还不知过不过。

　　洗好了碗，我跟巴洛玛说，我们去院子里晒太阳，夏依米马上过来抱她，我向他轻轻一摇头，两人蹲下去架巴洛玛，不用抱的。巴洛玛的脚没有力，可是拖着也拖了几步。

　　“啊！巴洛玛走路了。”西撒睁大了眼睛微微张着口。

　　“我累。”巴洛玛讲完就躺下了，躺在一张长椅上。

　　家在村落的最高处，邻居用斜斜的屋顶层层节节的迤逦到小坡下。天那么高，远山的松林里冒着一串黑烟也没将天染灰。院子里烂果子掉了一地，花是野的，自己会开，老狼狗懒懒的躺着，也不理人。是老了，沙漠里抱来喂的，许多年来巴洛玛不肯弃它，带来带去的。

　　“有没有看见光？”我将巴洛玛的脸轻转一下，叫她对着太阳。“有，感觉亮。”我跪下去，拿一枝树枝看准巴洛玛脚底中枢神经反射的位置，用力给她刺下去。她没有叫痛。“南，去拣石头，比你拳头小的，要上面鼓，下面平的那种。”小孩立即跑开了，一会儿抱了一小堆回来。“你把我做什么？！”巴洛玛问。“撑你站起来。”我把石头放在地上，弯身抱她，小孩也来帮忙，撑住巴洛玛叫她站在石头上。才一上去，她就喊起痛来。“我看不见的！ＥＣＨＯ，为什么弄痛我？放我去躺呀！我看不见——”“西撒，去压巴洛玛的肩。”这一下，她狂叫起来，两手向空中抓。就在那个时候，年轻的神父推开院子进来了。

　　“贝尼！来帮忙！”我向他喊过去，也没介绍自己。我们当然知道谁是谁了。巴洛玛痛出了冷汗，我不忍心，扶她躺下，叫神父用树枝压她中枢神经反射的地方。那时夏依米从坡下上来了，抱着一手臂的硬长面包。“好，你做。”贝尼就让给夏依米了。我们都已经知道在做什么了，台东吴若石神父的治疗法其实去年就彼此讲过了。巴洛玛在寂静的院子里哀叫。

　　我和贝尼对看了一眼，笑笑，我向屋后的大树林偏一下头，说：“我们去散步？有话问你。”我们走了，听见巴洛玛在跟南说：“你跟在他们后面远一点，一有村子里的人走进树林，就吹口哨，叫神父跟ＥＣＨＯ分开走，去——”贝尼气狠狠的说：“这些死保守党的活寡妇，连巴洛玛跟我多讲话，村里人都会乱猜——”我笑了，踩着叶子往森林里去。

　　“他们怎么生活？”我问贝尼，开门见山的。

　　“房子不要钱，你也知道。牛奶嘛，我父亲每天会留一桶给孩子，蔬菜有人拿去的。他们买面包，还有鸡蛋，不吃肉，孩子念书不用钱——水电要付，两个月收一次，唉——。”贝尼叹了口气，掏出一支烟来。“你知道，我要回台湾了，巴洛玛只有请你多照顾了，很对不起——”我很挂心，放不下这家人。

　　走出了林子，另一个山谷出现了，那一幅一幅田野，如同各色的棋盘，梦一样在眼前展开。贝尼跳起来，往栗子树上拉，我们剥掉青栗子的芒刺，就生吃起来。第一次才见面的，却十分自然而友爱。

　　“村里一共几个人？”我说。“三十几家，五十多个吧！年轻人都走了，田产不值钱，活不下去。”“望弥撒的多不多？”“星期天早晨全会来。你知道巴洛玛和夏依米最恨教堂，说是虚伪。她不来的，小孩也不来，可是她又是有信仰的。”“虚伪吗？”我反问。“村里人的确虚伪，上教堂来坐着打瞌睡，讲邻居坏话，这是一种习惯，不是信仰。”“你到底在这个死气沉沉的村里做什么？”贝尼笑了笑，说：“做神父啊！”那副神情，十分淡漠。他是因为家贫，自小送去小修院的，是母亲硬送进去的，就成了这一生。“可以再多做一点事？”我说。他笑笑，说：“人们不大需要我，临死的时候，才想起来要一个神父，平日要的是面包。这东西，我自己也要，一份薪水养爸爸、妈妈还有三个弟妹，你说我们在吃什么？”我不说话。贝尼又说：“有几个月，我去城里做兼差，主教知道了，说要对教区专心些，后来只有不去上工，才不讲了。”我知道，贝尼一个月所得的神父薪水不多，巴洛玛告诉我的。他也养家。村里没有人给教堂奉献的。

　　附近有牛铃的声音，南的口哨是把手指放在口里吹的那种，尖锐而急切的传过来。贝尼一低头，匆匆走了。中午吃过马铃薯饼，我说要进城去买东西。巴洛玛要跟，夏依米脸上很快乐，傻子似的。巴洛玛被我们架上车，她自己走的，很吃力的走，神经质的笑个不停。

　　那天进城有如提早过圣诞节。火腿、香肠、腊肉、乳酪、蛋、冰淇淋，还有糖、油、酱、醋、咖啡、茶、面粉、毛衣一大车装回来……。大家都开心得不得了。晚上开了一桶酒，强尼喝醉了，拿起西班牙北部的风笛叭叭叭的吹个不停。“我们去教堂玩，我们去坟场看鬼火，走嘛走嘛——”巴洛玛叫起来，我们拿毯子把她包扎好，抱着，开车往坡下冲，一路叫下去，村里早睡的寡妇一定吓死了。

　　“小时候，我们四个姐妹就坐在这一条条板凳上打瞌睡，有一回板凳突然垮了，我跌得四脚朝天，妈妈立即上来打，口里念着圣母马利亚、耶稣基督、天啊！巴洛玛，你的内裤给人看见了啦呀——”巴洛玛在教堂里大笑个不停。幽暗的教堂只有一盏油灯点在圣母面前。我跪下去，急急的祷告，很急，因为白痴在拉人的辫子，不给安静。一直向圣母喊——继续叫巴洛玛看得见，她又看见了，天呀！不要叫她再关闭自己了。行行好，给夏依米一个事情做吧。

　　贝尼看见我们吵闹，也没说圣母马利亚会生气，一直要锁门赶我们出去，说吵醒了村里的母亲，会责骂他的。于是我们抱起巴洛玛去了墓地。

　　墓地是全暗的，那些大树给风刮着，叶子乱响。巴洛玛就说：“你看，墙上有一片磷火，是坟场里的泥巴砌的墙，我的祖宗统统躺在里面，有没有蓝火？有没有？”我专心去看，什么也没有，可是那风的声音太怕人了。就在这时候，白痴手上拿的风笛叭一下又响了，我们哇的叫起来往车里跑，丢下了巴洛玛。她抱住教堂走廊上的柱子，喊救命。

　　家里的必须用品又去城里买了一满车，都是可以储存的食物。那几日，大家的心情好似都放松了。巴洛玛也不要人抱，每天撑扶在火炉边压她的中枢神经。孩子们睡下时，我们在深夜里起火，围着壁炉说话，神父和白痴还有老狗，照例是在的。问巴洛玛眼睛怎么了，她说看得见人影和光。那一阵，她有时很疯狂的笑闹，有时闷闷的坐在门槛上用手剥豆子。

　　“这么破费，总是叫我于心不安的。”她说。

　　“万一老了，还不是来跟你住，别讲啦！”我给骂一句过去。

　　说到这里巴洛玛突然喊了一声：“这种无望的日子，要到哪一天？冬天大雪封路，孩子不能上学几天，他们的教育——。”说着说着，扑到膝盖上去，豆子撒了满地。而天气的确已经凉透了，暑假也快过去。

　　只要那天巴洛玛哭过，她就什么都看不见，也不能站起来，只是不响。上厕所也不叫人，用爬的去浴室。

　　黄昏时我出去散步，村人怀怀疑疑的看我，一些恶狗跳出来作势要咬。村人看上去很闷，都是些老人。我走过，一位包着黑头巾的老妇人从家里出来，说是巴洛玛的姨婆，硬拉我进去吃自己做的香肠，又问巴洛玛的病，然后叫我告诉巴洛玛，明天姨婆要去看她。

　　“她来做什么？把门锁上，不给她进来。”巴洛玛发怒的叫：“这种样子，谁也不给看，没有看过瞎子和失业的，是不是？是不是？”我答应她，姨婆来只我出去应付，这才不闹了。巴洛玛不肯见人，除非是她信任的。

　　我们散步，总是往村落相反的方向走。巴洛玛一手挂住我，一手撑一根拐杖，走几步就休息，一直可以走到树林后面的山冈上去看谷里的平原。她看不清，可是能看。那时候，我已在小村住了七天。

　　姨婆叫我拿几颗大青椒给巴洛玛，我收下了，又拿了另外一个老婆婆的包心菜。老婆婆怎么也弄不清我的名字，姨婆告诉她：“就是跟电视广告上冲牛奶的那种巧克力粉一个发音，叫ＥＫＯ，懂了吧！ＥＫＯ、ＥＫＯ！”

　　等我喝完了咖啡提着菜往家里去时，那个老婆婆追出来，狂喊：“喂！你，那个叫什么来的，对——啦——雀巢咖啡——再来玩呀！”

　　那个晚上，讲起这个故事，大家笑得呛出了泪，只有白痴强尼不懂，可是他看见巴洛玛笑得叫肚子痛，就欢喜得一上一下的跳。

　　许多年了，没有那么狂笑过，笑着笑着夏依米、巴洛玛和神父的表情，都很伤感，才知这三个人，在乡居生活上实在是寂寞的。村里人，不是坏人，根本不是，他们懂的东西，不在村落之外的世界。我讲美国人上了月亮，他们也是拚命笑，哪肯相信。

　　夏日已经快过去了。火烧山是第一天到村里就看见的，烧了十天，大家就看看，也不急的。

　　白天的阳光下，都穿了毛衣了，站在院子里看那股越烧越近的大火，浓烟升得很高，蔓延成十几道火了。“还不救！”我说。夏依米望着望着，说：“等一下去敲钟吧！要烧过来了。”巴洛玛一直十分泰然，她说她家没有森林了，烧也不是她的事。

　　“村里都是树——”我也不敢吓她，可是怕大火来烧屋子。

　　黄昏时分的火光在暮色里冲出来了，村庄下的一口钟这才、的敲得紧急。空气里，满天落尘飘下来，我们退到屋子里去。关上了门窗，将巴洛玛安顿好才走。

　　跑到村子口去，看见出来的男人都是老的，只夏依米和神父还算中年。夏依米的膝盖在两年前开过刀，里面有钢钉的，又胖，去了也没有什么用。看看男人肩上扛了一些铲子和锄头，觉得这些工具对待大火实在太弱了。就算去挡，只得二十几个人。

　　我呛着烟尘跑回去看巴洛玛，她一个人把睡房的门锁了躺在床上。“看见南和西撒没有？”我问她。“没有！好一会不见了！”巴洛玛开始摸她的毛线披肩，急着要挣扎下来。“我去换球鞋，你留着，我跑——。”我脱掉了靴子，叫了一声：“把门关好、当心趁火打劫。”就跑了。

　　也看见直升机在转，也看见邻近山区的人三三两两的低头往火光处跑。寒冷的夜里，找不到神父和夏依米，火，都烧到泥巴路那个小桥边来了。

　　我奔到公路上，拚命喘着，才看见原来有开山机一样的大机器在压树林，大约两百多个人用各种方法锯火巷。那些人的身边，不时落下燃烧着的小火枝。火光里，每个人都被衬成黑纸影般的一片一片晃动着。

　　“南——，西——撒——”我放开喉咙向人群里喊。烟太重了，一些人受不了呛，锯一回树就奔到路上来喘气。恨这些人的愚昧，真是火急燃眉了才来救。而孩子呢？孩子呢？

　　“南——”我又忙叫起来，不敢入火林去。

　　一个不认识的人给我一根大棍子，说：“你守路这边，有小火种飞过来，就上去打熄。”不停的有树枝着火，那些顶端的不可能够得到，路边的小火也来不及打。女人们也来了，我们在这边打大，男人深入那边火林里去了。

　　“西——撒——”我一面工作一面喊，总没有回音。火，带着一种恐怖的声音，急惶惶的吞过来。

　　“林务局是死人呀！怎么只老百姓在救！”我喊“怎么没有，十几处在一起烧，他们来不及！”

　　一面骂一面打火，等到烧得最剧烈的地方被人向相反方向也故意放了火，对烧过去，那条火巷才隔出来了。

　　夜深了，村里的女人，对着自己烧焦的树林，嚎啕大哭起来。

　　想到巴洛玛一个人在家，丢掉了棍子慢慢走回去。

　　夏依米也回来了，已经深夜两点多，孩子没有到家。“如果孩子出事，我也不活了。”巴洛玛也不哭，就这么一句。说时两张乌黑的脸就那么进门来了。我走上去，捉过来就打，头上身上给乱打，打完这个追来那个又打。孩子也不抵抗，抱住头蹲着。

　　那个晚上，怕余火再燃，大家都不敢睡沉。阁楼上的南，悄悄问我：“ＥＣＨＯ，你什么时候走？”我说过几天。他又说：“如果巴洛玛死了，你来不来带我和西撒一起去台湾？”我跑过去，将他连毯子一起抱在怀里，下巴顶住他的头，不说什么。旁边睡着了的西撒，身上一股重重的烟味。

　　“接是快乐的，送人没有意思，我坐火车走。”我说。

　　巴洛玛不讲话，那天她一直没有讲话，把一条沙漠毯子摸出来，要我带走。又写了生辰八字，说平日不通信，这回到中国，一定要给算个命用西班牙文写来。

　　讲好大家都睡，清晨只我和夏依米去小城的车站赶火车去马德里。然后我飞瑞士，回台湾了。

　　那个晚上，其实没睡。将孩子的衣服、裤子都修补了一下，给厨房悄悄打扫干净，浴室也轻轻擦了一遍。回房数了一下旅行支票，除了留下一百美金，其余的都签好字放入一个信封里合上了。

　　这些，南都看我在灯下做，他很专注的盯住我看。我们不说话。

　　清晨六点二十的火车，出门时孩子都在睡。夏依米提了箱子装上车，巴洛玛用爬的爬到院子里来。我跑过去扶起她，摸摸她的脸，说：“亲爱的，不要愁，安心等，上天不会叫人饿死的。”她点点头，在轻微的发抖，身上一件单睡袍。我亲亲她，问她看得见早晨的山林吗，她说看不见。“我走了。”我轻声说。她挥手叫我去，一只手将身体挂在篱笆上。

　　我再看了她一眼，晨雾里，巴洛玛的眼睛张着，没有表情，好似在看着一片空茫的未来。

　　车门砰一下关了起来，我们开出小路，还看见巴洛玛呆挂在那个门边上，动也没动。

　　强尼守在自家门口，也只得一个寡母和他相依为命，强尼看见车经过，就去躺在路上。我下去拖他，他死也不肯起来。他的母亲，包着永远也不解下来的黑头巾，出来拉儿子，白痴、疯子的骂，也打得惊天动地。我们的车就这样跑了。

　　桥头边等着的是贝尼，我下车，笑着向他跑去，四周除了夏依米没有别人。我们很自然的亲吻了一下彼此的面颊，我对他说：“好兄弟，我走了。”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圣像牌来送给我，说得很轻，说：“唉！亲爱的妹妹，哪年再来啊？”不知哪年再来了，拍他一下，说：“走了！做个好牧人呀！”在小城几乎无人的月台上，夏依米跟我踱来踱去的散步。他反反复复的讲，希望过不久能有一个差事做，我啊啊的应着。天那么凉，铁轨看上去冰冷的。这不过是一个夏季的结束，到了冬天，这里会是什么样子？

　　车来了，我将行李放上去。跳下来，跟夏依米紧紧的抱了一下，把那个前晚预备好的支票信封顺手塞进他的口袋。他要推，看我眼睛一湿，就没再讲什么，他的眼眶，也慢慢绕上了一圈淡红。

　　“谢谢！”我说。他追了几步，火车开了，我扑在车窗上向他挥手，直到那个胖胖的身影淡成了一片落叶。

　　上面过的是一九八二年的夏天。一九八三年又去了西班牙。巴洛玛的家人，在马德里的，没人接电话，打了数十次，电信局说那已是空号了。发电报也没有回音。一九八四年我在美国，写信去小村庄，回信的是夏依米，信中欣喜若狂，说在小城的一个旅馆终于找到了柜台的工作，是夜班，收入可以维持生活，不必再汇钱去。留下了旅馆的电话号码，叫我打去。

　　立即拨了长途电话，那边接话的是一位小姐，问起夏依米，她叫了起来，喊着：“你一定是他的好朋友ＥＣＨＯ，夏依米天天在挂念你。”我问：“那他人呢？为什么没有上班？”她说：“哎！很可怜的，旅馆生意不好，前三天把他裁员裁掉了。

　　巴洛玛又突然发病，送去医院，说是昨天送去了马德里——”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