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义和团事起，八国联军进攻大沽口，停泊在大沽口的“海龙”“海犀”“海青”“海华”四舰，不去援助清军，反而想置之事外，未及成行，就被联军轻易夺取。当时，叶祖珪所乘“海容”舰也与联军一同熄火抛锚，放弃作战。

原编者：1905年，叶祖珪的去世，只是当年经历甲午之耻的清朝海军衰败凋零的一个象征而已。而不久，带着一份痛定思痛的海洋蓝图，由一群败军之将领衔的破败舰队，在晚清的余晖中，开始了重回蓝海的缓缓启航。

1905年夏天，长江下游溽热难耐，时任南北洋海军统领兼广东水师提督的叶祖珪，从南京沿江而下巡视炮台及水雷营地时积劳中暑，又染上了伤寒，不久死在上海军营之中，享年53岁。该年1月，是清廷首次决定统一南北洋海军，而他作为第一任统领在任还未到半年时间。

这位当时大清海军最高长官的突然去世，令朝野上下一片愕然。后来，叶祖珪灵柩移归故里时，朝廷诰授其“振威将军”谥号，祭悼仪式上从福州达明路叶氏故居到西门外，十里长街，素幔蔽天，“有越千里来送葬者”“将吏皆哭失声”。这位海军将领的去世，也只是当年极盛时期的清朝海军衰败凋零的一个象征而已。

那个时候，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刘坤一、丁日昌，这些近代海军事业的奠基者，都已或早或迟地撒手西去；而最早的，也是鼎盛时代的那批优秀将领们，因为甲午战败受罪裁撤，也都一度四散飘零。重新复出的叶祖珪，刚刚肩负重任不久，便又染病身亡，在大清海军最需自我拯救的时刻，那希望之光却显得那么微弱黯淡。

如果说，将星陨落所带来的悲伤还在其次的话，那么更为刺痛人心的，则是甲午之后的那段时期内整个海军透出的一片沉沦的景象。

沉沦

甲午之前，经过三十年洋务的积淀，清朝海军的规模，一度达到亚洲第一、世界第四（王双印《甲午战后中国海军近代化建设述论》），然而，中日海战中，大清海军的精华——北洋舰队，几乎一夜之间就灰飞烟灭，而此后，清朝整个海军的境况也长久地陷入了一蹶不振的时期。

威海战败后，一度声势皇皇的北洋水师就仅存“康济”一艘练习舰而已，朝中清议者纷纷以惨败来弹劾、斥责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怯战畏敌、误国卖国。舆论压力下，清政府不仅将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及海军内外学堂全部停撤，而且其后将北洋海军的武职实缺，自提督以下至外委计315名，也概行裁撤，士兵被一律遣返。

无论如何，那都是大清海军最早培养出的一批现代海官人才，他们或战亡或自杀殉国，幸存者中，叶祖珪待罪天津。多数史料里，邱宝仁、林国祥不知所向。萨镇冰回到原籍福州，当时他父母已逝，萨夫人陈氏不久后也去世，37岁的萨镇冰从此孑然一人。史料记载萨镇冰为官清廉，不蓄私产，此时竟囊空如洗，处境悲惨，连两个子女也无法抚养，只能在城内应缙绅之聘，教授各子弟西学，以维持家计。

海军的萧条不仅是北洋，在福建，曾被誉为中国近代军舰制造“开山之祖”“海军人才摇篮”的福州船政局也经历着同样的衰败。1896年以后的大约十年里，福州船政局人事更替便异常频繁，由裕禄至松寿，前后凡历11任，情况也每况愈下。资料统计，1896至1907年，12年间，海关累欠船政经费达460万两之巨，船政仅造船只5艘，平均两年还不能造一艘。此后数年，都是闽浙总督兼理船政，船厂不再造船，只靠修理船只所得来维持船政局的费用，毫无建树可言。在人才培养方面，也出现了难以为继的局面，所派出洋留学人数与前期相比大为缩水。

1897年，福州船政局选派施恩孚等六人往法国学习制造，此时为了节省开支，对留学生的监督制度也有变更，洋监督被取消了，仅设华监督一人。这批学生原本定期六年，可到1900年，使法大臣便以无款垫付留学生费用为由，要求将其撤回，福州船政局只得决定学生学满三年中止，回国后就厂学习，就这样，大清最后一批海军留学生的学业也半途而废了。

几乎没受到过较大战事创击的南洋水师，此时的状况也同样是令人担忧。1903年春天，暂时署理两江总督的张之洞参观南洋水师“寰泰”号的一次毕业演习，记道：“令其演放大炮，手法生疏，草率拉火，不响遂不再拉火，空手作一拉之势而已；令其装配药弹演试炮准，则管带甚有难色，据云，数年来罕有装药实放。十分可骇……索阅出洋海图，则三年内仅寥寥数纸。”至于体操技能，同样草率，军装仪容，多有不整，以至于“随同在船观看者无不哗笑”。而问及出海经历时，三年之中仅到过朝鲜一次，至于“中国所辖海面之琼州、钦州、及日本、西贡最近之海洋亦不能到”。张之洞毫不客气地说：“似此各项功课实际毫无，不知该学生等所练何事，所毕何业。……虚糜经费，旷废岁月，贻误水师人才，实堪痛恨。”

而如此糟糕的情况，又岂止仅为“寰泰”一舰的个例，可以说，它代表的乃是当时几乎整个海军内部积弊日深、制度败坏的真实现状。

船舰粗劣，制度混乱，人浮于事，大清海军所残存最后的一点力量，也正在被这些弊病所慢慢蚕食。而尤为寒心的是，甲午惨败之后，朝中大臣对整治海军的热情突然冷淡了。1895年9月，两江总督刘坤一，这位之前海军的积极缔造者之一，在谈到海军时，也变得谨慎起来。他说海军刚覆灭，一时巨款难筹，将才尤其难得，目前不必遽复海军名目，不必遽办铁甲舰，暂就各海口修理炮台，添造木壳兵轮，或购置巡洋舰、鱼雷艇以资预防，并派水师学堂子弟出国游历，总期先有人后有船，俟款项充盈，不难从容购办。

刘坤一本是朝内最熟悉海军建设的人物，也视海军如鸡肋一般。对日巨额赔款，使清政府的财政近于崩溃，难以再拨款重兴海军，固是事实，但惨败所带来的重重阴影，却是整个大清那点征服海洋的自信心也瓦解了。

最不光彩的，那支劫后余生的海军也阵前怯战起来。1900年，义和团事起，八国联军进攻大沽口，停泊在大沽口的“海龙”“海犀”“海青”“海华”四舰，不去援助清军，反而想置之事外，未及成行，就被联军轻易夺取。当时，叶祖珪所乘“海容”舰也与联军一同熄火抛锚，放弃作战。

海军如此的表现更加削弱了人们对于这支军队的敬意。一年之后，庚子谈判时，一位议和大臣竟建议，“将‘天’‘圻’‘容’‘筹’‘琛’五舰退还英、德两国，表示中国无对外备战态度。”这种对于中国海军、海防简直自暴自弃的念头，也足见一部分人之于当日海军的心态。

瓜分狂潮

当战败的耻辱，自身的败坏，令奄奄一息的大清海军深陷低谷，而又遭受冷眼的时候，此时的西方列强对于海军的重视，与中国形成了天壤之别。

19世纪末，漫长的征服海洋的经验，使西方人对于海洋的理解有了更理论系统的陈述，这其中最具代表的便是马汉的“海权论”。

美国海军上校马汉在1890年出版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一书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海权的概念。他认为，商船队、贸易是海上军事力量的基础；海上力量决定国家力量，谁能有效控制海洋，谁就能成为世界强国；要控制海洋，就要有强大的海军和足够的海军基地，以确保对世界重要战略海道的控制。

这种在海洋上极具主动性、攻击性的姿态，这种在认识海洋上更为理性明晰的表达，极大地迎和了此时正从事于海外扩张、远洋贸易的殖民主义强国的需要，因而马汉的“海权论”一提出便在西方备受推崇，简直成了西方列强在行动上的指南。

在德国，1897年12月15日，基尔军港附近，德皇威廉二世在为亨利亲王出征送行的晚宴上发表了轰动世界的“铁拳”演说，这次演说几乎就是马汉“海权论”的翻版。他慷慨激昂地说道：“在我德意志军旗保护下的我德意志的贸易，我德意志的商人以及我德意志的船舶，要享有与其他列强在这方面的同等权利，并受到保护。德意志的贸易因有能受到德意志国权的安全保障的自觉，才能发展起来。国权即是海上权，海上权与国权犹如车之双轮、鸟之双翼，两两相辅而促进国运之发展。若却其一，则不能期望国家强盛……”

此时的基尔军港内，德国第二舰队正整装待发，这支舰队包括了一级装甲巡洋舰“德意志”号（7320吨）、二级巡洋舰“格希翁”号（4200吨）、“开泽林·奥古斯塔”号（6065吨）3艘，而他们的目的地将是遥远的中国。一年多来，德国在中国谋求海军基地的愿望一直毫无进展，而最近德国两名传教士又在山东被杀，这使得威廉二世看到了期待已久的机会，于是他决定立即动手，派亨利亲王率舰队去征服胶州。威廉二世在演讲中说：“朕选派帝国舰队去中国设防，不外是为遇有要求保护时，能进行勇猛的进击。无论何人、若有欲试牵累或妨碍我正当权利者，卿即应挥举‘武装的铁拳’征讨之！”

就这样一支兵精械利的德国舰队正朝着中国海岸袭来，而此时的清朝，海军依然处在甲午惨败后的低潮，甚至整个朝廷也在惨败后成了惊弓之鸟。军机处向山东巡抚李秉衡致电说：“敌情虽横，朝廷决不动兵，此时办法，总以杜后患为主，若轻言兵端，必致震动海疆，贻误大局，试问将来如何收拾耶？”

德国以军舰实现了他们的愿望，1898年3月6日，清朝与德国签署《中德胶澳租借条约》，规定中国将胶州湾及南北两岸租与德国，租期99年。

几乎与此同时，其他列强也纷纷效仿，中国沿海主要的军事基地被迅速瓜分。1898年3月28日，中俄两国签订《中俄旅大租借条约》，清朝将旅顺口、大连湾暨附近水面租与俄国，租期25年。同年7月，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了《中英订租威海卫专条》，将刘公岛、威海卫湾中的群岛及威海全湾沿岸10英里的地方，租给英国。1899年，法国也强迫清政府将广州湾租给法国作为停船趸煤之所，租期99年。日本则将福建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1899年初，意大利也向清政府提出索借浙江三门湾的要求，令世人为之一惊。

虽然对于相对弱小的意大利，清朝政府尚能强硬一些，但对其他列强，大清的海军已无可奈何了。甲午战后，面对着残破的海防格局，清廷曾尚有收拾之意，但往往囿于或经费、人才、或政局变动的原因，一直未有大的动作来重整海军。十余年里，已无力自造军舰的清朝，尽管也向英、德、日三国订购了29艘舰艇，但大都为小型浅水军艇而已。而为了节省经费，许多原有的巡洋舰被改成运输船、练习舰，有些则酌减船员人数开支费用等，那个时侯，大清的军舰，多数仅维持在勉敷巡操的状态而已，海防几同虚设。

19世纪末，当列强将中国沿海的重要军事港口业已瓜分殆尽时，中国海军甚至找不到一个停泊的基地了。整个中国深切地意识到了事态的危险。

重整海军

1904年，原李鸿章幕僚、“马关议和”后悲愤难抑而“自请开缺”的周馥署理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这年深秋，他来到南洋舰队考察，军中积习已久的弊端，再度触动这位老人沉抑的心情。他看到兵船腐朽，管驾各官“亦多不谙方略”。他深感，如此地步，“亟应分别裁留，认真整理”“非重定章程，不能革除旧习，非专派大员督率，不能造就将才。”

考察归来，周馥的思索已不仅限于南洋海军一支，而是当时大清整个海军的命运。在此后的三个月里，他将自己的想法与北洋大臣袁世凯反复来电商议对策，并在次年1月8日，向朝廷提出将南北洋水军合并的建议。

他说：“各国水师、陆军、无不号令整齐，联合一气。虽有分合聚散，绝无不可归一将统率之理，亦无两军不能合队之事。”周馥并举荐由叶祖珪统领南北洋水师及广东水师，“凡选派驾驶、管轮各官，修复练船，操练学生、水勇，皆归其一手调度，南北洋兵舰官弁，均准互相调用。”这一主张形成了南北洋合并的局面，从而改变了过去分战区建设近代海军的传统方针，在当时的情况下，更有利于有效集中海军的力量，从此，拉开了清末重整海军的序幕。

叶祖珪上任不久便不幸染病身亡，1905年5月16日，朝廷任命萨镇冰总理南北洋海军兼广东水师提督。因萨无法赴广东履任，5月18日，便派李准署理广东水师提督。从船政学堂早期学生的能力才干来看，无论叶祖珪还是萨镇冰，都算不上最为出众的人才。但那些杰出的同学不是死于甲申、甲午之役，就是受挫于其它种种事件，历史只得将他们推到了前台。

当然，大约自两三年前开始，经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袁世凯奏保，原北洋海师“威远”管带林颖启、“定远”副管驾李鼎新、“平远”管带李和、“镇中”管带蓝建枢、“镇远”帮带大副何品璋、“广乙”管带程璧光、“经远”大副林文彬等也都陆续开复原官。这些曾因战败而获罪的海军军官，便又一同肩负起海军自救的希望。

正当这个时候，马汉的海权论，在风靡西方十余年后，也渐渐由日本传入了中国，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讨论起“海权”这个陌生的领域。国人对于海洋的观照，也渐渐以贸易、殖民、商船、海军，这些新鲜的词汇，勾勒出新的思维、新的视野。而这样所造成的不同以往的结果便是，海军的话题不再仅仅是朝廷军政大员们的私事，而是受到了社会上更大范围地关注。

于是，在预备立宪的过程中，复兴海军便受到格外的重视。1907年6月，清廷改革官制，首次设立海军处。不久，练兵处提调、亦曾是李鸿章幕僚的姚锡光，以《拟就现有兵轮赞编江海经制舰队说贴》《拟兴海军经费五千万两作十年计划说贴》《拟兴办海军经费一万二千万两作十二年计划说贴》三个说贴，提出了新的海军发展战略。在这份规划里，姚锡光继续着一统全国水师的思路，拟将全国军舰按照巡洋和巡江的使命编成舰队，这样就打破此前各地水师分散、隔断、各自为政的局面，使得舰队使命更加明确，更有利于全盘统一协调调度。

更为可贵的是，这份海军规划中对于“海权”也有了清晰的表述。姚锡光说：“方今天下，一海权竞争剧烈之场耳。古称有海防而无海战，今寰球既达，不能长驱远海，既无能控扼近洋。”他说，此前清廷受外人劝诱多购买浅水兵舰，“使我财力潜销于无用之地”，结果在远洋无一中国兵轮，更导致处处受困，因而，此后中国要着力打造远洋军舰，以控制海权。

这年夏天，萨镇冰被召入京。姚锡光与之数次会晤，虽未得要领，但1909年初，当朝廷派肃亲王善耆领衔妥慎筹划海军事宜时，善耆正是以姚锡光的思路为蓝本，提出了清朝海军此后的发展规划。

从姚锡光为大清海军设计的发展战略中不难发现，清末海军的复兴实则包含了双重的意义，一是在武备上打造一支船坚利炮的舰队，第二，更主要则是精神上一种自我救赎，它要求海军不是再如甲午之前的被动的“守土防御”，而是要有一种主动的远洋出击、主张海权的果决与自觉。

1909年夏天，朝廷正式将南北洋舰队归为统一，而分巡洋、巡江两舰队，由萨镇冰任海军提督，程璧光统领巡洋舰队，沈寿堃统领长江舰队。与此同时，一份七年的海军规划也被制定出来。它对此后的海军建设作出了更详细清晰的步骤，而度支部决定，此后七年里，它们将为海军筹集1800万两开办费和200万两常年经费。至此，一幅雄心勃勃的海军重建蓝图便被勾勒出来了。

而就是这份痛定思痛后的海洋蓝图，和一群败军之将领衔的破败舰队，最终在晚清落幕的岁月里，开始了重回蓝海的缓缓启航。

清末筹办海军事宜七年规划

第一年，清查北洋、南洋、湖北、闽洋、粤洋旧有各式兵轮；订造南北洋应行添置之二等巡洋舰、三等巡洋舰、四等巡洋舰；查勘北洋军港、南洋军港、闽浙各洋军港、粤洋军港；妥筹扩充北洋海军学堂、南洋海军学堂、闽省海军学堂、广东海军学堂，又设江、浙、闽、鄂四省船舰学堂；改办北洋威海、南洋高昌、闽省马尾、广东黄埔各船厂。

第二年，配定各洋舰队旧有兵轮；筹办水鱼雷队新旧各艇，计划添造各洋三等巡洋舰及运送、报知、水鱼雷，灭鱼雷艇舰；决定辟筑各洋军港；成立海军船舰枪炮各学堂；筹办海军各项经费预算；查定海军征兵区域。

由第三年以至第七年，添造各洋头等战舰八只，各等巡洋舰二十余只，各种兵舰十只，水鱼雷艇第一、第二、第三各队；编定北洋舰队、南洋舰队及闽省各洋舰队；成立各洋军港及军港制造船坞，运送铁道各事；奏定海军经费全面预算，办理海军经费全数决算；实行各海军区域内征兵；奏颁成立各洋舰队旗舰号；设置海军专部，添设各洋舰队海军官缺；设置海军大学。

资料来源：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