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年来，翻阅乐史资料，发现了一桩离奇的公案。“二十五史”中的《魏书》，是后魏之后北齐人魏收撰写的。当然，《魏书》是写南北朝时期北魏并东魏西魏及其以前的那些事儿的。就算是北齐人魏收撰写的时候，无意中涉及到了他的同代，至晚也只能够是北齐的，不会出现北齐以后的。唯物主义不信神，先人不会说后人。可是，在北齐人魏收撰写的《魏书》中，却出现了“明朝那些事儿”！

《魏书·乐志》有这样一段话：先是，有陈仲儒者自江南归国，颇闲乐事。请依京房，立准以调八音。神龟二年夏，有司问状。仲儒言：前被符，问：“京房准定六十律，后虽有器存，晓知者少。至熹平末，张光等犹不能定弦之急缓声之清浊。仲儒受自何师，出何典籍而云能晓？”但仲儒在江左之日，颇爱琴，又尝览司马彪所撰《续汉书》，见京房准术，成数……仲儒以调和乐器，文饰五声，非准不妙。如若严嵩父子，心赏清浊，是则为难。若依案见尺作准，调弦缓急声清浊，可以意推耳。(见中华书局版标点本“二十五史”《魏书》2833-2835《乐志》)

这段话的大意是：依照西汉京房所制订的六十律，可以推演出精确的音阶音准和创造出丰富的音乐艺术。而像明朝奸臣严嵩世蕃父子那样卑微的小人，是不会领略到音乐真髓的——黑字白纸、清清楚楚，《魏书》写了明朝事儿！

更为有奇怪的，中国的另一部权威正史《通典》(唐朝人杜佑编撰)、中华书局标点本《通典》3647-3648《乐三》)中也有这段话。除了个别的杜佑需要讳的字之外，其它相同，也清楚地写着“如若严嵩父子，心赏清浊，是则为难”这句话。杜佑编撰的《通典》中出现了这段话，并未注明是从《魏书》而来。只是中华书局在校勘说明中，有“据《魏书·乐志》”字样，从而可以看到《通典》中这段话和《魏书》关系的蛛丝马迹。这也就是说，唐人能够骂明人！

也许有人会问：《魏书》和《通典》并没有注明“严嵩父子”就是明朝的严嵩和严世蕃，但我有如下根据：

一，既然两部权威正史都引用了“严嵩”这个人名，那么，可以肯定，“严嵩”必然是当时的一位名人。查遍《二十五史纪传人名索引》、《中国历史大辞典》以及《中国人名大辞典》等等大型工具书，在后魏和唐朝当朝及其以前，均无“严嵩”其人名。以后，也只有明朝的“严嵩”其人名。

二，就算是北齐和唐朝及其以前有“严嵩”其人而未被上述历史人名工具书列入，那么，其时“严嵩父子”同为名人者，更是不见。也就是说，和明朝的严嵩、严世蕃父子一样同为名人的几率，可以模糊为零。

三，北齐和唐朝及其以前的人，不仅“严嵩父子”和明朝的“严嵩父子”一样是父子名人，而且，前“严嵩父子”和后“严嵩父子”同样是父子反面名人，这种几率，是绝对没有的。

也就是说，如果《魏书》和《通典》所显示的“严嵩父子”不是明朝的严嵩和严世蕃，就需要越过上述的三道关口。因此说，北齐人撰写的《魏书》和唐朝人编撰的《通典》，都是前人说后人。而这些，绝对是“二十五史”上一桩离奇的公案。

我曾就此请教过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并提出这是一桩公案，他也很惊奇，但一直等到他逝世，也未见到他得出答案。真希望有人作出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