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上下到他家，老人仍用熬的老木叶茶相待。没见他利利索索吃过粮食，总是红苕、洋芋、青菜、南瓜当饭，很少吃油，锅里糊了一层厚厚的黑锅巴，用锅铲也铲不掉。有次我上南天门家访，回来饥肠辘辘，到老人家附近，闻到炒黄豆香，我暗自庆幸，不会挨饿了，老人会给我吃的。进屋就大叫：“饿死我了，好香呀！”老人正站在灶背后拿锅铲在锅里翻动，见我一来，忙拿锅盖盖上，并紧紧按住。我说：“陈伯，什么好东西呀？给我吃点，明天给您带大米来。”他说：“不是我舍不得，你吃不下去的。”说着，泪水从干瘦的脸上流下来了。揭开一看，是炒的漆树籽。这东西只黄豆粒大，黑色，外皮有一层油，炒时很香，炒熟，油也挥发完了，外层有硬壳，用磨子推细了吃，味道又苦又涩，吃后不消化，大便拉不出来，是灾荒年渡命的东西，平日喂牲口也不用。我心里不是滋味，抓了一把嚼了起来，硬得像铁子。我问老人为什么不吃粮食，他觉得这是个不值得一提、自然而然的问题：“孙子要上学，儿子要出工，粮食只这点，我是个隔天远隔地近的人，三个饿不如饿一个，亏你还是个老师，这么个账都算不来！”我沉默了，我们的农民对国家、对后人，奉献是没有一丝保留的。

 

    老人自豪的是为后人留下一片树林，是生命之所系，希望之所在。在那今天收归集体、明天还给个人、割资本主义尾巴比割韭菜还勤便的年月，他磕头，讲好话，把一二十岁的民兵叫爹，提着斧头在树前拼命，拿着火把要自焚，保留下一片林子，一方绿色。1969年发生春荒，国家虽及时调来供应粮，但杯水车薪，老人饿倒在床，孙子已一个星期没有上学，哑巴儿子为了3口人活下去，没敢与老人商量，24元钱卖了7棵最大的杉树，都是两尺多的围圆，两三丈的树身。买主来砍树的那天，老人知道了，爬下床来，拖着已生锈的斧头，摇摇晃晃地站在门口那棵大树下，背靠树身无力地叫喊：“砍吧，砍吧，先把我砍了吧！”结巴儿子跪在地上求老人让开：“爹呀，您还要活下去，您还要过好日子，您孙子更要活下去，树砍了还可以栽呀！”老人红了眼，什么人也不认。听着山林里倒树的声音，老人颤抖了，知无力挽回，斧头，从手里掉下了，人，倒下了！结巴儿子用24元钱买了50斤大米，想给老人慢慢调养。饭端到床前，被老人推开了，往嘴里喂，牙关紧闭，只孙子来跪着喂稀饭时，才喝了两口米汤，老人嘴蠕动着，含着两汪泪水，咽气了。

 

    生病期间，老人的房门都是锁着的，睡在火坑屋里，平日谁也不准进去，死后，儿子孙子才能进入老人的住房。屋内的木缸、木桶里装了不少粮食，有的已霉烂发黑结饼，有的被虫蛀成了粉末；枕头下，铺草里，腰上的板带里有不少钱，都是一角两角的票子，发了霉，是老人平日去几十里外赶场，卖草鞋、棕片、背篓苦攒下来的；发黑的蚊帐背后挂的腊肉，陈年陈月，都发霉生虫变坏，瘦肉变得跟棕丝一样。据说办老人的丧事，小队没花钱，儿孙也没花钱，老人的积蓄还没用去一半。这就是鄂西大山里一个老农民的一生，辛辛苦苦来，辛辛苦苦去，一辈子愁吃的，为儿孙，怕饥饿，怕荒年，怕自己有，又怕自己没有，留下勤劳，留下永远做不完的事，从泥土中来，又化作泥土，从山林草丛中来，又化作一片绿荫。

    学校从灯盏窝搬下设在三小队公屋。这里看来青山绿水，下面是细沙河，河沿这边一带的水田全是这个队的，山上也是水田居多。可能山里阴气太重，又多是冷水田，秧子不大发蔸，割谷时，一把捏得下一二十蔸，又经常发生病虫害，到手的谷子，几天工夫，满田都是白刁刁、年年闹没饭吃。有一年细沙河发水，冲毁了岸边的水田，过日子更难了。好的是这里竹子多，杉树多，漆树多，靠织篾货，卖木料、卖生漆买粮食吃，赶一场，只能买回吃两三天的粮，场场赶，天天饿。没几年，山林砍光了，漆树割死了，只有笋子年年还是拼命地发，竹子还是拼命地长，大自然的恩赐，养活这个队的百十号人。

 

    学校坎下有户姓代的人家，户主代玉书，50多岁了，害肺结核，不能劳动，也没钱治。他养了3个儿子，老大银成，说了个高山媳妇，可能现在都还是这样吧，大山顶、沐抚、板桥等高山的姑娘，往二高山一带嫁，而这一带的姑娘又往屯堡、县城附近的低山嫁，他们说：“男人往高处走，姑娘往低处流。”银成结婚后就分出来了，高山媳妇不挺能干，只知干活下蛮力，家境不怎么好，不能为生病的父亲分忧。老二银洲，老三银珍都是诚实能干，学习勤奋的孩子，只因父亲有病，哥哥又无力相助，过早分担了繁重的家务。整夜不睡织背篓，让父亲去赶场，第二天上课老打瞌睡。有时两弟兄早晚还搭起凳子解料，这是最累人的活，连大人也受不了，拉不了两锯，肚子就饿了。正儿八经请师父解料，每天吃五顿，而且大酒大肉，他家哪有力量招待。他们一个12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