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神宗朱翊钧是明朝第14个皇帝。万历十年（1582年）他亲政时，“帑藏充盈，国最完富”，“太仓积粟，可支用十年，冏寺（太仆寺）积金至四百余万两”。但到了万历中后期，却是“环视库房，一空如洗”，边镇饷银“逾时历年不能给发”，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造成这种状况的总根源，在于明神宗的“酒、色、财、气”四病。为满足自己的私欲，他肥了皇室，却掏空国库、榨干百姓，从而埋下明朝覆亡的祸根。

【穷奢极欲挥金如土】

明神宗继位时，虚龄10岁，实际只有9岁。内廷由生母李太后主政，外朝以高拱为首辅。不久，次辅张居正结纳宫中太监冯保，排斥高拱，当上了首辅兼帝师。在李太后的支持下，张居正厉行改革，开源节流，形成“府库充盈”的局面，同时严格管教小皇帝，力图“致君尧舜上”。但张居正的管教过于严厉，使小皇帝产生了逆反、报复的心理。万历十年，张居正病逝后，改革气象随之荡然无存。

明神宗从小就在糜烂的王府和皇宫里“浸泡”长大，祖父明世宗和父亲明穆宗的腐朽生活对他影响至深。尽管宫内有李太后和冯保的看管，宫外有张居正的教育，但仍不敌随侍左右的诸多太监对他的潜移默化。随着年龄的增长，他逐渐滋生了嗜酒、恋色、贪财、尚气四个坏毛病。张居正死后，他更是毫无忌惮。

明神宗对饮食、衣装器用非常讲究，极尽奢靡挥霍之能事。明代宫廷的伙食，由礼部下属的光禄寺开支，万历初年每年支出十三四万两，万历中年增至近30万两，到万历三十二年底，光禄寺已无银可支。明神宗下令向户部借支3万两，向太仆寺借支2万两。后来，宫廷的伙食开销越来越大，光禄寺因此常常拖欠行户的货款。宫廷所用器物，如折扇、袍服、丝绸、瓷器等不断扩增，明神宗便常常下令向各地加派。

宫廷举办婚丧、册封、祭祀等各种典礼，耗费更是惊人。万历六年，明神宗结婚，时张居正当国，不让他随便花钱，用银不过7万两。张居正一死，费用便大幅攀升。册立太子，仅采买珍宝等就用银约30余万两。为筹办太子婚礼，先后几次采买珠玉等物，至万历二十七年已用银70多万两；长公主下嫁，耗银12万两；福王结婚，费用超过30万两。

土木建筑工程，是明神宗亲政期间耗资最大的一项开销。万历十一年，虚龄21岁的明神宗就在京郊昌平为自己未来的寿宫选址，翌年动工兴建定陵，历时约6年建成，耗银多达800万两，相当于全国两年田赋的总收入。陵墓之外，其他土木建筑工程更是遍布京城内外。“都城内外祠庙寺观，金碧辉煌，堂宇壮丽”，“离宫别院，所在一新”。乾清宫、坤宁宫在万历二十四年发生火灾，皇极殿、中极殿和建极殿又在翌年被火焚毁，后来修复重建，耗资尤巨。万历三十一年开始筹建三大殿后，朝廷令湖广、贵州、四川三省采办名贵楠衫大木，仅大工钱粮就耗银930余万。至于整个三大殿重建工程的费用，更是不计其数。

【传索帑金搜刮百姓】

明神宗毫无节制的大肆挥霍，必然导致他对金钱的无穷渴求，于是便想尽各种办法搜刮钱财。查抄冯保和张居正的家产，明神宗就下令全部归入宫廷内库，不上交国库。对此他还振振有词：“朕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之财皆朕之财。”

明神宗“化国为家”最便捷的办法，就是直接向国库要钱，即所谓“传索帑金”。明初的财政收入以米、麦等实物为主，在户部设立内府十库，它既是中央政府的国库，也是皇帝的私库，“公”私不分。至明中期，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白银货币化，田赋、徭役、盐课、茶课、关税等逐渐折收银两，财政体制也随之进行相应的调整。朝廷于正统七年（1442年）在北京户部下设太仓，用以贮银，也称银库。弘治八年（1495年）又在南京户部下设银库。从此，太仓银库成为中央政府的国库，内府则完全变成皇帝的私库，政府收支与宫廷收支基本分开。内府除存贮三宫（即乾清宫、慈庆宫、慈宁宫——编者注）庄田征收的“子粒银”，还有太仓每年拨给的100万两“金花银”。明神宗花钱如流水，很快就使内府支用见绌，只能不断向户部传索帑金。早在万历六年，明神宗就以大婚置办珠宝为由，令太仓每年支付100万两的“金花银”外，再向内府增进20万两。后来以此为准，每年均增进20万两，直到万历三十七年才因“部帑已竭”而告终。由于明神宗的不断传索，从张居正去世到万历十一年底的一年半时间，户部就透支了230余万两。“万历中年，户部岁入本（本色，指实物——笔者注）折（折色，指折收的银子——笔者注）钱粮，总一千四百六十一万有奇，其折色入内库者六百余万，入太仓库者三百六十八万有奇”——国家征收的田赋，竟有2/3流入了宫廷的内库，内阁首辅申时行不禁惊呼：“太仓之蓄有限，近日之费无穷……入少出多，势必难继。”

当时的国库，除户部的太仓库，还有礼部下属的光禄寺库、兵部下属的太仆寺常盈库（冏库）、工部下属的节慎库等，它们也都成了明神宗勒索的对象。随着国家财政的日渐吃紧，国库储积的日渐枯竭，明神宗又把目光瞄准了工商业者的钱袋。从万历二十四年起，他开始派遣大批宦官充当矿监税使，分赴各地开矿征税，将所得钱财上交内府。矿监名义上是督领金银等矿的开采，实际往往借开矿为名，肆意敲诈勒索。如妄指良田美宅之下有矿脉，迫使其主人交出大笔钱财，否则就强行掘毁田地，拆掉宅院。税使则在重要城镇、关津、路口设置重重税卡，盘剥过往的车船商旅。正如时人所说：“矿不必穴，而税不必商；民间丘陇阡陌，皆矿也，官吏农工，皆入税之人也。”波及的范围北到辽东，南及滇粤，西抵陕西，东至沿海，可谓“天下在在有之”。

矿监税使的肆意搜刮，破坏了各地的工商业，影响到国家的商税收入；他们掠走人民仅有的一点财物，又使百姓难以完纳官府征收的赋税。有的矿监税使无法完成规定的税额，则强迫地方政府将本应上交国库的税款作为抵充，交给内府。这种掠夺不仅害苦了百姓，也损害了国库的收入，实际上是一种间接的“化国为家”。

【民贫国困贻患无穷】

明神宗穷奢极欲，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一是官场贪风盛行，吏治败坏。皇帝贪财好货，臣僚自然群起效仿，导致吏治的腐败。奉明神宗之命四处搜刮的矿监税使，就几乎个个是贪污的高手。如山西每年征解税银45200两，税监孙朝只上交内府15800两，而将29400两隐匿私吞。据内阁大学士赵志皋的揭发，矿监税使搜刮所得，“进上者什之一二，暗入私囊者什之八九”。按此估算，矿监税使从万历二十五年至三十四年这10年间，大约贪污私吞了黄金10万两，白银四五千万两。一般的官吏，同样是无所不贪，不仅贪污赈灾银两、工程银两，就连赎赃银（贪官赎贪污罪的款项）也不放过。湖广巡抚秦耀因遭弹劾罢官，离任之时还“侵赎赃银巨万”。一些内阁大学士的屁股也不干净，如内阁首辅沈一贯，就以纳贿而著称。据载，他曾接受楚王黄金1000两、白银1万两的贿赂。左都御史丘橓曾在一份奏书里感慨道：“下官多以广交为能，或明送于公门，或暗投于原籍；上官又多以不取为拙，或充囊橐以自肥，或括金币以为赂。钱神锢臭，恬不为非，无怪乎廉白之名迹多不见于天下矣！”

二是国库亏空，统治力量大为削弱。为了弥补巨额的财政亏空，明政府只得动用国家累年的储积。户部的太仓，自建立后长期实行“征三贮一”的原则：七分存放外库，用于当年的正常开支；三分存放老库、窖房，以备战争和灾荒之用。张居正刚死，明神宗亲政之时，有老库银200万两，窖库银400万两，外库银300余万两，共计900余万两。到万历十五年，其中的外库银已基本用光，只剩9万两；到二十七年，窖库银也被动用一空；到三十六年，老库银也只剩下8万两。南京户部的银库，万历十三年还有150万两，到二十八年也告罄尽。

这种深刻的财政危机，不仅影响到各项正常开支，且严重削弱了军队战斗力。太仆寺库的存银，原是用于购买战马的马价银，马价银被挪用，军队就无法补充战马。户部太仓拨付的九边年例，是军饷的主要组成部分，太仓被掏空，年例就常常被拖欠。万历中期以后，户部几乎年年都要递上拖欠年例的报告。许多地方的驻军，由于不能及时拿到军饷，加上军政腐败，军官的克扣和虐待，发生兵变。军队战斗力的下降，势必导致统治力量的削弱。

三是百姓穷困，社会矛盾大大加剧。明神宗亲政后，不断加重赋税的征派。万历末年辽东战事发生后，国库耗竭，军饷无从筹措，尽管内府的白银堆得像小山一样，明神宗就是不肯拿出来救急，而是三次加派辽饷，总共加征田赋九厘，计520万两。人民的负担空前加重，加上土地高度集中，豪强肆意盘剥，水利年久失修，水旱灾害频发，“官仓空而库竭，民十室而九空”，社会矛盾不断加剧。于是，无以为生的穷苦百姓便纷起抗争。万历十六年，蕲黄就爆发了梅堂、刘汝国起义，打出“铲富济贫”的旗号，出没于英山、潛山、太湖等地，众至数万。后在官府的合力围剿之下才告失败。在城镇，爆发了以手工业工人为主体、各阶层民众参加的民变与民抄事件。如万历二十二年，有福州的抢米风潮；二十七年，有山东临清州民反对天津兼临清税使马堂的斗争；还有荆州人民反对湖广税使陈奉的斗争，商民向他“飞砖击石”。二十九年，苏州以葛成为首的织工、染工两千余人，为抗议税使孙隆的搜刮，举行示威游行，击毙多名孙隆爪牙，并包围税使官署。孙隆躲进退休大学士申时行家，两天后逃往杭州，才免于毙命。在同一时期，陕西、直隶、江西、福建和云南、辽东等地，也都发生相当规模的民变。

历代封建王朝的崩解，大都始于高层统治集团的腐烂自溃，明王朝同样如此。明神宗的“化国为家”，把当时世界上最为富庶的国家搞得元气大伤。明神宗死后仅7年，明末农民大起义便在陕北爆发。又过17年，明朝的统治大厦轰然倒塌。清代官修的《明史》感慨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应该说，此话不无道理。（陈梧桐：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中国明史学会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