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

宋哲元的表演，更大的受害者则是中国方面。

因为他没有弄明白，无论他怎样表现退让和无辜，日军早已决定痛击29军。在宋哲元忙于“政治解决”的时候，日军则在源源不断增兵和调整作战部署，到20日，其作战部队，已经把宋哲元的三叉戟死死按在地上。其中，刘汝明的143师，遭到从长城外威逼的日军关东军东条纵队的威胁，动弹不得，张自忠38师后有海光寺窝着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前面和37师之间被廊坊的日军截断。北面，日军混成第1、第11旅团构成了巨大压力，而日军的主力，包括第20川岸师团和华北驻屯军步兵旅团，则被香月集中起来作为机动兵团，专门准备从南面切断29军的退路。日军如此强硬的原因，一方面是对华北志在必得（1935年日军就曾策动白坚武、石友三发动建立“华北国”运动，此后又大肆推动“华北五省自治”，其野心不言自明），另一方面是和中国军队多次交手，如29军这样强硬的对手十分罕见，日军认为这是中国军方抗日情绪高涨的表现，必须予以猛烈打击，杀一儆百。特别是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演说，表示和平根本绝望，便只有抗战到底。同时下令中央军北上，更让日军感到如不加以阻止，就会进一步引发中国人的爱国热情和抗战决心，一定要予以扼杀。从全局角度认识这一点，作为地方军阀的宋哲元是远远没有这种战略眼光的。

于是，当香月清司即将以20师团为主力（还有华北驻屯军第一联队牟田口部）进攻南苑的时候，在他看来，南苑的守军根本不堪一击。

此时南苑的守军，包括37师一部（这里本来是38师的防地，后转交37师）、佟麟阁副军长率领的军部机关人员和军官教育团、特务旅孙玉田部两个团、骑9师郑大章部的一个骑兵团，还有一二九运动之后，热血学生组成的一个学兵团（还没有发枪）。其中，特务旅所部和骑兵部队比较有战斗力。这之前，佟麟阁副军长也不断指挥骑兵和特务旅出击骚扰周围日军，颇有战绩（佟本人就是一个优秀的骑手，很欣赏骑兵，而特务旅的装备在29军中首屈一指，一个班两挺捷克式机枪，两具掷弹筒）。日军进攻南苑前夕，原29军文书关经谦从北平到南苑送信，路上就看到被骑兵击毁的日军装甲车，当时还很激动（29军骑兵用什么武器打的日军装甲车，就不清楚了）。不过，这支部队总的来说兵员虽然不少，但番号混乱，非作战人员较多。与第20师团相比，无论装备、训练、人数上都不成比例。

所以，日军一方面公式化地向29军发了最后通牒（这种通牒多了，29军已经有点儿麻木），另一方面，又悄悄让人通知29军自己即将进攻南苑的消息。香月的看法是认为29军属于军阀部队，作为“中国通”，他知道军阀部队作战很少拼死力，多以“政治仗”敷衍了事以免损伤实力。得知日军兵力，中国军队大半会自动撤离南苑。这样，日军可以兵不血刃取得这一要地，同时，给29军卖一个面子，为将来收服29军为己用打下伏笔。

根据双方材料推测，这个在日军和29军之间奔走的中间人，就是当时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潘毓桂。

但是，香月这次的算盘有点儿没打对。29军得到这个消息后，没有决定放弃南苑。相反，看到日军部署的宋哲元，终于明白此战日军不可能让他像以前一样保留平津地盘，于是下定了决心与日军决一死战，即刻部署对日军进行全面反攻，试图夺回战场的主动权。

其实，29军在7月下旬制定了一个反攻的计划，但一直被束之高阁。说实话，日军完成增兵计划后，此时反攻，29军已失先机。但是，宋哲元这个决定，依然有着重要意义。因为没有了地盘的29军也就没有了存在的基础，宋哲元有两个选择，要么和日军拼死一战，要么俯首称臣，在日方羽翼下未必不可以做第二个殷汝耕。

但是，宋哲元最终选择了一战。这里面的原因，一方面宋哲元毕竟是一个爱国将领，另一方面，由七七事变在全国引发的抗战潮流，已经不容阻挡，这时屈服于日军，恐怕宋哲元连29军都会指挥不动！

可惜的是，这次反击，计划在8月1日发起，尚未完全展开，日军的攻击就已经率先打响，而攻击的要点，正是29军的要害--南苑。

当27日，日军开始进攻南苑的时候，南苑的守军，正是最薄弱的时候。当时宋哲元已经认识到反攻时南苑的防御不足，因此命令预备队赵登禹132师迅速进驻南苑，以新锐之师阻击日军的进攻。同时，鉴于37师战线太长，原驻守南苑大营的37师部队，调往北平方向以缩短37师的战线。不过，鉴于前几天双方的激战，29军方面认为日军还要休整四到五天才能真正发起进攻。

27日，赵登禹到达南苑，急于赴战的他身边只带了一个团，132师的另两个团刚到团河，主力尚在涿州，而37师原驻防南苑的主力兵员已经离去。

正在此时，日军的攻击打响了。

第一个日军的打击目标，就是团河132师增援过来的两个团。这两个团，直接撞入了日军早已设好的包围圈，激战之后全部被歼，只有一个团长只身逃到南苑向赵登禹报告。

他们来增援的路线，兵力日军早已掌握。

出卖他们的，就是潘毓桂，潘在参加完29军的军事会议以后，把29军反攻和军事调动的全部计划都交给了日军。甚至潘毓桂还给日军出谋划策怎样打29军。

潘毓桂书画皆佳，人称才子，在当时被视作极会享受生活的人。他还是伪满著名电影明星李香兰（川口淑子）的义父，李香兰称他是非常和善的人。

他在1935年就和白坚武、石友三共同筹划了“华北国”，白、石都受到29军极严的监控，唯独他不但可以接触29军的机密，而且和日军打得火热也丝毫不受怀疑。甚至，他在战后受审的时候，还坚称是受宋哲元的派遣和日本人“周旋”，所谓出卖29军，是为了“和平”。

他居然还真的讲出了一番道理来。

台湾出版的《光复除奸录》一书中，记录了潘毓桂面对审判人员的自辩。潘果然是才子，在审判人员面前镇定自若，侃侃而谈，毫无愧疚之色。他认为，自己做“汉奸”，是做得有立场的。

这立场就是自己将29军的作战计划交给日军，是为了中日两国的利益，指点日军进攻南苑时集中攻击缺乏训练的学兵团驻地，也是为了中日两国的利益。

在他说来，为宋哲元周旋于日军之前，是真心为华北谋一出路。潘称当时国民党政权对北方鞭长莫及，阎锡山封建落后，都不是29军和华北民众可以依靠的支柱，华北当时唯一出路就是和日军合作，可免生灵涂炭。而且，日本文明开化，中国当时如果与日本合作，就不会有后来的八年战争，反而可以和平发展。他的理想是与日本合作，将华北变成没有军阀，政治开明的地方，为整个中国的开化建立楷模。所以，他一直为此而奔走，并不是为了个人的好处。

几个小时，几百条年轻的生命，十比一的代价，值得吗？

他们也都是才子，如果活下来，也许他们中会出新一代的鸳鸯蝴蝶派，或者成为梁思成、巴玉藻。

可是他们死在了南苑这块土地上，如同轻烟消逝，没有人记得他们的名字。学兵团1700人中，活着回到北平的，不过区区600人而已，战死的学生，没有多少留下姓名。

也许，过些年，还会有人谈起潘毓桂，谈起他的诗，他的画，他照顾李香兰的无私父爱，甚至，他的伟大理想……

但是，没有人会记得这些学生的名字--他们根本什么也没有留下。

或许，还会有人争论他们姓共还是姓国。

写到这里，我想到的一句话，是在另一篇关于志愿军的文章中写过的——

“尊严，不是无代价的。”

墙上的几个字有什么可怕吗？为什么几十年后看到这张照片，还有一种肃然的感受？

事实上，潘毓桂对29军的叛卖，这还不是最后的一次。南苑激战之后，军部给佟赵突围的命令，还没有到佟赵手中，就已经到了日本华北驻屯军第二联队联队长萱岛的手里。这次的叛卖，直接导致了佟麟阁，赵登禹两位将军的阵亡。

潘毓桂的这次叛卖，很容易看出和上次有着微妙的差别。如果说上一次他是为了“理想”，这一次，他纯粹是为了保护自己。潘借此青云直上，此后在华北伪政权中历任北平警察局长，天津市市长。

潘因何要保护自己？这是因为日军攻占南苑的战斗，陷入了异乎寻常的苦战。

原以为可以轻取南苑的日军，首先发动进攻的并不是川岸师团，而是华北驻屯军第一联队，联队长牟田口廉也（此人后来升任中将职务，负责日军从缅甸对印度的进攻，在日军中被称作“猪突猛进”的蛮将）。27日深夜，在川岸师团40门重炮的掩护下，牟田口联队率先突击潘毓桂描述的守军软肋--南面的学兵团驻地。第一线的指挥官正是在卢沟桥挑衅的一木清直。

27日下午，牟田口联队在向南苑行军途中，状似秋游(照片日期错误，是发稿时间)

在卢沟桥事变一周年的座谈中，一木清直提到，他的部队冲向南苑守军阵地的时候，守军显然训练不佳，阻击的火力既不猛烈，也不准确。但是，日军却遭到了另一样兵器的打击。